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象 五个一号文件的诞生

五个“一号文件”的诞生
吴象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提出集中主要精力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把农业搞上去。

但仍明确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杜润生刚到农委，有人好心劝他，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要接受教训，跟党中央走。

但杜润生依然本着“实践第一”、“群众第一”的原则，为包产到户能在中国实施，斡旋于上下左右，扮演着“参谋长”的角色。

他说，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从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出一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

1979年，当时的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时任农委主任）都不赞成搞包产到户，邓小平未明确表态。

在王任重离任农委主任前，杜润生和王恳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我同意包产到户，但前途还应是坚持集体化。

1980年，情况开始变化。

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举为党中央总书记。

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这一年，邓小平说话了——两次赞成和赞扬大包干。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除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书记外，全都反对包产到户。

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很难开下去，杜在那种情况下，做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氛围。

他说：包产到户已经老得没有牙了，批来批去反复批，批得人们‘谈包色变’。

明里都想躲开，暗里谁不知道农民喜欢的就是包产到户，不说真心话，谁也说服不了谁。

接着他撇开包产到户，提出一个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用事实和数字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开了。

进而在大家极为对立的情况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75号文件”。

文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

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

那时，推进包产到户形成了“上面放，下面盼，中间有个顶门杠”的局面。

“75号文件”发出后，耀邦找杜润生研究如何改变几个省对包产到户“死堵”的态度。

他们分头到河北、东北几个省搞调查，解决问题。

后来杜还几次到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宣传做工作，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再反对包产到户了。

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1981年12月，杜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

因为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优势，而且态度强硬。

起草的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审已来不及，就作为中央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不料得到全国农民特别强烈的拥护，说我们农民的事业也上了中央的红头文件了！如此，五个“一号文件”相继诞生，成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指路航标。

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

在他的带领下，作风比较民主。

同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密切了与各省市及农村基层的联系，能及时听到群众的呼声，促进了上下互动。

更重要的是与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大量增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起了带头作用。

这也对中国改革事业和整个经济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连续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作者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摘自《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杜润生》，原刊于《炎黄春秋》）
文载2012年7月23日《经济观察报》第4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