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经济发展状况

前言
真正意义上日本的经济发展是从班田制（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令）的颁布开始的，虽然这一法令未能持续太长的时间，但是这却是日本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

以下笔者将为各位简要分析从班田制颁布到江户末期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借以探究这一长达千年的经济的逐步的发展为日本近现代的经济腾飞所打下的基础。

一、从班田制到早期庄园制
在农业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中世和近世社会，往往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会对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分布状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飞鸟时代末期至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出现了一部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律令政策，即班田收授法。

班田收授法深受我国唐朝均田制的影响，依据户籍制度和记账制度，在日本首次出现了公有田地和私有田地并存的土地制度。

这种公有和私有并存的制度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的日本，并从农业方面扩散到了社会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班田收授法的出现，使得农民和土地结为一体，将农业生产者限制于某一固定的土地上，这就导致了农业生产力的定性差异，进而导致地区发展的不平等性增强，并为后来武家政权时代地方割据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班田收授法同一时期，日本出现了最早的货币经济。

公元708年日本铸造的“和铜开弥”成为日本最早的也是流通范围最广的一款货币。

直到公元963年铸造的“乾元大宝”，此间日本一共铸造了十二款铜钱；此外“开基胜宝”和银币“太平元宝”也广泛的被使用。

但是当时的日本社会并未脱离自给自足的经济水平，因而货币的存在也变得并不那么必须。

除了皇城（奈良）所在的畿内和周边国①以外，其他地区基本没有普及这类货币。

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开端。

以畿内为中心，辐射周边的越前、因幡但马、播磨、伊势志摩和美浓五国，直接导致这一货币普及地区的经济加速发展，并且使之直到现在依然作为日本的一大经济中心。

奈良时代末期，由于流浪和逃亡的农民增加并流入初期庄园，班田收授法的实施开始渐渐松弛。

又由于田地的不足、班田制手续的繁杂和假户籍的增加，到了平安时代初期班田制已经名存实亡；公元902年所实施的班田制为最后的班田制度。

班田制崩坏以后，以前的“公田”实质上成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加上初期庄园的出现，日本经济发展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日本的庄园制最早形成于奈良时代的初期，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开始逐步摧毁着本不牢固的班田制。

公元722年奈良政
权策定了大规模开垦计划，翌年发布了《三世一身法》，承认有年限的土地私有；公元743年又颁布了《垦田永年私财法》，并于同年承认私有土地的永久制。

这样一来拥有大量资本的中央贵族、大寺院和地方富豪纷纷开始大量开垦土地，大规模的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

此时的大规模私有土地就是初期庄园。

而初期的庄园和最早的货币经济一样，也仅仅是集中于近畿地区而并未向全国扩散。

这就直接导致了畿内经济的飞跃性崛起，以货币经济和新型生产方式作为后盾，畿内的繁荣度大幅度增加，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前成为日本不可动摇的经济中心。

但是这样的初期庄园由于需要向政府缴纳一定的赋税，而且直接对庄园进行管理还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因此到十世纪末期初期的庄园渐渐地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无需雇佣劳动力的新型庄园。

这一新型庄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庄园公领制③时代
无需雇佣劳动力的新型庄园和初期庄园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不用向中央缴纳赋税；庄园主不再局限于贵族和寺院，而广泛扩散到富农阶级。

这样一来，庄园的普及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已经向日本全国各地扩散；富农阶级作为庄园主，其庄园就是富农本来自己所领有的土地，使得庄园的规模有所缩小；同时也由于庄园主不用直接对中央政府缴
纳负责，从而导致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地方超过中央的局面。

这一新型庄园的赋税直接收受者是被称作国司②的地方行政长官，这些庄园主们直接将庄园收成的一部分作为赋税交给国司。

但并不是每个庄园主都必须缴纳赋税，获得国司认可的庄园即免除所有赋税。

而这也就导致了贵族、寺庙以及部分富农纷纷向国司赠送礼物从而获得免税。

这就使得国司认定的免税庄园呈泛滥状增加。

这样的庄园越来越多，也就出现了杂役免除型庄园。

杂役免除型庄园是将免税田集中起来，在一定的地区的一定的面积内，随机给予部分土地免除杂役的特权。

而这种部分的免除杂役，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和庄园主联合，并且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半的不输不入的特权。

这就导致地方经济实力雄厚化，而经济实力增强也使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央政府进行政治上的对抗。

譬如摄关家④领有的岛津庄，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化，使得其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取了自主丈量土地的权利。

庄园主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而和寺院、贵族等联手，从而形成了新的寄进地系庄园。

所谓寄进地系庄园，即庄园管理权归属强力的寺社，并向其缴纳金钱、财物，以获取他们的保护；而庄园的直接所有者仍然是
在地农民。

强力寺社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从中央政府那里争取到了完全的不输不入特权。

寄进地系庄园很快向全国推广，很快占到了全国比例的百分之五十。

而这也是日本土地完全私有化的开端。

这种体制的庄园在十一世纪以后和公有庄园并立成为日本的经济支柱。

此后直到庄园公领制的终结，在该体制内的新的发展再也未能突破寄进地系庄园这一等级。

庄园公领制的发展在镰仓时代初期达到了鼎盛。

源平合战中取得胜利的源氏建立了镰仓幕府，并在公元1185年幕府以源义经的谋反为契机，重新掌握了向诸国的庄园和公领派遣地头的权力；在公元1221年的承久之乱中，由于朝廷败给了幕府，天皇方的贵族和武士们以畿内和四国为中心的大约三千所庄园的土地被没收，东国武士大量迁移到畿内和四国，幕府的势力扩散到全国范围。

由于庄园和公领均大量雇用农民进行劳作，加之这一时代农业技术有了显著的发展，二轮作物和铁制农具的普及使得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的增长。

为此，农民阶级开始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领主和地头的权利意识开始提高。

与此同时，自十二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日宋贸易也逐渐活跃化，由于平清盛热心于日宋贸易，使得宋朝货币大量输入日本，并直接导致了日本朝廷铸造的货币的流通停止。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宋朝货币在日本的流通逐
渐开始加速，镰仓幕府和朝廷均承认了宋朝货币为合法通货。

进入十三世纪以后货币的重要作用逐渐得到了体现，连朝贡的物品也变成了货币。

货币经济的再度发展和农业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镰仓时期日本总体的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但是在庄园公领制的条件下，地方经济的独立性也逐渐的体现了出来。

从公元1333年镰仓幕府灭亡到建武新政再到室町幕府初期，由于全国战乱不断，庄园的隶属所有关系频繁的发生变化。

为此，镰仓时代之前的庄园大多是零散分布在各个村落，进入室町时代以后，民众为了自卫使得村落集团化的倾向增强，也有武装保卫的例子。

这便是城下町出现的前兆，也预示着地区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地区经济独立即将形成。

室町幕府为了抑制战乱，以国为单位组织了在地武士⑤，强化了守护⑥的权限。

公元1346年幕府又给予了守护刈田狼藉⑦和使节遵行⑧的权限。

而且，在公元1352年守护以筹措军费为名目在近江、尾张、美浓三国向庄园主和公领征收年贡赋税的一半。

本来这只在限定的范围内临时获得许可的行为，但是却逐渐的扩散到了任何适用的地区，并且成为一种很普通的行为。

这样一来守护就集中了很大的权限。

并且从庄园领主那里取得了征收年贡的权限开始，守护对庄园的支配也开始强化。

此后又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守护确立了对
一国全部领域的绝对支配。

这是导致日本经济飞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当地方拥有绝对的自治权时，便极有可能同中央政府发生直接对抗；而为了保证在同中央的斗争中占到上风，又必须不断强化自己的实力。

这就导致了地方经济的急速崛起，并进而使得地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形成了割据的状态。

室町时代的守护被称作守护大名即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

而另一方面，在庄园和公领内的民众以自治为目的组织起了村落。

这样的村落被称为总村。

这种情况尤以畿内为盛。

而在东北和关东地区，由于庄园和公领的面积辽阔，因而在这之中形成的村落则被称作乡村。

由于总村和乡村形成了极高的自治，因而也无须受中央的管辖，而是直接向当地的守护大名缴纳赋税。

由于守护大名的支配权限强化和总村、乡村的自治，庄园公领制也逐步走向解体。

三、庄园公领制的终结和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
战国时代的战国大名和守护大名相比，对于其所在地域的支配力进一步加强。

战国大名依靠武力确立了自己对于所在地域的支配，从而使之前的那种权利关系被解除，其支配的地域大多被分配给了家臣和寺社。

而其支配地域中的庄园也因为战国大名们的蚕食而逐渐减少。

因为失去了对于所有
权的裁定机关，因而围绕庄园的所有制而产生的纷争，最终都是实力强大者的胜利。

当然这其中也有像土佐一条氏这样作为庄园领主为了维持对中央贵族的庄园的支配权而将庄园的支配权进行下放的例子。

公元1580年以后，丰臣秀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检地。

与其他各战国大名所实施的检地所不同的是，丰臣秀吉的检地具有承认一人一田的特点。

这就彻底瓦解了延续数百年的土地多重所有关系，终结了自奈良时代开始的庄园公领制。

这同时也标志着小农土地所有制在日本的正式确立。

战国时代虽然作为日本历史上战乱最多的一个时代，但是却并没有因为连年的战乱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倒退，相反在这一时代经济发展总量超过了之前所有时代的总和。

究其原因是因为各战国大名都梦想着统一天下，因而在注意军备建设的同时也致力于领地内的经济建设。

以甲斐的武田氏为例，作为源氏后裔的甲斐武田氏无时不刻没有觊觎着天下，在同周边割据势力征战以扩大领地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对于领地内的内政工作。

自十六世纪初期开始，武田氏便着手开始开发其领地内的金山以充实经济实力，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免受天灾的影响，于公元1521年在富士川上游修建了名为霞堤的堤坝来阻挡雨季的洪水。

这一系列措施使得穷兵黩
武的武田氏在和其他割据势力的长年征战中受益匪浅，至少来说，武田氏所奠定的经济基础能够支撑起和其周边割据势力长年累月的战争。

战国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一时代各战国大名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有效的推动了其所在地域的经济发展。

各地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的实行使得日本的经济多头发展，从而也带动了日本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

其中一些政策和措施对于日本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日本的经济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其一是乐市乐座。

在室町时代形成的总村和乡村，到了战国时代发展为了城下町，及总村?乡村向某地的政治?军事中心集结和形成的一种相对特殊的村落状况。

因而城下町的出现使得区域经济的活跃度加强，区域内的繁荣度也因之而上升。

但是由于战国时代极强的地方割据，因而区域间为了保护本地经济的独立性而互相设立高关卡，使得各区域间的经济交流极为困难。

为此，在经济繁荣的畿内首先出现了乐市乐座这一经济措施。

所谓乐市乐座，即对领主所管辖的领地范围内的城下町实施自由贸易、取消一切经济特权、减免税收，并确立领主对当地经济的绝对管辖权力的一种措施。

这一措施直接促使领地内的新型工商业者的形成和领内经济
的活跃化。

而且由于领地内的无关税状况和领地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而也使得同其他割据势力所领有的城下町之间的贸易关卡相对弱化，从而使其他地区的商品能够更好的流入实行乐市乐座的地区，又再度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随着畿内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各地大名也纷纷效仿，乐市乐座政策很快在全日本得到推行。

这一政策的广泛化，使得日本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同时也由此促成了日本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

其二是地子免许。

所谓地子免许，也就是免除农业税收的意思。

但并不是免除掉所有农业生产者的税收，而是免除掉在城下町务农的农民的税收。

因为城下町实际上已经成为商业的集散地，农业生产的作用受到削弱，因而无法满足年贡的赋税额。

因而领主直接免去这些在地农民的年贡赋税。

在乐市乐座的前提条件下，地子免许给商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而与此同时的地子免许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多积极的影响。

由于免除了所有的赋税，农产品得以逐步投放进入市场，农产品商业化也进一步促使了农业产量的提升和农业生产技术的更新。

农业和商业的互补进入良性循环以后，整体经济力的发展速度也逐渐的加快了。

其三是兵农分离。

在战国时代之前甚或战国时代初期，日
本是没有常备军的，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因而作战的时间也就集中在冬夏两季，即农闲时分。

而随着战乱愈发频繁，出征的时间也不再固定于农闲时节，一年四季皆有战事。

而一旦大量征召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势必将极大地影响到领地内经济的发展，并可能导致领地内局势的动荡，进而后院起火，得不偿失。

因此为了既能保证军事的需要又不耽误领地内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业秩序，兵农分离的政策开始逐步的在日本推行开来。

职业的武士集中居住在城下町的某个区域内，或者居住在本城的某个固定的场所。

和乐市乐座相呼应，由于武士阶层作为非生产者，因而必须从市场和俸禄中获取满足生活需要的粮食及其他物品。

这又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乐市乐座一并成为城下町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样就将军事行动和农业生产分离开来，在保障军事需要的同时也不耽误农业生产，从而使得经济的发展并未因为战争的频繁而倒退或者是凝滞，反而继续前进着。

而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了二战结束。

在江户时代，这一政策确立了士农工商的阶级分化中得武士的最上层地位；但是也由于这一身份等级制度的实行，使得日本在江户末期由于闭关锁国的连锁影响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因素，经济状况极度恶化，近乎达到了经济崩溃的状态。

其四是《总无事令》?《刀狩令》的颁布和太阁检地的实行。

丰臣秀吉于公元1590年正式统一全日本，实现了日本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大一统。

随后便颁布了《总无事令》?《刀狩令》和实行太阁检地。

所谓《总无事令》，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日本国内严禁任何大名间发生战争，如有违反，挑起战争的一方将受到极其严厉的处分。

例如公元1591年东北陆奥地区的九户政实之乱，丰臣政权为平定此次叛乱，调集了六万部队横扫了整个陆奥地区，将九户一族屠灭殆尽；之后东北的蒲生氏因为与上杉氏的领土争端而挑起了边界战争，也受到了削减领地和领主切腹的处分。

在丰臣政权强大的物质压力面前，日本各地大名不得不停止私下的战争，转而将主要的目光投向领内的经济建设。

虽然这一政策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但是也不得承认这一政策的颁布确实有助于经济的发展。

而所谓《刀狩令》，则是强行没收民间私藏的刀枪等武器，彻底解除民间武装。

作为补偿，交出武器的农民?商人会得到减免赋税或者其他与之相关的奖励。

在当时的日本没有建立类似于警察或者宪兵这类的地方安保机构，而是在各城池中直接驻扎作战部队。

民间的武装被彻底解除以后，袭击驻军或者暴乱这种情况便因之而不复存在了。

而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便是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这一政令的颁布，同兵农分离政策一道，正式确立了日本武装部队的独
立性，并且成功的将军事与经济脱离，一段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活跃。

而太阁检地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数据记载的对整个日本经济力的估算和对全日本范围内一人一田的小农私有制的确立，并且这一措施也奠定了江户时代的石高制⑨的基础。

虽然现在在我们看来，小农经济是一种极其落后的生产方式，但是在当时的日本，比起腐朽没落的庄园公领制，小农经济却是一种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了。

土地的完全小规模私有和较低的赋税极大的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技术也随之不断更新，农业生产量大幅度提高。

根据庆长三年（公元1598）检地的数据，全日本的粮食生产总量达到1892.1万石/年。

按照江户中期的米价与黄金价格的比例为每万石/200两黄金，1黄金=4白银，那么当时的日本年总收入可以达到一百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两白银⑩。

虽然同我国明清时期的年总收入相比不值一提，但是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而言，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奈良时代、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年总收入的总和。

这之中固然有自奈良时代开始打下的基础在里面，但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战国时代各项政策和措施对于经济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

四、江户时代日本的经济发展
德川幕府于公元1603年在江户受领征夷大将军一职并
建立幕府，并于公元1615年灭掉丰臣氏，完成了日本全国的统一。

和所有没落的封建王朝一样，江户幕府建立不久便开始着手进行闭关锁国的工作。

继丰臣秀吉颁布的《伴天连追放令》○11之后，德川幕府也颁布了同样性质的法令，驱逐在日本境内的基督教徒和西洋人。

为反抗这一禁令而于公元1637年爆发的岛原之乱○12也被幕府血腥的镇压，幕府基本上完成了对国内基督教的清洗。

随后颁布的《异国船打击令》更是直接禁止西洋各国船只驶往日本，仅开放长崎一处港口用以进行极为有限的对外贸易。

江户时期，日本只和中国、朝鲜和荷兰保持着有限的外贸关系。

而实际上这样的外贸关系几乎无法使日本的经济有任何的发展。

由于公元1592~1598年的文禄庆长之役○13，日本和中国、朝鲜的关系一度陷入绝交状态；后来到了明朝后期，德川幕府为了整顿国内态势，而主动派出外交使节力图打破这种外交上孤立的僵局，而这一积极的外教举动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有记载在公元1648年，明朝曾经派出外交使节请求德川幕府派出援军从背后袭击满清军队，但几近失去海军力量的德川幕府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信心去帮助风雨飘摇的明政权摆脱危机。

满清统一中国以后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实质上的日中经济交流已经中断。

而由于在文禄庆长之役中整个朝鲜半岛陷于战火，战争结束以后朝鲜全国人口锐减三千万，耕地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

李氏朝鲜花了长达三十年的时间才将全朝鲜的整体水平恢复到战前的二分之一。

日本和朝鲜之间的贸易仅仅停留在物物交换的水平。

日本将硝石、京织绢○14等物品销往朝鲜，借以换取名贵药材、野兽皮等物。

而这样的物物交换由于都是昂贵物品之间的交换，因而并未大规模投放市场从而促进经济的活跃。

而日本和荷兰的贸易更是无法称之为大众贸易。

作为埠口的长崎，虽然会迎来很多来自大洋彼岸的荷兰船只，但是幕府从荷兰人那里获取的仅仅是用以充实军备的各种物资而并非能够满足大众需要的物品。

因而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江户时代的经济发展若要和对外贸易扯上关系实在是太过牵强了。

和十二世纪末期的日宋贸易相比，江户时代的对外贸易所取得的成效实在是不值一提。

江户时代国内的经济以米作为中心，因而丰年、凶年而造成的是否能够收获米以及随之造成的饥荒等情况经常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后来由于农业技术的提高，米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米的广泛流通造成米价的下降，以米为
中心的石高制作为经济体制幕府诸藩为此感到经济极为困难。

于是在公元1730年在大阪诞生了先物取引市场○15。

全国的生产和物流的网络以两大消费地——江户和上方为中心形成，商业活动也因此而活跃起来。

特别是在江户进行的建造师也，建设投资的倍增效果产生了良性的循环。

被称作“火灾和喧哗并存的江户的繁华”表明江户多发火灾，火灾过后的重建又需要木材，因而也有因为经营木材而发家的人。

建筑投资使得诸藩的收益流向了幕府，而投资所需要的木材等建材则再次将这其中的经济利益流回了诸藩。

在财政方面，幕府为了保证米价的稳定和确保幕府的收入而进行了货币的改铸。

筱原重秀○16主持了元禄和宝永年间的货币改铸，发行了降低金银含量的货币，使得米价和其他与之相关的货物的价格上升，引起了通货的活跃。

幕府的财政也因此而健全化，在景气的经济状况下产生了奢侈豪华的元禄文化。

但是由于南关东地震的救灾资金以及过度的金融缓和政策招致物价上涨，最终使得平民百姓的生活受到压迫。

为此在这样的通货膨胀的状态下依据新井白石○17的限制货币的政策却又导致了通货紧缩。

新井白石的政策稳定了以米的贩卖为主的收益，却使得武士和农民的生活因此而受到压迫，但是却使得米价得以长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