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7174_黄敬与天津的市政建设

黄敬和天津市政府的重视。

1950年，下水道工程被列为市政府的市政建设重点之一。

全年共修建24条下水道，全长211千米。

这个数量超过了解放前日伪及国民政府时期修建下水道的总和。

这24条下水道分布在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如三区的月纬路，八区梁家嘴，十一区南开等地，基本上解决了10万人口居住区的雨水污水排泄问题。

特别是南门外大干沟，工程浩大，不仅排泄了七、十一两区的雨水污水，而且填平了天津市蚊蝇孳生地之一的赤龙河，从根本上改善了这一带的环境卫生。

在对原有下水道的养护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1949、1950两年中疏浚干支沟管共165432米，挖修明沟216621.4米，接修沟管8378.7米，疏挖墙子河5600米，挖疏各种井72084座。

整顿摊贩：维护天津城市街道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前，天津的工商业被
严重摧残，大量工人失业，国民
党军队烧毁天津郊区民房，破坏
工厂，制造“无人区”，致使很多
民众流离失所，无所依靠，不得
不以摆摊谋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个别坐商不了解政策，在街头摆
摊；更有敌伪散兵和被淘汰的伪
职员，甚至小偷、地痞流氓、特
务、破坏分子也乘机混入，这就
形成摊贩的复杂和混乱现象。

有
些摊子摆在行人便道上，甚至摆
在重要路口，导致交通秩序混乱，易发生互撞与撞人事件。

有些摊贩乱搭乱盖木房、席棚，不只影响行人，且有可能发生火灾。

有些交通要道和繁华地区，摊子摆得很拥挤，摊贩自己争地盘、争买卖、易发生纠纷，甚至打架斗殴。

因此，在解放后不久就有不少摊市代表相继到工商局要求整顿，为此，黄敬指示管理局组织了专门委员会，进行摊位登记审查，发给牌照，选定了28个市场集中营业。

1949年5月27日，市政府发布《整顿摊贩市场办法五条》：（1）所有摊贩，均须向指定的登记处申请登记，经审查合格后发给营业牌照，以便予以合法保护；（2）除经工商局发给牌照的流动小贩或经工商局特许的摊贩外，均须在指定或批准的临时摊贩市场摆设；（3）所有摊贩禁止进行违法营业，并须照章纳税，不得隐瞒或逃避；（4）凡未经工商局发给许可执照所盖的席棚、房屋，均系违法建筑，一律严加取缔；（5）
如有违抗者，责成公安局分别予以罚款、天津城西南角蓄水池施工现场
劳役、拘禁之惩处。

大部分摊贩对政府法令是能够自觉遵守的，很顺利地搬到规定地区进行登记营业，还有一部分摊贩响应政府号召，开始转业。

经过市政府的大力整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道路畅通无阻。

在整顿摊贩具体操作中，有的干部不善于动员，采用强迫命令的办法。

对此，黄敬在1949年9月天津市各届代表会议上曾批评这种做法，之后又多次开会批评。

完善医疗：关心天津市民身心健康
在国民政府时期，广大工人、市民享受不到医疗福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敬作为市长非常关心天津医疗建设，在1949年9月天津市各届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曾委托一位医药界代表逐一征询其他代表的意见，了解他们的要求。

在大会召开期间，黄敬对医药界的会议情况十分重视，曾几次与医药界代表讨论医学院的设置地点和开办经费等多项内容。

在他的带领下，市政府在建立医疗机构、补充医疗器械、预防传染病等方面，都取得很大 成绩。

市政府将市立第五医院改为工人医院；并建立工人诊疗所4处，增设卫生事务所9处，增设医疗站3处，筹建了结核病疗养院。

对儿童患者和家庭贫困的患者，可由区介绍到市立第一、二、三、四医院免费门诊治疗。

还建立了制药厂1处，人民大药房1处。

此外，还积极扩充原有各院设备，增设病床130张：中央医院小儿科30张，市立四个院50张，妇产科医院50张。

过去设备较差的市立第二医院则充实了X光、牙科、眼科、妇产科、理疗室等，中央医院则增设了X光深部治疗，充实了化验室及各科设备等，先后共用款34400余万元。

此外，市政府还规定公立医院开设免费病床及门诊，组织郊区巡回医疗队。

首先，在市立各院开设了免费病床100张，并作免费门诊，计每月约2000次，占门诊总数的4％。

为照顾郊区贫苦市民看病困难，市卫生局在1949年3月间组织了三个巡回医疗队，分赴各郊区为贫苦市民免费诊病，至5月底止共施诊14844人。

1949年秋季，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卫生局又组织了两个灾区医疗队赴静海、唐官屯等地免费为灾民医疗，前后施诊达6743人。

在防疫保健方面，1949年9月曾为霍乱7000余人注射霍乱疫苗，10月又举办秋季种痘，预防赤痢、伤寒及防鼠疫的疫苗注射。

检查出入口船只100余只。

开展卫生检查，计检查工厂28个，工人3000余人，学生25000余名，妇婴6000余人。

在天津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黄敬作为市长，以身作则，不怕吃苦，顺应民心、关注民情、致力民生，在水电交通、街道治理、房屋修建、医疗完善等市政建设方面，都作出了重大成绩，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认同感，使新生政权得到巩固，为天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天津档案馆名誉馆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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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翻译官冀朝铸
黄继阳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美国趁机纠集16个国家出兵，打起“联合国军”的旗号，大举入侵朝鲜。

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严正警告，越过北纬三十八度军事分界线（三八线），将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地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

广大的海外华侨华人，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大力声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

他们中的许多知识青年，包括冀朝铸和他的战友们，更是怀着拳拳赤子之心，踊跃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投入到血与火的对敌斗争洪流中去。

一
冀朝铸祖籍山西省汾阳县，1929年7月在太原出生。

9岁时随父亲冀贡泉、大哥冀朝鼎在日军侵略中国占领山西后前往美国，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在美国成长、受教育。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念二年级时，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他毅然放弃在哈佛大学的学业，于1950年10月初，和数十名中国留美学生一道，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搭乘轮船，返回祖国。

然而，冀朝铸并没有如愿以偿地立即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因为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各个领域的人才都极其缺乏，尤其缺乏工程技术和科学人才。

“你是学工科的，还是先到大学里去完成你的学业吧！”主管部门负责人说服冀朝铸，让他插班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继续完成学业。

美国入侵朝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终不得不坐下来同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谈判主要围绕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分；二是战俘交换和遣返问题。

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结束，历时2年零17天；其中关于战俘交换和遣返问题是斗争的焦点，谈判从1951年12月11日至1953年6月8日，共谈了1年零6个月。

在停战谈判中，美方公然提出与
《日内瓦公约》相违背的种种无理主张，并采用各种手段拖延和破坏谈判，以致朝鲜战场经常处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局面，军事较量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复杂而且尖锐。

在此重要时刻，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急需补充一批高水平的翻译人才。

1952年4月，正在清华大学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的冀朝铸，要求参加抗美援朝的申请得到批准。

他领到毕业证书后立即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冀朝铸、过家鼎等一批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的知识青年和一些教授、专家等，光荣地穿上志愿军军装，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开城，从而大大地加强和充实了我方谈判代表团的翻译力量。

二
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总部驻在开城松岳山下的一座小山岗上。

冀朝铸被分配
在代表团总部担任英文打字和速记工作。

代表团总部所在地原有一些民房，后来又赶修了一些平房。

战地生活比较艰苦，尤其是卫生条件较差，夏秋之间还可用山间冷水冲澡，冬天就成问题了。

冀朝铸和翻译杨冠群同住一屋，苍蝇、蚊子、臭虫、跳蚤白天黑夜不断袭扰，而更大的挑战还是他们的人身安全。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前进基地开城，与美方前进基地汶山南北遥相对应。

双方代表各走一半路程便可到达谈判地点板门店。

美方和朝中方商定，开城和汶山各以3英里为半径，定为中立区；由板门店通往开城及汶山的公路两侧各200米，定为安全通道。

双方承诺，不得袭扰中立区和安全通道。

然而，美方竟违背诺言，美军飞机和南朝鲜李承晚的武装特务多次对我代表团驻地轰炸和偷袭，严重威胁我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冀朝铸对战地的艰苦生活和个人安危
冀贡泉夫妇同子女合影（右一为冀朝铸，中为 冀朝理，左一为冀青）
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常对战友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要是追求安逸的生活，就不会来抗美援朝了。

既是保家卫国，个人生死安危早已置之度外！”
三
在停战谈判中，双方各自用朝、中、英三种文字作记录，但朝文和中文是我方作记录使用的主要文字，而双方据以查证和引用的则是英文记录，因而英文记录就显得格外重要。

为了保证记录的完整、准确，又不能有任何差错或曲解，英文记录不能由美方单独整理。

后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中、朝、英三种文字的记录，由各方自行负责整理，三种文字同等有效。

美方专门选调了一批专职英文速记员来参加会议，有的人还用上了刚刚面世的英文速记机。

我方则没有专职英文速记员，也没有英文速记机，英文速记工作只能由英文翻译兼任。

为此，代表团领导特地指派包括冀朝铸在内的三四名年轻的英文翻译立即学习英文速记，并要求将美方在会上的英文发言用速记方法记录下来，在准确和效率方面要赶上和超过美方。

冀朝铸和他的战友们意识到，这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他们下定决心：从零开始，在干中学。

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北京等地的旧书店购买了一些有关英文速记的书刊资料，在战争环境里，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各种机会和点滴时间，勤学苦练，互帮互学，进展很快。

美方念稿的速度大约每分钟120—130个英文词组，而我方人员的记录速度起初只能达到每分钟70—80个词组，而且会后疲惫不堪。

随着英文速记技术的熟练，很快就改变了这种局面。

冀朝铸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160个词组。

因此，在谈判桌上，美方代表的发言，连同谩骂、无理取闹，都能一字不漏地速记下来，供我方代表研究，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

与此同时，冀朝铸的中文水平也提高得很快（因冀朝铸从小在美国长大，最初中文水平不及英文）。

正因为如此，冀朝铸很快成了我代表团翻译组的主力和骨干之一。

战友们还给他取了个雅号：“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打字员和速记员”。

冀朝铸因在我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
赞扬，荣立三等功一次，并获得朝鲜民主1952年，冀朝铸（左）在朝鲜板门店
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功勋章一枚。

四
《朝鲜停战协定》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签订。

出色地完成任务后，冀朝铸回到北京，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

冀朝铸受家庭的影响，从青少年起，就努力追求进步。

他父亲冀贡泉（1882—1967），曾留学日本学习法律七年，1912年回国，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一度与鲁迅交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冀贡泉携全家去了美国。

抗战胜利后回国，受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

新中国
成立后，他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曾参加起草《婚姻法》和释放、遣返在华的日本战俘等工作。

冀朝铸的哥哥冀朝鼎（1903—1963），1926年从芝加哥大学法律系毕业，193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冀朝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约10年，他一直在共产国际和美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

曾短时间回国。

冀朝鼎1941年回国，在重庆任国民党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1944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秘书，暗中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此后长时间担任国际贸易和经济等方面的领导工作。

1949年春，20岁的冀朝铸跟随兄长冀朝鼎的足迹，加入美国共产党。

他回到北京后，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时，于1951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6年3月3日，在外交部工作的冀朝铸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冀朝铸从1957年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翻译长达17年。

第一次给中央领导人当翻译，难免有些紧张。

冀朝铸也不例外。

在周总理为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举行的国宴上，冀朝铸本来是为尼泊尔首相的随从人员当翻译，坐在最后一桌。

他被临时调派到第一桌，为周总理祝酒致辞翻译。

周总理念一段中文讲稿，冀朝铸念一段英文译稿。

周总理忽然离开讲稿，即兴讲了几句话，而冀朝铸仍然照念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译稿，没有翻译周总理脱离讲稿的插话。

周总理当即发现，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

换一个翻译吧!”于是冀朝
铸从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后一桌。

1964年，冀朝铸（后排左）为…
周总理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右）当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