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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共产党同路人的鲁迅
摘要：加盟“左联”，是鲁迅思想左倾的标志性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鲁迅与“左联”这样的左翼团体的关系具有虽结盟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特点。

鲁迅的左倾首先体现在对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上，这在显示鲁迅对胡适等人从政治诉求到基本人格严重隔膜的同时，也显示出现实中尖锐的政党对立已经全面渗透到知识分子阶层。

其次，鲁迅的左倾也体现在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中。

鲁迅对当局的批判与当时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也还有一定距离。

晚年鲁迅的定位，只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正是这一定位决定了当初鲁迅的加盟“左联”，“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就与其中的部分人士产生隔膜，但双方都力争维持着同盟关系。

不过，双方都郁积着诸多不满，最终导致了“左联”结束时以不欢而散宣告同盟关系的破产。

如何定位晚年鲁迅，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陆又成为一个新话题。

此前的半个多世纪，晚年鲁迅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顺理成章必不容有丝毫质疑之事。

然而，世间有许多事情往往发生在对某些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之事的质疑中。

具体到鲁迅研究，则有研究者提出，鲁迅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这不仅让马列主义派的学者们愤懑，而且也让某些思想独立的学者想不通。

有人公开撰文，详细罗列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备的政治的、
经济的一系列主张，认为这些在晚年鲁迅思想中都找不到点滴踪影，因此断难认定鲁迅是自由主义者。

可见，命名之准确是相当必要的，尤其是孔夫子影响下的中国人，“正名”从来都是做任何事情的必由途径。

要谈晚年鲁迅问题，首先需要讲清楚鲁迅思想分期的问题，这也曾经是鲁迅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任访秋先生在《鲁迅与胡适》中提出，30年代初鲁迅参加“左联”应该是划分鲁迅与胡适走上不同道路的标志性时
间和事件。

笔者认同任先生对鲁迅晚年思想起点的定位。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鲁迅参加“左联”就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文艺
战线上的战士，而是认定他从此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作家。

一
1930年2月15日，鲁迅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3月2日又出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

这样，鲁迅就在仪式上完成了他的“左转”。

鲁迅加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这些组织，当然有其思想观念上某些方面的基本一致性，这一点前贤们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就不多费笔墨了。

本文首先要强调的是，鲁迅即便是加入了这些左翼组织，他的生活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依然过着著述为主的生活。

在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发生论争以前，鲁迅的著述事业是既顾及到个人爱好，又兼顾社会效应的。

其中的翻译工作，鲁迅更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眼光的，限于篇幅，
不及详论。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直到革命文学论争爆发前，鲁迅在翻译作品时，并不专注于某国某派的作品或文艺理论。

而就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萌发了把对手们手中挥舞的理论大棒之真面目介绍给国人的念头。

于是1928-1930年间鲁迅先后翻译出版了如下著作：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原著者为日本文艺批评家片上伸；
《艺术论》，原著者苏联卢那察尔斯基，从日本升曙梦译本重译；
《文艺与批评》，原著者卢那察尔斯基，内收诸文均据日译本重译；
《文艺政策》，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编，根据日译本重译；
《艺术论》，原著者俄国普列汉诺夫，据日译本译，也参考了德译本。

3年之内，鲁迅就翻译并出版了5种有关苏联文艺的论著。

可见，鲁迅起初要弄明白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所持理论武器的心情之迫切。

上述5种书目中的前3部在1929年就出版了，自1928年起陆续翻译的《文艺政策》于1930年6月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也在1929年10月译完，于1930年7月出版。

加入“左联”后，鲁迅关于此类工作只是将以前手头未完成者完工并结集出版而已。

从1930年的后半年起，鲁迅翻译的重点放在了苏联文学作品上，先是完成了从1929年起就开始翻译的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的《十月》的翻译，接着开始翻译共产
党员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

1932年，鲁迅还把从1928年起就开始翻译的两部小说集结集出版，其一是包括10名同路人作家的短篇小说集《竖琴》，另一部是包括两名同路人作家和8名无产者作家的《一天的工作》。

不过，占用晚年鲁迅时间最长的翻译作品是果戈理的《死魂灵》。

可见，鲁迅的翻译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又由文艺理论著作转向文学作品，而译作之作者更多的也是在苏联被称为“同路人”作家。

在即将离世的最后两年，鲁迅的译笔更是上溯到果戈理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

这样的变化是否说明，在鲁迅的内心深处，依然保持着对杰作的留恋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自然，鲁迅的所有这些工作，对于人们了解苏联的文艺理论与政策、俄国社会的变迁以及俄国文学的发展都是有所帮助的。

鲁迅自己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这段话说明了鲁迅起初翻译文艺论著的缘起，其实也表明了鲁迅后来不再翻译这类著作的原因。

因为，我们从《二心集》就可看到鲁迅运用阶级理论已经非常之自如，他在已然基本掌握了这种理论的情况下，就更认识到把真正的杰作介绍给国人的必要性。

自然，鲁迅更是很早通过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而明白了一般革命文学倡导者不可能体验到的道理：文艺政策上的宽与严的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
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这问题之不容易解决自然有后来我们的文学史在做注脚。

不过，即便是从鲁迅翻译的文艺论著看，鲁迅的选择也自有独到之处，片上伸的著作有助于人们了解所谓新兴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方向以及和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直接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更是基于真切了解苏联政府文艺的政策的需要，而卢那察尔斯基是苏联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也是一位对文学有深切了解者，普列汉诺夫更是马列文论的开创者。

这样就既从历史趋势上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有所把握，又兼顾了现实的苏联的文艺政策，更有从马列文论的源头探究起的雄心。

这眼光与那些革命文学倡导者相比，自然要恢弘阔大多了。

吴奚如在《我所知道的鲁迅和“左联”》中，就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是受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福本主义的影响。

可见这些青年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实在有限。

当然，限于当时了解苏联社会真面目的条件尚未成熟，鲁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普列汉诺夫在当时的苏联文艺界已然是昨日黄花，他与卢那察尔斯基乃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制定者之间已不是一步之遥的距离了，被鲁迅视为知已的瞿秋白在译介普氏理化时就站在了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历史的批判。

这正是一个未真正踏进共产主义大门者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区别所在。

二
在注意到鲁迅的生活没有发生大的改观的同时，必须正视的
是，左转后的鲁迅的确表现出了他以往不曾有过的新动向。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他下笔为文时，明显表现出了左倾倾向。

1929年底，鲁迅与共产党组织以及革命文学青年们达成组建一个革命文学团体的共识后，他在还不曾在公开场合昭示自己立场转变的情况下，就在1930年1月24日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向大家共同认定的“敌人”率先开炮，此文发表在《萌芽》月刊1卷3号上，而《萌芽》杂志正是从该号起被确定为“左联”的机关刊物。

因此，此文的亮相也就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①正如文章标题所示，鲁迅这篇文章有两个主题，前一主题基本属于技术问题，鲁迅也只是为自己的翻译方式做辩解；其二则是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这是鲁迅第一次系统表述关于文学阶级性的意见，而这样的态度在鲁迅以前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是没有的，它在反驳了梁实秋的同时，也表明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才是当时文艺界的高峰。

因为，梁实秋所不以为然的左翼理论其实正是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滥调，也为鲁迅所不满。

所以，就在这篇文章中，鲁迅也顺便讽刺了钱杏村等人。

他说，“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方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村两位先生并排坐下。

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从鲁迅的上述言辞中，不难看出，梁实秋与钱杏村作为左右翼的代表在鲁迅心目中尚有某种程度的等量齐观之意。

当
然，鲁迅更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批评“新月派”上，其中针对“新月派”全体的文章如《言论自由的界限》和演讲稿《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直接针对梁实秋的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经验》等，而《好政府主义》和《知难行难》等则是专门针对胡适的。

应该说，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自《新青年》转向后，经历了一个由并肩作战到渐次疏离的过程。

鲁迅虽然对胡适早有看法，但在结识瞿秋白以前，即便是与梁实秋论争时就把胡适当成“新月派”的领袖，下笔时对胡适也还是采取嘲讽的态度，如《“好政府主义”》和《知难行难》都是如此。

不过，继瞿秋白的《王道诗话》等文中直呼胡适为帮忙文人歪曲胡适的言论后，鲁迅在《光明所到……》等中也就对胡适更加不客气起来。

②他也用歪曲胡适原意的方式，暗示胡适向外国人“公开检举”了民权保障同盟，这当然是政治上对胡适的严重歪曲。

不消说，这歪曲也和鲁迅当时隶属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胡适的评价是取同一立场的。

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鲁迅更把以胡适为首的“新月派”与国民党当局关于人权问题的论战比喻为《红楼梦》中的焦大骂贾府，这或许是小骂大帮忙的文学表现手法吧。

这样的意思鲁迅早在1929年12月4日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时就曾经表述过，当时他说，胡适的批评当局属于发牢骚的第二种方式：“仅说对方有某些方面的不好”，“其实他的行为决非造反”。

这样的判断还是基本符合胡适的基本立场的。

而到了《言论自由的界限》中，
鲁迅断定，“新月派”因此次论战在现实中得到了各类头衔和利益。

这可与事实有些距离了。

在与当局的冲突中，“新月派”主要人物的遭际如下：罗隆基一度被捕，保释后，他立即发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以示抗议。

为此，蒋介石令教育部长陈布雷出面，责令上海光华大学校长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1年春，罗隆基被解聘。

1932年初，罗隆基离沪北上，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撰，并聘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胡适由于坚决不执行党化教育的关系，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后于1930年11月回到了由蒋梦麟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可以确定就是鲁迅文章中说的那位“大学院长”的人选；而鲁迅所说“当了秘书”的则是余上沅，他早于1928年冬即受聘于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任职秘书并兼北大艺术学院戏剧系教授。

梁实秋于1930年夏去了由杨振声任校长的国立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后来又应胡适邀请，转去北大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可以说这些人的去向基本上是凭借自身素质受聘于各个大学，其中起作用的是各大学相关负责人对于他们学问与人品的了解与推崇，与国民党政府基本没有关系，当年的国民党虽然在大学不遗余力地推广党化教育，但并没有达到完全控制大学教员的聘任的程度。

而在鲁迅的笔下，这些人的际遇就颇有些受“招安”的意味，这看法与他在暨南大学的演讲中的意见也颇近似：“发发牢骚也绝不至于扰乱社会，不过发牢骚的也都为一己利禄而已，整个的社会问题仍是不会涉及的!”把
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建设法治社会与人权的改善
和当局论争的最终目的归结为仅为个人利禄而战，未免显示出论者本人对于批评对象的严重隔膜。

从鲁迅对胡适这位昔日《新青年》时期的朋友从政治倾向到个人人格的歪曲中，我们看到了《新青年》同人同盟关系的全面瓦解，这是现实中尖锐的政党对立全面渗透到知识分子阶层的体现。

瞿秋白的一生诚然是悲剧的一生，他的牺牲诚然也是悲壮的，不过，他最大的悲剧在于没有反省到自己两度被推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岗位与最终被推下台
的背后，隐藏着的苏共对于中共强烈的控制意图，他本有如陈独秀那样引发出关于中国革命新见解的可能，但他却对此取逆来顺受的忠恕之道。

下台后的瞿秋白，在被迫的隐居生活中依然不曾反省到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左倾错误，而是把过左的意识形态带进了一个新领域：文学界。

其中之一就是影响了鲁迅，使之更左倾；其二就是经他建议修改后的《子夜》，由于过于强调对中国社会的分析符合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而使得这部茅盾精心创作
的长篇巨制在问世的当时即没有真正获得鲁迅的首肯，在后来更被研究者称之为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
晚年鲁迅参与的较为重要的文坛论争还有对“第三种人”
的批评，对林语堂等提倡幽默、倡导性灵、主张写小品文的批评，以及对杨村人的批评等等，这些批评与论争其实是左翼文学界跟那些想超然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分子(其中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从今天的角度看，鲁迅等人对这些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斗争有余，统战不足，看不到后者对当局反抗的一面，反而过分强调他们在强权面前软弱的一面。

虽然，鲁迅早先也曾经意识到那些左翼青年摆出一付左得可怕的脸孔，仿佛革命是不让人活似的倾向是不好的，但在与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争中，他本人却又和这些青年一道走上了老路。

在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论争中就很激烈的鲁迅，对国民党扶持的“民族主义”文学家的辛辣讽刺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左倾后的具体表现。

自然，表明鲁迅思想左倾的最主要的事实，还要数他对国民党当局的有力抨击。

鲁迅杂文中更多地体现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于当时国内状况的批评，尤其是1932年以后的创作，多属于“社会批评”的范畴，反映在文集中，就是《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及《且介亭杂文末编》。

这些杂文在发表时由于受到检查制度的限制，还难免有些吞吞吐吐，即便鲁迅在后来结集出版时将被删改的部分加以恢复，也还是相对平和的。

更鲜明地体现鲁迅思想转换的便是那些发表在左翼创办的杂志和国外进步杂志上的文章。

比如发表在1931年4月25日《前哨》上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对“左联”五烈士的沉痛悼念就明白无误地表明了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认同。

更早一些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更是肯定左翼文学为当时中国的惟一的文艺运动，判定与左翼作家对立的只有流氓、侦探、走狗与刽子手。

这样大胆直白地对当局的蔑
视和揭露，使得当时受鲁迅委托要将此文译成英文的史沫特莱相当吃惊，她警告说，这样的文章若印出来，作者的生命会有危险。

①这是“左联”五烈士牺牲后不久鲁迅的最初反应，它清晰地表现出鲁迅对于同行青年逝去后的强烈悲愤和对当局的严重抗议。

此文被史沫特莱译成英文后发表在美国的《新群众》上。

更典型的例子如《答文艺新闻社问》，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左联”领导的《文艺新闻》周刊向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征求“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时，鲁迅所做的答复是：“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而这样的认识与当时米夫一手扶持上台的共产党实际领导人王明的认识基本是同调的。

我们现在不能确知，鲁迅是否知道这些当时党内重要文件的精神，但这则写于9月21日的短文与前一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在分析“九?一八”事变性质上的高度一致只能证明一点，即鲁迅对某些事情的判断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一致。

而这样的一致在说明着鲁迅思想左倾的同时，也暗含着一丝让人忧虑的东西。

即日本的占领东三省明明是对中国国土和民众的侵犯，说它是膺惩中国军阀，固然可以表示对于日本声明膺惩中国的一种强烈的讽刺，说它是对中国民众的膺惩，更体现出鲁迅的深刻认识，但认为这是日本进攻苏联之始的看法，却本是苏联及在苏联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者对于日本
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鲁迅很可能在与周围的共产党员的接触中，也接受了类似看法。

不过，即便如此，鲁迅与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也还有一定差距，“武装保卫苏联”的字样并没有出现在他的笔端，而这才是共产国际号召中国共产主义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最终要采取的行动。

在事关民族根本大义的问题上，鲁迅并不曾让世界主义者的美好愿景蒙蔽了从青年时期就致力于探求民
族新路的双眼，又在不期然中与陈独秀和胡适在同类问题上取了同样立场。

三
鲁迅虽然确实表现出一些过左的倾向，但与那些直接受“拉普”和福本主义影响的革命文学青年比，他的文艺修养之深厚，眼界之开阔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两类人由于党组织的出头而形成的联合也不可能太紧密。

对于那些革命文学家来说，联合鲁迅是革命的需要，是服从组织的问题。

而鲁迅则是在共产党人主动上门的情形下才加入“左联”的，本来就带着俯允的意思。

他加入“左联”时的条件也很明确，只限于双方结成同盟向黑暗的现实作战，鲁迅主动拒绝担任“左联”的实际职务就是最好的证明。

亲历了辛亥以来动荡政局的鲁迅，对于现实可以允许抗争者活动的范围，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加入比“左联”稍早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前，鲁迅在听到相关人员介绍后，对其前途并不看好，只是本着他所白嘲的老牛精神，才同意加入的。

因此，他的合作也是自有一套的。

当鲁迅按照这个组织的要求去各大学
演讲时，他的演讲题目分别是：《绘画杂论》(1930年2月21日，中华艺术大学)、《革命文学》(1930年3月9日，中华艺术大学)、《象牙塔和蜗牛庐》(1930年3月13日，大夏大学)、《美的认识》(1930年3月19日，中国公学分院)。

这样的题目与同盟组织者希望宣传革命道理鼓舞青年与当局进行斗争的初
衷显然有一定的距离，鲁迅自己当然也意识到了，他在同年3月21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就明确地说，“凡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

虽结盟而依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不光是鲁迅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的风格，也是他加入“左联”后的基本风格。

“左联”成立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李立三在1930年5月7日特意会见鲁迅，希望鲁迅发表宣言，表明立场。

然而，鲁迅当场就拒绝了，原因自然如冯雪峰所讲的。

自然，鲁迅之所以拒绝还在于他认定自己能做的，还是在思想文艺领域内做些有意义的工作，李立三不惜一切代价让所有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都赤裸裸地参加实际政治斗争的方式，本身为主张韧的战斗的鲁迅所不取。

我们的学术界有时候很让后学者纳闷，鲁迅既然连当时握有共产党实际权力的李立三的话也不服从，何以就非得给鲁迅也派一个共产党人的帽子以表示尊崇呢?须知，鲁迅之所以不听从李立三建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定自己不是共产党人，而只是个文学家、思想家。

但鲁迅和那些先前批判他的青年作家们的一同加入“左联”，却的确是在李立三
为首的共产党人的牵线下进行的，对于后者，党组织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以帮助他们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青年作家也是服从了党组织的要求的。

不过，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部矛盾重重，最高领导频频换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党组织对于党员的约束力也就不可能非常严密。

因此即便是在鲁迅酝酿加盟“左联”时，那些先前的论争对手，也不曾放弃过对鲁迅的冷嘲热讽。

加入“左联”后，这样的事例也时有发生。

鲁迅又有轻易不服输的个性，一旦他觉察到这些所谓盟友的小动作，必定也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进行反驳，他对傅东华、廖沫沙、田汉等“左联”中人的不满就保留在了他当时的文章中。

因此，鲁迅晚年的确是左转了，但做“党的一个小兵”还不是他为人处世的要点，党固然的确也给鲁迅以力量，但就鲁迅来说，更多地是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给予道义上的声援，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具体地为一些共产党员做一些事情。

鲁迅的内心并不以党的一分子自居。

与他过往较密切的那些党员也不见得就把党内的事情都告诉鲁迅。

比如瞿秋白，在他与鲁迅交往和同住的日子里，他是否把当时党内发生的事情告诉过鲁迅呢?从《多余的话》中，我们得知，这些事情他连杨之华也不告诉的，而杨之华尚且是个共产党员。

鲁迅恐怕也没有被告知吧。

鲁迅一直惦记的“左联”五烈士的被杀一事，反映国民党当局之残暴的同时，也暴露出共产党人内部存在的问题，鲁迅对于后者恐怕也不是很了然的。

作为鲁迅知己的瞿秋白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