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梁启超后期思想之变化

理论学刊Theory Journal
2019年5月
第3期总第283期May.2019No.3 Ser.No.283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梁启超后期思想之变化
张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梁启超后期思想回归传统，常被视为一种落后和倒退，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后期思想的变 化，需要给以更加合理、客观的解释。

近代以来，中国完成了从秩序取向的传统社会哲学，到实力取向的现代社会哲 学的转变，在此期间，梁启超的思想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从对“大同”“三世”说的固守，到对西方社会达尔文主 义的积极宣传，最后回归传统，试图使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思想相融通，而他后期思想的变化，也正与这种实力 取向的社会哲学有关。

〔关键词〕梁宕超；回归传统;社会哲学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 (2019) 03-0106-08
很多人认为梁启超后期思想回归传统、转向保守，落后于时代潮流，这种判断大体是基于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针对梁启超前后思想的变化,尤其是他对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二是将梁启超与“五 四”时期的其他人物相对比。

就后者而言,在文化思想上，梁启超的确不如陈独秀等人激进，但保守与 激进需辩证地来看,固然保守有时会妨碍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但过于激进的文化思想有时也会给社会 发展带来严重弊端。

梁启超著述繁多,他本人从不避讳“以今日之我攻昔日之我”，也因此被人诟病,甚 至被讥讽为“蝙蝠名士” o 不过,如果能对其作同情理解,就会发现,梁启超的多变与那个时代整个世界 的风云变幻不无关系。

1918年欧游后，梁启超的思想较之前更多强调精神等内在修为，这种转变到底 是“落后”，还是趋向“成熟”？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显然，他后期思想的变化与整个欧游期间的所 见、所闻、所感有关。

本文将试图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阐发，以期能从理论上对梁启超后期思想 有一种比较公允、客观的定位。

既然讨论的是梁启超后期思想的变化，则不能不从他前期的思想谈起。

十八岁之前的梁启超并没 有脱离传统的科举取士之路，其思想也没有超越传统的经史子集,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年十八计 偕入京师，父以其稚也，挈与偕行,李公以其妹许字焉。

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 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

”①这些书籍开阔了梁 启超的视野，使得他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浓厚兴趣。

同年通过陈千秋结识了康有为，并拜其为 师，康有为“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②,使得梁启超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西方社会。

这里 的“更多”是相对于那时候的大部分国人而言。

实际上,从梁启超所列《西学书目》表不难发现,他此时 的西学认知还相当有限，当然并非是他个人主观努力不够，而是当时国内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他的认知高 度，国内所能见到的西学书籍多限兵器制造，而有限的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又多是西人过时之作。

所
［作者简介］张娜，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哲学与中国近代思想史。

①②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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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时的梁启超即便读得几本西书，这些西书也不足以撼动他头脑中固有的儒家传统文化。

梁启超此时以“大同”思想为理想，并认同康有为的“三世说”，认为西方社会那种国与国的竞争是存在弊端的。

他的这种想法显然是站在秩序取向社会哲学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以秩序、和谐为最高的社会目标，这种想法反映了一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对世界的一种美好想象。

这种想象既缺乏对当时世界局势的深刻认知,对中国国内形势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被动地位也缺少必要的了解，所以，那时梁启超对世界的看法只是一种书生之见。

不过，这却是梁启超开始思考世界问题的开始，他积极的求索态度让他在之后的西学路径上很少受到类似保守派那样的主观成见的钳制。

理想可以任由人们想象、描绘和装饰，但落到实际就要受到具体环境条件的限制，实际的情形永远要比文字复杂得多。

孔子的“大同”理想固然美好，但就当时而言到底是否具有实际的可行性,这是稍具常识的人都可作出的判断，从而也能折射出当时包括康梁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的认知匮乏程度。

这种态度很显然不利于他们对西方的学习。

对于已进入19世纪的中国而言，固守和谐取向的传统社会哲学无疑为随后的落后挨打埋下了伏笔。

中国就是因为没有及时转变传统的社会哲学，才使得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受辱的地步,而梁启超此时非但没有指岀这种传统社会哲学在新的世界竞争局面中存在的问题，反而欲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为传统社会哲学呐喊助威。

这不仅无助于中国的国力发展，反而如同火上浇油，使国人麻痹的“天朝上国”心态更加麻木。

不过，此时梁启超把“大同”视为理想是可以理解的。

他尚未走出国门,对国际社会复杂形势缺少深刻的理解,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的青年士子,他对自己文化的固守与热爱，以及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简单对比中寻找那份对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梁启超的思想虽不同于保守派,但思想中那种大国文化的优越感是存在的，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戊戌政变。

不能简单地说好与不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在封闭传统中成长的年轻人的正常心态与表现。

而在此期间,他虽然也对西方的民主制度给以大力宣传，然而这种缺乏对异邦国情了解的生搬硬套和对西方思想同聞吞枣似的引进，并不能由此视为思想的进步。

知识构成决定了他对西方的认知高度，此时梁启超的思想主要还是局限于孔子的“大同”理想和康有为的“三世”说。

而这种“三世”说虽然包含着某种进化观念,较之传统的循环历史观有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就其实质而言,“三世”说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循环历史观的窠臼。

1898年逃亡日本后，梁启超思想的变化最初体现在《新民说》中，其思想基础显然已不是“大同”和“三世”说，而是来自日本学者介绍的各种西方思想，如加藤弘之的“强权”观点,福泽谕吉、中树正直的国民独立自主的观点。

同时，梁启超还吸收了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主张平等自由；他还推崇穆勒的“人人自由，而以不侵犯他人自由为界”的思想。

梁启超极尽所能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想给了国人很大的震撼，所以梁启超被誉为那个时代的“舆论骄子”。

通过梁启超那支生花之笔所传递出来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后来大批进步青年，如鲁迅、胡适、毛泽东等都受其影响，此时的梁启超也俨然代表了一种文化和思想的进步。

不难发现,此时期梁启超更关注并强调“力”在国家生存发展中的作用①。

毋宁说这与他在日本接受的思想有关，而更可将此看成是他针对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险境下有选择有针对的思想吸纳。

并且，从他所介绍的众多西方学者思想来看,很多已是经过他调整、改造过的更适于中国的思想②。

近代
①此处的“力”，仅就狭义而言，指力量、能力、实力等，即国家的一种综合实力。

②南冰:《“淬厉”“釆补”“而新之”—
—梁宕超文化思想主流简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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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西方世界率先完成产业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了从秩序取向社会哲学向实力取向社会哲学的转变，而中国完成社会转型的时间要晚于西方两三百年①。

实力哲学让西方在短短几百年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为了实现不断的持续性发展并获取利益，谋求对外扩张和掠夺就成为最便捷有效的手段和方式之一。

晚清以来随着“天朝上国”地位的衰落，以及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危机,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年的秩序取向社会哲学终于走到了终点，而一种以“富强”为首要发展目标的社会哲学，即实力取向社会哲学则成为主要的社会发展目标。

试看近代以来众多思想家，无论是洋务派思想家还是维新派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无不围绕与“富强”有关的问题展开论述。

其表述虽然各不相同，但对“富强”的目标指向却是一致的。

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哲学在富强实现途径问题上的理论构想，“可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公式:国家富强=个体力量x社会凝聚力”②。

这个公式需要稍作说明：首先，这个公式里的“国家”指的是16世纪以来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

其次，就个体力量和社会凝聚力而言,前者是根本，后者给前者以力量上的整合和方向上的指导。

最后，单就个体力量而言，又包含能力和动力，能力主要来源于知识，而欲望或者说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则是激发人的动力、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社会凝聚力的方面不止一个，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结构的现代的道德原则。

在上述公式的框架下分析近代以来众多思想家的富国理论，就会发现,尽管表述上各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围绕着与“个体力量”和“社会凝聚力”有关的方面来谈的。

梁启超也不例外。

梁启超吸收加藤弘之的思想而作《强权论》，文章中充满着对竞争的赞美以及对强权的肯定。

“自吾辈人类及一切生物世界乃至无机物世界，皆此强权之所行”③，“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此强权之所由起也。

生存竞争与天地而俱来，然则强权亦与天地俱来，固不待言”⑤。

同时，他认为自由、平等非生而有之，都是通过强权、实力得来的。

“诸君熟思此义,则知自由云者，平等云者，非如理想家所谓天生人而人人畀以自由、平等之权利云也。

我辈人类与动植物同，必非天特与人以自由、平等也。

康南海昔为强学会序有云:天道无亲，常佑强者。

至哉言乎！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

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

然则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

”⑥他在《新民说》中赋予新民的诸多品质,也无不体现着一种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思想影响下的竞争意识。

《新民说》中寄予新民以独立、自尊、自治、进取、冒险、毅力等品质，概而论之，这些品质大多旨在提高“个体力量”。

“个体力量又可分为两个要素，即动力和能力。

只有既积极主动又能力高超的个体，才是具有强大力量的个体。

而欲望，尤其是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是能激发人的积极性的所有因素中最为有效的因素，而能力则主要来自知识。

因此,强有力的个人乃是充满欲望、知识丰富的个人”⑦。

梁启超所提倡的这些品质,或着眼于动力、积极性的提高,或着眼于能力、知识的增强，而这些都将为个体力量的加强提供能量。

梁启超经常强调:“国也者，积民而成。

”⑦在他看来，个体力量固然十分重要，但个体力量提升的最终目的是国家群体力量的加强。

那么,如何将一群强有力的个体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这就关涉到了社会凝聚力的问题。

所以，《新民说》除讨论与个体力量有关的要素外，还着力强调“公德”、合群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强调“力”的一部分,即整体、群体之力。

因为中国自古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概念,更遑论国家概念之下的“公德”意识。

“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
①本文赞同并借用了贾新奇先生关于社会哲学的理论框架。

在这一框架中，“根据对秩序和实力两大社会目标的次序排列，从理论上说，存在三种可能，从而形成三种社会哲学：第一种是秩序优先，实力居次，第二种是实力优先，秩序居次，第三种则是秩序与实力并重。

我把它们分别叫做秩序取向的社会哲学、实力取向的社会哲学和秩序与实力并重的社会哲学。

”参见贾新奇:《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②®贾新奇:《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③®⑤梁宕超：《论强权》，《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6、79、78页。

⑦梁启超：《新民说•叙论》，《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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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也”①。

这势必导致中国在与西方竞争中败北，在国与国的竞争中，“群”的概念就被凸显岀来，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的开明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群”的原因。

“公德”就是伴随“群”概念的提出而越发受到关注与重视的。

梁启超的前期思想在“公德”问题上直接或间接投入了大量笔墨,虽然有些表述是散见在其他主题的论述中，尚无法形成体系，但他对“公德”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则是确切无疑的。

梁启超对“公德”和“群”的强调实际上是着眼于“社会凝聚力”。

“一群力量弱小的人，无论彼此的关系如何，都不可能构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同样，一个无法调整内部关系、从而严重内耗的群体，无论每个个体是多么有力，也不可能构成那样的群体”②。

梁启超虽然没有将此上升到社会哲学的理论高度，但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已然注意到了“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③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凝聚力的最强有力的支撑，“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④。

然而，之后国内辛亥革命和国际上“一战”的爆发，这一系列试图借助“力”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暴露了一个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的复杂性，暴露了现代社会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所可能面对的严峻挑战。

由此,梁启超开始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更深层次的道德和精神。

当然,这并非是说梁启超此前不关注文化道德问题，而是就权重、程度而言，他投入的更多了，特别1918年欧游让他更加关注精神层面，转向对东方文化注重“和谐”的关注上。

1918年的欧游给梁启超带来了更多有关西方文化的直观感受。

时值“一战”结束，战后的欧洲满目萧条，全然没有了昔日繁荣的景象。

这让一群希图从西方文化取经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反思东西两种文化。

其中,法国思想家柏格森的思想常常被认作是对梁启超后期思想起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柏格森、倭铿等人的思想的确对梁启超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绝没有让梁启超放弃对“力”的社会目标的追求，更没有如许多人所认为的他的思想自此开始转入复古、玄想、落后⑤。

相反，欧游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感加上流亡日本期间所得的西学知识，以及他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使得他更加理性地思考国家的富强问题，真正实践他早先在《新民说》中所倡导的“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⑥。

此时恰逢新文化运动蓬勃奔进之时，在激进的思潮面前，一切与传统沾边的东西都被视之为糟粕，因此，梁启超此时思想的回归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o但这种“不合时宜”到底是真的不合时宜，还是仅仅与那些“打倒孔家店”、“线装书应当抛在茅坑里三千年”的激进思想不相适宜？
梁启超不仅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同时受益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当他亲踏欧洲土地时不可避免地会对两种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而这远比那些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文化限于只字片语肤浅了解的所谓“先进人”要深刻的多。

正是因为了解，正是因为比较，他更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超越时代的精华，而西方的“科学万能”思想有着无法逃避的弊端。

所以，他试图在实力取向的社会目标中给予秩序与和谐以更多关注⑦。

此时梁启超已看到自己早先所信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弊病,他说:“这种怪乱，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

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
①®®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9、539、542页。

②贾新奇：《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⑤将柏格森思想视作梁启超后期思想转变的决定因素，这种看法不仅无视客观事实，而且也低估了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判断。

他作为戊戌政变的幸存者，流亡海外多年，归国后又浮沉宦海，复杂险恶的外部环境也决定了他不会简单地思考问题，所以他思想的转变一定是多种因素博弈的结果。

⑥梁启超：《新民说•释新民之义》，《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33页。

⑦此处并非意指梁宕超之前只追求“力”的目标，而全然忽视秩序的重要，而是就权重、排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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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

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

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①。

他认为，竞争导致人们对“实力”的追逐，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也体现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从而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战”的爆发引发人们对工业革命、科学至上等的质疑，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质疑声就从未间断，而“一战”所带来的惨痛代价让这种质疑声得到了空前的回应。

但是，只要无限富强的进步史观不变，人们对于“力”的追求就不会停止。

唯一不同的是，在对富强的追逐之外，分给秩序以多少的权重，而这取决于外部和内部的环境变化。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民族国家不可能不以实力的增长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这不仅来自于内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样也来自于外部愈益激烈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

梁启超后期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无不基于此。

首先,梁启超在对“力”的强调之外,开始更加关注秩序与和谐,这是基于对外部世界形势的一种思考。

“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问题不再是要不要富强,而是在富强之外还要在多大程度上顾及其他社会目标，以及富强目标的最佳实现途径是什么。

”②“一战”的爆发暴露了实力取向社会哲学的诸多问题，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破坏，由此，对秩序与和谐的呼唤就变得更加强烈。

战乱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动荡的社会阻碍了个人和国家的发展，进而影响到了“富强”本身。

在影响国家富强的诸要素中，社会凝聚力是重要的一项，社会凝聚力的来源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现代的社会道德原则，道德原则直接关乎秩序与和谐。

“现代的道德原则”无疑是一种与近代以来实力取向社会哲学目标相适应的一套道德规约，但不能简单将此理解为近代西方道德原则。

的确，近代西方先于同时代的中国完成了社会转型，其道德原则相对而言更适应于转型后的社会发展需要，但中西有同有异，忽视本民族特质的生搬硬套不仅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富强，反而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并且，西方的现代道德原则也绝不会尽善尽美，否则也不会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人们心灵空虚、焦虑、茫然等一系列问题。

其次,战后人们生活的窘迫，更会迫使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以图恢复国力，这就更加强化了富强的社会哲学目标,到了一定程度则会又带来新一轮的国与国的竞争。

在此关头,实现富强的目标就变得更加紧迫和严峻了。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各国战后所耗元气,都要去偿于外，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

自然远客近邻，都在那里打我们的主意。

若是自己站不起来，但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③尽管梁启超意识到了富强社会哲学所带来的惨重代价，以及信奉“科学万能论”所导致的精神危机，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国家间的竞争不会停止,各国间“力”的角逐仍在进行,并且中国无论是否情愿都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这场竞争中来。

所以，他“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④，“科学万能说,当然不能像从前一样的猖獗，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范围内继续进步”⑤。

也就是说，他依然支持实力取向的社会哲学，相信社会仍将持续地发展进步,同时还需兼顾秩序和谐等内在的精神方面。

一方面发展带来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快发展。

以上两点因素都促使梁启超从传统的社会哲学中寻找资源。

在他看来,传统思想所强调的秩序、和谐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价值，其衍生出来的有些方法措施也同样可以借鉴和利用。

所以，梁启超回归传统并不能视为从根本上向传统倒退,他取法传统的目的仍然是支持富强取向的社会哲学目标。

并且梁启超认为，实力、富强并不能涵盖人所应有的所有关切，虽然富强无疑是当时中国社会最紧迫的需求，但是对精神和心灵的关照也同样重要,而涵养精神是秩序取向传统社会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以说，梁启超回归传统，注重对精神心灵的关照，一方面是处于工具性价值的考虑，在他看来，精神生活的富足、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助于富强哲学的实现。

①®④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70—71,64, 70页。

②贾新奇:《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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