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研究是原点 平生学研为实践——彭定安学术访谈录

刘玉平（以下简称刘）：先生，这次访谈，我们想先从您即将问世的多卷本文集谈起。

请您先介绍一下文集的相关情况，这样有助于理解您的学术研究的总体情况。

彭定安（以下简称彭）：我的多卷本文集，一共25卷。

它们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第一卷名为《雪泥集》，是1978年我进入学术研究机构以前的作品选集，其中有几篇“少作”—1948至1949年在南昌进步报纸上发表的影评和短文。

大部分则是1950至1978年的作品。

这一卷，纪念意义更大一些。

《永生的战士》与学雷锋活动的兴起
《雪泥集》中值得一提的有两篇关于鲁迅的文章，特别是1956年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而作的长篇连载《鲁迅的一生》。

这是我五次全面书写鲁迅生平、思想与作品中的首次，所以可以说是我终生从事鲁迅研究的开端和滥觞。

再有应该提到的是报告文学作品《永生的战士》。

它发表在1963年1月8日的《辽宁日报》上。

这篇报告文学，是在雷锋因公牺牲后不久，以“拟传记”的形式，第一次全面、系统、热诚地抒写了雷锋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并且提炼、总结了“雷锋精神”是“伟大出于平凡”，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即“助人为乐”。

这篇报告文学发表当天就引起了轰动。

不久，《中国青年报》转载了此文。

3月5日，毛泽东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请求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

题词发表后，全国兴起了持续至今的“学
本期文艺家：彭定安（1928— ），江西鄱阳人。

曾从事新闻工作近20年。

后转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先后任所长、副院长、研究员；1993年离休后应聘东北大学创办文法学院并任首任院长、教授。

现为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社科联和文联、作协顾问。

首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辽宁省委省政府命名优秀专家。

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鲁迅学、艺术心理学及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

代表作有《鲁迅评传》《创作心理学》《鲁迅学导论》以及三卷本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等。

著作结集为《彭定安文集》25卷共800余万字。

鲁迅研究是原点 平生学研为实践
—彭定安学术访谈录
◎采访人：刘玉平
雷锋活动”热潮。

刘：我还记得有报道称：“33岁记者笔下的雷锋这样走来：彭定安一篇报道使一个响亮的名字广为人知。

”
彭：对，那是《哈尔滨晚报》的报道。

他们是为我“正名”呢。

报告文学发表时，我因客观原因，不能署真名，用了“波阳”（我故乡“鄱阳”的谐音）这个笔名，却署了只提供了资料而没有参与写作的人的名字。

所以人们以为他是作者，而不知道是我。

不过我在2007年第12期的《百年潮》上发表了《“学雷锋活动”是怎样兴起的》，应该算是为“历史”正名了。

“鲁迅世界”的探索与鲁迅学的创建
刘：请您再介绍一下文集其他卷的情况。

彭：文集第2到第15卷是学术专著，它们涉及多个学科。

第16到21卷是论文集，它们分别是鲁迅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与评论、美学与艺术评论、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学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论集。

第22卷是散文集《秋日的私语》。

第23至25卷是三卷本长篇小说《离离原上草》。

整部文集大约800万字。

刘：文集的情况，反映了您的研究所涉及的学科范围。

能否请您简略介绍一下您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情况？先从鲁迅研究谈起，可以吗？您的鲁迅研究在国内外均有影响，有论者指出，您是“‘鲁迅世界’的探索者”和“鲁迅学的奠基人”，这应该怎样理解？请您从整体上谈谈您的鲁迅研究的思想和理路。

彭：好的。

所谓“‘鲁迅世界’的探索者”，是指我从《鲁迅的一生》（1956）和《鲁迅评传》（1982）问世起，曾经五次全面抒写鲁迅的生平、思想、创作和著述；也指我的鲁迅研究著述中，有一部68万字的“大著”，书名《走向鲁迅世界》（1992）。

这五部关于鲁迅传记性的著述，还有其他九部鲁迅研究专著，都可以看作是对“鲁迅世界”的解读、诠释和论证，也就是对“鲁迅世界”的探索了。

我的“‘鲁迅世界’探索”的特点和学术个性，可以约略做这样的概括：总体上，我在“以广阔的历史—社会—时代—家族为背景并结合鲁迅独特生活经历与心灵历程”的视角下，探索和描述“鲁迅之诞生”与“鲁迅的世界”，并陈义“鲁迅如何做人以及教我们如何做人”。

在此基础上，解读和诠释鲁迅的思想特色、艺术思维、创作心理以及作品的思想创获、审美特征与社会效应。

在社会学、文艺学、美学、创作心理学、传记学以及接受美学与比较文学等多元化、跨学科基础上，构筑了一个独具特色的鲁迅世界及其作品的诠释框架与理论范畴。

有评论认为：我的系列研究著述，对“鲁迅世界”的研究与诠释，具有新的视角，开辟了新的领域，具有新的开拓与建构。

而且，著作的资料翔实、论证严密，富有理论色彩，语言生动流利，并具“自身情怀”。

有论者1993年
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走向鲁迅世界》时指出：“作者兼备诗人与学者两种素质，著作熔诗情与学术于一炉。

”
刘：请您概略地说说您的鲁研论著中独具特色并且是由您“开辟”的“鲁研”新界域。

彭：综合地和概略地说，有这样四个方面、四个论题：一是对“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的研究；二是“鲁迅创作中‘狂人家族’”的提出和论证；三是“学者鲁迅”的论述；四是“鲁迅创作心理”的发展、形成与特色研究。

第一个论题，有专著《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问世。

其论旨主要是：鲁迅不是什么“天纵之圣”，而是在统一的时代精神与历史条件下，和他的同时代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同成长的。

不过他却有突破和超越，走在时代和同时代人的前面，站在比同时代的人更高的层次上。

有评论指出这部论著，开辟了鲁迅研究的新界域、新群落。

季羡林先生收到我奉呈的这本书后，给我写信说：“研究鲁迅者多矣，似这样研究的还不多见。

这是一部有意义的书。

”
刘：记得先生1982年在大连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习班上，以“鲁迅的狂人家族”为题讲学，引起轰动。

这个论题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彭：我提出，在鲁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系列，构成了一个“狂人家族”。

这里的“狂人”，不是“疯子”的概念，而可以称为“被人视为疯子的人”，或者称为“被逼成了疯子”。

比如章太炎就被称为“章疯子”。

总之，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满现状，期望改变“这世道”，包括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闰土的“摇头”与“慨叹”。

所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要求：希望改变现有制度和社会状况的“狂人家族”。

这是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文学典型创造上的体现。

刘：关于评论所肯定和赞扬的您的鲁迅研究中的“自身情怀”，应该怎样理解？
彭：我读鲁迅，主要不是在书斋、图书馆和研究室里，而是在风雨载途、生活艰困、精神迷茫中阅读，是在“读鲁”中，寻求精神支柱、思想明灯、人生指归以至生命体验；而且，更是由此去读懂中国的历史、社会、人生。

鲁迅作品是我艰困生活中的“绿洲”。

我阅读和研究鲁迅，是和着“精神的血泪”的。

这种阅读以及研究，不是冷静的，更不是冷漠的，也不是“纯学术”和理性的，而是带着深厚的、切身体察的感情的，是情感的理性化、理性的情感化。

鲁迅研究不仅是我的学术文化之路，而且是我的心灵之路、生命历程的记录与表现。

这也许就是评论赞许的我的“‘鲁研’著述”中的“自身情怀”吧。

刘：所以辽宁省文联原主席牟心海先生在他的著作《彭定安的学术世界》中，赞许您的鲁迅研究时说：彭定安研究鲁迅“已经50多年了……这种研究是与他几十年风雨坎坷的经历，几十年对于社会生活、民族命运、人类生存的种种境况的亲身体验和思索的思想、感情相融合着的。

”“鲁迅研究同他的生命历程、思想发展、人格形成是血肉相连的。

”
彭：的确如此！鲁迅是我的精神导师和人生引路人。

刘：那么，关于“鲁迅学的奠基人”，怎么理解呢？
彭：说是“奠基人”，过誉了，我愧不敢当。

只不过我是第一个在书面上正式提出“建立鲁迅学”倡议的人。

听说，老一辈学者、著名翻译家、鲁迅研究家戈宝权先生在我之前，口头提出过此议，只是未曾有附议和产生影响。

我未听说过戈先生的提议，而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察，想到英国有莎士比亚学、德国有歌德学，中国应该有鲁迅学，而且已经具备条件了。

所以在1981年书面正式提出《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发表在我所创办并主编的刊物《鲁迅学刊》上。

此后又多次论述鲁迅学的形成历史与其内涵、特征和结构等，还发表了《鲁迅学：中国现代文化文本的理论构造》等数篇重要论文，为鲁迅学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奉献了一己之力。

现在，鲁迅学已为学界认同并有有关鲁迅学的论文与《鲁迅学史》等著作问世。

鲁迅研究与鲁迅学的关联与区分
刘：请问先生，“鲁迅研究”和“鲁迅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彭：一门学科的成立，需要经历和达到三个层次：资料层次、理论层次和结构层次。

资料充实而丰满，提供了产生理论的原料；理论充实而丰满了，就会形成一种特有的理论构造，产生体系性的结构。

鲁迅研究可以说在20世纪初，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问世时，就有中外评论发表，开始提供资料层次的重要原料，以后历经了数十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七八十年之久了，中外评论和研究著述极多，可谓“汗牛充栋”。

形成学科的资料层次，水到渠成。

而资料层次中的材料，许多是理论性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评论都秉持一种理论，含有理论质地；也还有为数不少的高层次评论，本身就具有理论元素。

这样，理论层次也具备了。

在这样两个层次的评介、论述、诠释中，所有理论元素，便渐次形成了一种“理论构造”，使鲁迅研究的事实与理论，组成了鲁迅学的理论层次。

于是鲁迅学产生了。

所以，总结地说，可以这样表述：鲁迅研究的成果是基础、源泉、素材；鲁迅学是将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凝聚、提炼和结晶，使之提高、升华，
抽象化、概括化、晶体化、理论化，从而形成一门具有完备构造的，理论化、科学化的学科。

至于鲁迅学的理论构造—其核心、“柱石”、诸多元素及其理论命题和范畴，我在拙著《鲁迅学导论》中做了系统的具体论证。

刘：先生晚年有两篇大论文《鲁迅：20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和《鲁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反响很大，得到不少赞誉。

可不可以说，这是您的鲁迅学研究的总结性文本？
彭：可以这样说吧。

前一篇论文，是在《光明日报》上，以一整版篇幅发表的。

这篇论文是2001年我在绍兴召开的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的“鲁迅：‘经典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它得到会议主持者的赏识和重视，我被安排作研讨会的第一个发言，宣讲论文纲要。

此后，又收入研讨会的论文选《反思与突破：在经典与现实中走向纵深的鲁迅研究》中，并被放在首篇位置。

刘：您在论文开篇就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困惑、诱发、刺激、启迪、激起某个民族的全民族性的整体思维和基本感情、主要追求和理想的‘集中—集体—无意识’的生活和生命诉求。

……每当其时，总是会应时代之召唤、民族之养育、人民之催生，产生一批民族精英，为民族的感应神经，为民族的思考人和代言人。

其中，尤以作家、艺术家为灵魂，为表现者。

他们的作品，便成为表达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民族愿望的民族文本。

”
彭：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铁的规律”。

我接着说了，在意大利有但丁，在英国有莎士比亚，在德国有歌德，在法国有巴尔扎克，在俄罗斯有普希金和果戈理。

刘：那么，在中国的20世纪就有鲁迅。

彭：对，20世纪的鲁迅就处于这样的地位，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他是20世纪中国的民族寓言与民族文本，代表中华民族向人民、向世界发声发言。

呼唤民族觉醒，号召人民奋起、抗争，创造新的社会，产生新的人。

鲁迅号召“立人”，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从鲁研“原点”“辐射”诸多相关学科
刘：有论者说鲁迅学研究是您的学术研究与学术领域的“放射原点”。

这个概括准确吗?如果准确，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论题？以我学习和理解的程度而言，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概括：您从鲁迅学研究，逐步发展、延伸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与评论、美学与艺术心理学，以至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等学术界域的研究。

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彭：基本准确。

我且分门别类来回答。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研究鲁迅本身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研究鲁迅也必然涉及大部分中国著名现代文学的作家。

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都受到鲁迅深刻的影响，甚至于少数站在鲁迅对立面的作家，也无法回避鲁迅。

所以，我研究鲁迅，很自然也是必然走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是首尾衔接的。

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在20世纪50到90年代，仍然活跃于文坛。

所以我的研究也涉及当代文学。

我被学术界议定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代学者”。

我主要研究的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寻找’和创获现代性”以及“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这样两大主题。

刘：我学习过先生发表的这方面的论文，如《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我国当代文学》（1984）、《20世纪中国文学：寻找和创获现代性》（1994）、《20世纪世界文学思潮：在中国土壤中的接受、消解与改塑》（1994）等。

这些论文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中进行观察和研究，有评论说，这是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到处。

李作祥在《简论彭定安》中曾说，“世界眼光”和“‘格局’感”，是您的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

彭：这实际上是客观事实在人的主观世界的反映，是我的理论思维、学术研究，对客观事实的反映和反应。

刘：先生，再请您谈谈如何从鲁迅研究，走
向其他“亲缘学科”研究的路径。

彭：这有两种情况，一是“顺道而至”，一是“中途相遇”。

前一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地发生、形成的。

由“鲁研”而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情况已如上述。

至于文学理论与评论，首先，读鲁迅，就是读文艺理论、读文学评论，其中有直接的文艺理论、文学研究或批评文章，有的则是在一般文章以至杂文中含有文艺思想、理论与文评。

这就既从阅读中直接接受“文艺理论训导”“评论指引”，又受它们的启发而进入文艺理论的学习与思考，以及文学评论的研习与指导。

再有，我自己向来对文艺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内外结合，我也就进入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学术界域了。

刘：不过，先生，就我拜读到的您的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都不是纯学术型的，而是现实性很强的。

彭：是的，我是有针对性地发声而撰写这些文章的。

有一个时期，一种论调和创作者的心态，有点“甚嚣尘上”，比如“我就是写我自己”“私人文学”“玩儿文学”，有的竟然宣称“写下半身”等等。

我还看到一篇特写，报道几位先生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位说：“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文学与时代有什么关系？”一个接茬说：“文学跟时代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再一位发狠说：“文学离时代越远越有文学性。

”这种貌似“现代理论家”“站在时代前列”、谙熟西方文艺理论的“论道”，使我非常惊讶。

这是很有害的言论。

以这些为背景，针对它们，我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理论结合实际，在立足马克思主义文艺论的基础上，针对“现在进行时”的一些思潮和错误理论，来阐发一般文艺理论。

此外，此前和以后又发表了《论新的民族艺术觉醒的到来》《文学的新时代与新时代的文学》《时代与创作，创作与批评》《时代呼唤中国的巴、左、普》等等。

刘：先生的这些论著，我都拜读过，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文学的三不朽精魂》《重提文学的人民性》等等，您指出：“人民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本性。

失掉人民性的文学，疏离了社会，疏离了人民，离开了时代精神，就虚悬于空，无有着落，命也不长。

”后来，您在学习习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后，又在《芒种》杂志上发表了《文艺“五性”与当代文学》长篇论文，从基本原理到中外文学史、中外文学名著和伟大作家，详细论述了文学与生俱来的人民性、社会性、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彭：我这些文章都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

刘：先生，在文艺理论方面，您还发表过 《小说：符码组建的叙事楼阁》《小说：创获一个“第三世界”》《谈小说描写的视觉形象性》等论文。

所以牟心海先生在《彭定安的学术世界》中评论说：“通过这些小说论文内容的展示，看出彭定安在小说创作理论上，确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论上的建树。

”关于文学评论，您还有创见，您提出“立体型文学评论”的概念和要求。

彭：我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发表过一篇《立体型的文学评论》。

在这里，我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多方面、多维、多变的结晶体。

它包含6个涉项。

它们是：1.社会→作家→作品；2.作家→作品→读者；3.作品→评论→读者；4.【作品】：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5.生活→作品→评论；6.【作品—（评论）】：见识→理论→文采。

这是一个广阔、复杂、随时代变迁而波动的系统。

按照这一复杂系统来从事文学评论，才能使视野开阔、见识卓越、理论深厚、评论得当。

详细的这里不能多加评说了。

刘：牟心海先生在《彭定安的学术世界》中评论说，您这是“独有创见”，而且指出：“彭定安不仅从理论上提出‘立体型’文学批评的建设性见解，而且在他的评论实践中遵循他自己的评论‘原则’，这种示范作用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所以评论家李作祥先生在《简论彭定安》中指出：“辽宁有彭定安，这是辽宁文坛和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彭定安有意打破和对抗地域局限将眼光投向世界的倡导和实践，实在是我们辽宁文界之必需。

”“由于彭定安的倡导和实践，我们在理论文化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上更加自觉了。

”
彭：现在我来谈谈其他方面的情况。

至于美学研究、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研究，与鲁迅学研究的关系，则是前面所说的“中途相遇”了。

我在这几个学科方面的研究兴趣与关注，与时代思潮和当时的文化学术的潮流有着深刻的关联，也与当时的社会实践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

鲁迅的美学思想则是我研究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比如他的《门外文谈》，就给我以深刻的影响。

当然，我的美学研习，还是以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为根本指导，也研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拉法格的相关著述和言论。

至于文化学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则可以说，直接受触于鲁迅研究。

鲁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社会现实认识最深刻、最到位、最精粹、最透彻的大哲。

他的杂文，就是高举着“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面鲜明旗帜的。

这给予我认识、剖析、诠释社会现象的思想的武器和分析的利刃。

当然，同时我还参与了社会学热时期的社会学理论学习和研讨。

在此基础上，研究现实社会现象，提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来探讨；而且，对社会学研究自身也做学科性研讨。

刘：您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不少论文，引起社会的注意。

比如《关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演变与文化整合》《传统文化：在汽车文化和技术文化面前》《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人的现代化》《走出对现代化理解的误区》《当代人类文化的转型与重构》等。

彭：这批论文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几个重点：一、正确理解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体系。

现代化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包含社会进步与“人的精神之再造”，即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二、因此，“社会软件”建设和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内驱力、根本保证和最终归宿。

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选择，而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选择，即用传统文化拣择现代化目标体系，传统文化向现代创造性转换，现代性与传统文化整合融会。

四、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市场化，不是纯工业化、商业化、经济起飞，而是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现代与传统结合，并且准确对待和处理“中外文化对接中的误读与错位”问题。

刘：先生的这些论文都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

所以曾任辽宁社会学学会会长的社会学家赵子祥先生，在《彭定安先生社会学学术思想述评》中评论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说：“他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文化思考表现出超前的现代意识，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评析等，都构成彭定安先生学术思想的主体。

”
接着，我想请先生谈谈文化学研究的情况。

当然，前面所谈，都含着文化学的研究内蕴。

不过，您对文化自身，也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学术界现在都称您为“文化学者”。

文化是“表现为文化的‘经济’”：
作用和意义
彭：“文化学者”之意，“文化的学习者”也。

刘：《光明日报》的在2010年8月7日发表的一篇对您的访谈《文化是一个国家客厅里的字画》中，曾经说过：“老先生似乎不爱用学者称谓，而只说自己是‘学习者’。

”
彭：对呀，我永远是一个学习者。

说到文化学研究，我有一些对文化自我拟定的诠释和定义。

刘：先生，您的这些“诠释”和“定义”我读到过一些，但是不系统，今天愿闻其详。

彭：有这样一些提法：“文化是表现为 ‘文化’的‘经济’，‘经济’是表现为‘经济’的 ‘文化’。

”它们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双位一体’”。

它们本来是同根生、不可分的。

我这是受到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论证的启迪而提出来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曾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

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

”简单的例证有目共睹：生产手机是“生产”，但生产过程中消费很多原材料；购买手机是“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