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的探析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动因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党的建设
〔论文摘要〕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
发展的基本动力；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因；外部环境变迁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始终是其主要“带动”力。

我们应当更积极、主动、自觉地运用这四个方面因素，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显着，世人瞩目，但其动因却很少有人探究，相关研究更显不足。

本文拟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并力求从一个侧面透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问题及趋势。

(一)
众所周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
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对矛盾要求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社会主义改革就是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

因此，改革无疑是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1)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2)
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已成为仅次于美、日、德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大关。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我国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
口的温饱问题之后，又初步达到了小康水平，并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事业。

这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性的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盲和半文盲人口大量减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大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入大众化教育。

与此相适应，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议政的水平不断提升，从而加速了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美国学者李普塞特认为：“把政治系统与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最普遍的概括或许是，民主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状况。

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

”(3)从这个意义上说，经
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

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生
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即从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逐渐发展
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并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

这一深刻变革从根本上促进了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政府管理体制面对的不仅仅是处于改革过程中的
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还面对着快速增长的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其管理模式和相关的机构必须进行改革。

从农村来看，从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不仅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结构发生了重
大变化，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大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了建立在政经一体化基础上的人民公社的解体，促进了乡一级政府机构的恢复与完善，也为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企业来看，从最初的扩大自主权、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到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再到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经济，大大地推动了城市综合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和推进
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而经济领域的改革除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就是改革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此为中心，从机构设置、管理模式到权力职责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
相应的改革，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首先是实行政企分开，政企关系由领导与被领导变为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的职责转向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资源、规划、金融等方面的服务，以及在环保、卫生、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督。

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必须围绕这一转变进行改革，特别是精简和调整机构。

同时，也要实行党政职责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并相应地进行机构的调整与改革。

由此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因此，邓小平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
彻。

”(4)“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5)只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已有成果，并把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推向前进。

(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大变化：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而这三大变化都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
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阶级、阶层的重大变化。

其基本趋势是阶级、阶层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

首先，阶级、阶层基本构成多元化。

传统的说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可以划分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改革开放以后，这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传统的工人阶级由于国有
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其人数在逐渐减少。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传统行业走向衰落，企业关停并转，工人下岗待业。

而一些“新工人阶级”，乡镇企业、私人企业、三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人却大量增加。

虽然我们整体上可以把他们定位为工人阶级，但其所处的生产环境、社会环境，包括加入党团组织、组织工会的条件同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

传统的农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入乡镇企业和城市农
民工行列。

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把他们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二者之间在生产环境、生活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其政治诉求也不完全一样。

其亦农亦工、亦乡亦城的处境，使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定式面临冲击，也给我们的城乡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模式、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围绕农民工及相关的城市流动人员的户籍改革、选举方式创新和基层民主建设，正成为我国政治发
展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知识分子阶层从政策层面已被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强调了这一点)。

面对社会阶层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再简单地使用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方法显然对我们准确地认识社会阶层的分化问题是不
利的。

因此，社会学家们主张使用社会阶层的划分方法，并把当前的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

(6)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和社会阶层分析，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将其结合起来，才能更加科学地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变化，从而把握住
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发展的风向标。

其次，新社会阶层的崛起。

伴随着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我国出现了一个逐渐庞大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

其人数不断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政治诉求也逐渐明显。

由于第三产业以及金融、信息、通信、网络、交通、家政等广义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其就业的人数大量增加。

与此同时，新中间阶层不断壮大。

它以专业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创造与使用为
谋生手段的人群为主体，包括白领阶层(主要是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部分私营企业的中高级管理者)、科技人员、高校教师和一些自由职业者。

此外，掌握或运作经济资源的阶层正在兴起和壮大。

这个阶层既包括掌握实际权力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包括私人企业主以及一些在能源和煤矿产业进行违
法违规投资的政府官员。

有的学者认为，中间阶层的收入在一个相互接近的水平上，对消费有大致趋同的倾向，对于民主政治有积极参与意愿。

他们对中国的消费、民主政治、
商业规则的确立及文化改造，都将承担先锋作用。

(7)经理人员从干部队伍和企业主中
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8)由于市场化和管理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和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对经理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丰富实践经验包括有海外背景的经理人员，几乎是供不应求。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是与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程相适应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这种变化对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政治体制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
挑战，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促使社会政治意识出现变化。

政治意识是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并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各个阶层都希望在日益变革的政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益，从而大大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

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

没有公民的政治参与，
就没有政治民主，就谈不上政治发展。

其次，推动中国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发展。

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使各阶层之间相互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复杂化，也使公民与政府、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实践告诉人们，只有依法办事，包括政府依法治国、各阶层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公民依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处理好相互的关系，解决好各种问题，从而增强公民和政府的法治意识，推动国家的法制化建设，而这恰恰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同时，社会阶层的分化，新社会阶层的崛起，引起了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

各阶层尤其是新兴阶层的代表人物，包括私人企业家、工商界人士和农民工的代表相继进入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管理人员也陆续进入各级决策机构。

除了“官方”渠道，社会各阶层还通过工青妇、工商联等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参政议政。

这都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范围，增强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

第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首先，城市化进程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大中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新的市镇陆续形成，全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城市化进程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经济建设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发展工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

城市化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特别
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9)与此相联系，基层
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和参政议政的方式也要进行改革和创新。

其次，传统的单位社会逐渐松动。

新中国成立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形成了特有的单位社会。

一方面，党和政府通过单位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以确保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有序运转以及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就此而言，单位是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础，单位
与党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也可以说，单位是国家的附属，并不能完全代表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社会”。

另一方面，就公民个人而言，只有进入某一个单位才算加入整个的社会
体系当中。

适龄青少年要进学校学习，毕业后或者继续升学或者到某一个具体单位就业。

由于户籍、档案、人事管理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原因，一个人进入某一个工作单位就很难再离开，除非组织调动，这样就事实上形成了个人和单位之间的长期的人
身依附关系。

个人的工资、资源供应、职位的升迁、社会资源和政治信息的获取、参政议政的机会、对上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诉求都必须通过单位。

对个人而言，离开单位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种种原因没有进入单位的公民一般都被视为“社会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社会逐渐松动。

从党和政府层面来说，对单位的管理和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人机
制和人事管理制度、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住房等福利制度都进行了改革。

单位和国家的管理职能逐渐分离，单位享有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推动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不仅有该国内部的动力，而且也有各种外部的因素。

经济全球化，苏东剧变，民主化浪潮，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战略的推行，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

第一，经济全球化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扩大了相互之间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不断发展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日益加深，连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整体，所有国家、地区和国家集团的所有经济部门和经济环节
都成为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0)经济全球化大大密切了各国之间在生产、贸易、金融、投资、信息与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对中国而言，加入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提升了本国经济的
国际化水平，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挑战，经济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风险和脆弱。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全球化并非一个纯经济现象，也会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的相互渗透，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倾向和战略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超乎寻
常的成功，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而且激发了关键部门和地区对改革的支持，正因如此，在其后15年内，尽管阻力重重，中国
的改革得以持续进行”(11)。

经济全球化进程直接或间接地促使我
国建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

(12)在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相应出台了许多顺应国际潮流的政策，改革了原有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运行机制和操作模式。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中国的法制建设。

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商贸、
市场准入、证券期货、商务税收、信息交换、环境保护、人口和移民、国际犯罪等许多全球性法律问题方面，对我国提出了新要求。

要在这些方面进行国际合作，我国就必须加快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

透明度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给中国政府的政务公开和透明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管理体制的转型和政府改革。

强化对政府行为的制约是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另一项基本要求，也是现代民主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客观上给中国政府对强化自身行为的法律化和制度化的约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3)西方国家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其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经济正在跨越国家边界推动思想和
观念的传播，并导致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出现更加积极的公民。

”(14)这样，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理念乃至思维模式，都会产生多维度的影响。

这也会从另一个角度推动中国
政治发展。

第二，苏东剧变的影响。

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也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有两条：首先，中国政治的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则就会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改革。

苏东国家的失败，说明苏联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改革就难以为继。

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是在学习乃至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也必须进行改革，否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会半途而废。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剧变的教训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
体制改革提供了警示，为我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三，民主化浪潮和西方国家战略的压力。

苏东剧变后，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苏东各国和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建立起西方式特别是美式的民主制度，在不同
程度上实现了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和多党轮流执政。

这股民主化浪潮既是相关各国内部要求民主改革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大国推波助澜所造成的。

西方大国在全球的政治战略就是使西方的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
全球化。

为此，它们不遗余力地演变和颠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

对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尽管不同的政府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行遏制战略，或实行接触战略，但归根结底都离不开演变和颠覆这一根本的政治战略。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这必然恶化我国的国际环境，增加对我国不利的国际因素。

我们必须坚决抵制。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压力也可以变为动力，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实际上处于激烈的竞争当中，要抵御西方大国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战略，既要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性，维护政治稳定，同时也要激发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自主创新的信心和勇气，通过改革促进我国民主化的进程和政治发展，增强政治制度的竞争力和优越性。

因为中国政治的发展
既不能简单地传承苏联模式，又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只能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即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模式。

第四，香港、澳门回归的要求。

香港、澳门回归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重大事件。

如何既坚定地使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又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并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大使命。

当然，也正是这一重大事件，催生了“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重
大创新。

从制度层面上看，传统的国家均为一国一制，而我国自香港、澳门回归之日起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允许社会主义制度
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并以基本法的形式保证。

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国体的创新与发展。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特区政府的权限要比省、市、自治区一级政府的权限大得多，而且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这种特殊的形式，突破了单一制国家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结构。

因此，“一国两制”是当
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创新与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与尊严，又保持和促进了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

当然，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之间难免相互影响。

香港、澳门所实行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顺利推行，将引起内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

其成功的经验甚至失败的教训，可能成为内地政治发展的可以吸收的政治资源。

从一定意义上说，会推动内地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人民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都在中国，香港、澳门成功运行的政治模式，以及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模式为什么不能推广到内地来。

当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行之有效的具体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推动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毋庸讳言，香港、澳门的某些政府运行模式已在珠三角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推动了当地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创新。

那么，今后这些具体的制度和做法，或许也会对内地的其他地区产生同样的示范效应，这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