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化在奈保尔后殖民书写中的体现

印度文化在奈保尔后殖民书写中的体现
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与印度文化背景渊源很深，他的一些小说、游记带有不同程度的印度文化元素。

从文化构成看，奈保尔兼具西印度加勒比文化、印度文化和英国文化多重身份。

研究前殖民地英语文学的知名学者布鲁斯·金认为，英国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小说里常存在一个印度副文本，很少有作家像奈保尔那样，在自己的创作中带有如此浓厚的族群命运意识和个人自传色彩。

一、印度文化的包围与熏染
无论从血统、种族还是文化角度看，奈保尔都带有浓厚的印度文化烙印。

1880年，奈保尔的祖父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了西印度特立尼达岛当契约劳工，他们曾经想方设法在特立尼达岛重建“农民的印度”.奈保尔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相当浓厚的印度文化氛围之中并深受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正规的教育，而是主要体现在奈保尔在日常生活中的耳濡目染，日复一日的熏陶，如听有关印度的传说和故事、印度教仪式、印度歌、印地语、接触印度式器物和宗教信仰、种姓制度、印度梵学家等。

奈保尔的印度情结源自童年时期印度文化的浸染，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归属感。

奈保尔曾谈到童年看镇民在乡下甘蔗田里表演《罗姆利拉》的露天历史剧的情景，戏后焚烧魔王模拟像把演出推向高潮。

《罗姆利拉》源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人们经常讨论这首史诗中的人物和动机：它就像是对我们所遇人的一种道德教育一样。

周围的所有人都至少知道一点故事的情节；有的人甚至背得出其中的诗句。

奈保尔认为没有必要去学习它，因为他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熟悉了。

《罗摩衍那》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它在印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被印度称为“最初的诗”.今天，正统的印度教徒认为《罗摩衍那》是不可侵犯的圣典，并把它看作是解决宗教、哲学和道德等问题争论的指南，还对印度人民的宗教信仰有巨大影响。

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后裔远在异国他乡，人们根据记忆来表演《罗姆利拉》，这是对故国文化的活生生的重现和记忆上的强化，同时也是印度传统文化传统代际传承和延续的忠实实践。

奈保尔曾描述幼年时的感受，“我住在一个移植过来的印度中，这个印度正是在因为我们殖民地生活的各种不足而被冲走，但当时仍然感觉是完整的，这也给我一种感觉基础以及文化知识，在这点上，就连在我之后出生
的人都不具备。

我终生都拥有这种感觉基础。

我想这样说并不为错：一开始，生活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印度，我看到了别的种族的人，但同时我有没有看到。

这让我易于接受我父亲所写的，关于自成一体的本地印度人生活和印度礼拜仪式之疗效的短篇小说，我不仅易于接受这些短篇，而且受到了极大的触动，我目睹了这些短篇的创作过程，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跟粗糙的乡间版《罗姆利拉》--根据史诗《罗摩衍那》改编的露天剧--一起，属于我最早的文学经历。

”
奈保尔的印度世界不仅来自他的童年记忆，也来自他父亲短篇小说中构筑的印度世界。

奈保尔的父亲告诉儿子：“我正考虑写一本书--我的《特立尼达日记》--风格类似于《印度人假日》……我打算在书中用或长或短的篇幅描述印度人或黑人的典型生活：所有关于《马哈比尔·斯瓦米·普加斯》和《苏拉耶·普兰》（二者均为印度教的经典读物--笔者注）的祈祷诗篇以及提拉克斯（印度人涂在额头上的红色圆点，这里指一种印度订婚仪式--笔者注）和婚礼等相关主题。

”“从小，我的一部分时间就是生活在这个‘印度'.我对真正的印度一无所知，对祖辈们曾经生活过的印度的认识仅限于他们在特立尼达岛重建的那个’印度‘.”奈保尔在《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里描述了正在解体的印度教大家庭生活以及来源于印度的宗教仪式和民俗习惯，如毕司沃斯先生属于婆罗门种姓，因此就有了成为婆罗门学者的先决条件，他拜师婆罗门杰拉姆为师傅，帮助他主持罗摩衍那的宗教仪式，平日吟唱经文；图尔斯家族在哈奴曼大宅也举行一些印度式的宗教仪式；祝福房子的仪式；在亲友结婚、大家庭团聚时也体现出特有的民俗习惯；在小说中化身阿南德的奈保尔常看到各种宗教仪式的举行。

正是这种跟印度教文化的接触，培养了奈保尔身上浓厚的印度教气质。

尽管奈保尔说：“我听不懂印度教祭奠使用的语言，从没有人向我解释仪式和祷词的意蕴。

……由于这个缘故，生长在正统印度教家庭的我，对印度教几乎一无所知。

尽管如此，我毕竟受过印度教的熏陶。

……搜索自己的内心，我只找到印度教对我的三种影响：人类的差异性，模糊的种族阶级意识，以及对一切不洁食物的排斥。

”美国作家保罗曾经是奈保尔的挚友，他在关于奈保尔的回忆着作中写到，奈保尔恪守着印度人在食物、起居方面的生活习惯，甚至更苛刻。

例如，在纽约参加一场晚宴，素食主义者的奈保尔因为桌上的蔬菜被别人用接触过荤菜的餐具碰过，就拒绝食用，他只顾啜着他的酒，声称“那些蔬菜已
经被玷污了”;此外，在伦敦的餐宴上，主人特别帮他准备了额外的蔬菜，但他声明没有看到为他准备的菜，那些是别人的菜；日常生活中，连粉刷工坐了他的床他都认为是种玷污。

奈保尔初次离开特立尼达到伦敦的旅途还带上自备的香蕉，还有人送他烤鸡，以避免食用飞机上不洁净的食物，“我们家人是农民，印度人，印度教徒，担心我的食物被污染，这是一种保持印度教习惯的努力……”不仅如此，奈保尔对印度文化也颇有研究，他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印度人和印度的文化遗产，他通晓印度的历史和文学，从印度古代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到印度现代的诸多颇有成就的小说家的作品都颇有心得，父子俩谈论印度作家纳拉衍的代表作《萨姆帕斯先生》、安纳德的诗歌，奈保尔的父亲鼓励儿子拜访当时在牛津任教的东方宗教学教授、后任印度总统的拉达克里希南，并谆谆教导儿子如何跟这位大人物交谈。

保罗也在书中提到：“他对印度艺术的素养可比专家，不论任何时期，从蒙兀而以降到东印度公司，一直到殖民期间最后几年都了如指掌。

他的收藏繁浩庞大。

”1952年11月份奈保尔曾写信给他要离开印度的姐姐卡拉姆，请她帮购下列东西：“1.甘地自传（只在印度有售）:《探寻真理之路》。

2.一些印度铜器；如果可能，最后是些工艺品。

也许你能买到希瓦·纳塔拉扬的铜像--跳舞的湿婆？3.文笔出色，可读性强，权威而详实的印度历史书籍（这样的东西存在么？）;以及英译本的印度史诗和戏剧作品。

”[7]奈保尔对母国印度念念不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漂泊的人对自身文化之根的追寻。

奈保尔的父亲在西班牙港获得了《卫报》记者的职位，把一家人从乡间接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尽管两地距离很近，但对于奈保尔来说仿佛从一个充满印度风味的乡村世界突然置身于种族混杂的城市生活中。

维系他和特立尼达印度世界的纽带被扯断了，那个世界成为他记忆中的文化幻象和符码。

二、后殖民文本中的印度元素及奈保尔印度观的衍变
根深蒂固的种族归属感、文化濡染使奈保尔虽然从未在印度本土生活过，但从特立尼达印度大家庭日常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从他父亲写的一些小说中，奈保尔切实在想象的世界里感受着那个遥远的故国，始终给予印度特别的关注和青睐。

同时，印度元素也成为他文学书写的一种熟悉可控文化资源和知识储备，不断在他的后殖民书写中作为显性因素呈现。

被评论界成为西印度移民史诗的杰作《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是奈保尔以印度文化为底本的最完美的小说。

如果说奈保尔其他作品中，印度是作为副文本出现，那么，这部作品就是对印度移民的族群生活图景的正面、全方位、史诗般的书写和呈现。

这部颇具分量和声誉的作品以奈保尔的父亲毕司沃斯先生为原型，充斥着大量的印度元素，如印度移民、婆罗门种姓、印度生活、婚嫁习俗、宗教生活、婆罗门学者等，作为主场景的大宅院也以自印度史诗中的神猴“哈奴曼”命名。

有研究者在采访奈保尔时提出，这部作品不仅是关于奈保尔父亲的故事，而且也是奈保尔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创作的故事，奈保尔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观点，对此表示认同。

奈保尔的这部作品是他父亲作为印度移民的个人的奋斗史、印度移民族群史、奈保尔的早年生活史和个人自我创造史。

此外，《河湾》《自由的国度》《埃尔维拉的选举权》《半生》《魔种》等分别涉及印度身份、生活习俗、革命或印度文化等元素，甚至成为显在的印度副文本。

1962年，三十而立的奈保尔计划已久的印度之旅终于成行。

此前，印度仅是存在于他想象中的文化符码和幻象，此行使他得以跨越时空与脱离英国独立了15个年头左右的印度零距离接触，也开始了他以后与印度复杂的情感和文化纠葛。

1962年的还乡之旅，奈保尔游历了印度的孟买、德里、查谟、穆拉达巴德、勒克缁、海得拉巴、马德拉斯、加尔各答、贝拿勒斯等；在诸多友人接力赛般的帮助下，奈保尔逛印度集市、游览名胜古迹、探访祖先居住的村庄、搜集相关资料、打猎、接触到一些印度行政官员并了解行政运行情况、与印度政界高层接触、认识印度文艺界知名人士等。

历时九个多月的考察，奈保尔在印度详尽走了一圈。

这里面有几点是可探究的：其一，从心理角度看，奈保尔的几次长时间的故国旅行实质上带有寻根之旅的成分，他想从中追寻他的祖父生活的地方、了解他的大家族的过去，似乎要为自己漂泊的人生寻找精神之根和皈依。

这在他在探访外祖父所在的村庄时，他给予了稍有的溢美之词和带有主观色彩的描绘可以窥见一斑。

1977年查尔斯·惠勒对奈保尔的访谈中，奈保尔认为自己是祖先的后代，印度是自己的国家之一。

[8]其二，他对祖先国度的态度多年前就已形成，牛津时代的他给在印度读书的姐姐的信中就认为印度人是
没有效率、诡计多端的可恶者，印度是可怜的国家。

保罗也在书中透露，奈保尔说印度人不读书，“假如，他们还真读了点什么，也是为了神秘幻术而读。

他们读圣诗--智能之书，对他们有好处的书。

”[9]所以初访时并没有多少好感和乐观情绪，而是持以挑剔者的心态。

这种状况在后来才逐渐变得宽容、和解。

其三，奈保尔作为局内人兼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印度，无形中以西方文化和心态为参照系和标杆。

因此，虽然偶尔会泛起对印度的怀念，但奈保尔第一次访印的感触依然是“印度依然是我的童年之地，一片暗黑的国度……我从印度认识到自己的分离，并且满足于做个殖民地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先。

”[10]这种论调偏执且不成熟，而奈保尔追寻祖先过去的行动在后拉床二十多年中并没有在停止。

此后，奈保尔多次前往印度探访，并以游记的形式完成了三部享有盛誉的关于印度的游记：《幽暗国度》（1964）、《印度：受伤的文明》（1977）、《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1990）.
奈保尔的游记掀起了波澜。

他采用一贯秉持的所谓传达真实、直言陈弊的原则，用纪实的笔法以及对准确性的执着，对印度的现状和历史进行深入分析解剖，言辞犀利毫不留情面，对印度人生活中的陋习、思想上的保守停滞等直言批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奈保尔作品的印度分销商拒绝该书的经销，只能偷运到印度国内，这些“声名狼藉”的书在印度还遭遇查禁。

它们如芒刺在背刺激着印度人的神经，激怒的同时也迷倒了不少读者，但清醒者却对作品的客观性持有深刻的认同感，甚至影响了印度作家的观念。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毕竟揭露疮疤与祛除积弊的努力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面对诘难和指责，奈保尔也用更加犀利决绝的话语回敬。

事实上，奈保尔对印度的情感复杂而多面，虽然他的印度游记文笔苛刻犀利，但就文字背后的心态和动机而言，其中又不乏关怀的温情和行动，就第一本关于印度的游记，“我将这本书视为自己最佳作品：这是出于痛苦和关心而写的一本书，不只关于印度，更多则是关于你我这样的人。

”[11]1964年，当印度在英国因种族偏见遭受抵制和歧视时，奈保尔一反常态地就种族关系发表了态度明确的公开声明，赞同一种强有力的民族主义，他的这种观点在20世
纪末期得到了很多印度人的赞同。

1966年，当印度人在民族主义兴起的非洲遭受的掠夺和驱逐，奈保尔不无忧虑地向印度高级官员公署寄去了相关材料以示警醒。

此外，奈保尔苛刻挑剔印度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积淀有所发现和修正。

上世纪90年代的访谈中，奈保尔谈到，他感到或许真实的印度并不是他所想象的印度，而是他们所体验的印度。

他谈到自己的根在印度，自己及对印度充满同情和理解。

他认为自己《暗黑的国度》不是攻击印度，不是敲打任何人，它充满了缺陷，对印度艺术的评判也存在失误；关于种姓的观念受到了英国的支配，并认为《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彰显着对现代印度的发现，同时怀着期望断言，失语的印度正在运用英国人给予的宪法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总之，奈保尔的印度文化因子构成了奈保尔后殖民书写中的核心元素和文化资源。

他的西方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化上的寻根心理，兼之以见微知着的洞察力、传达真实的写作原则、纪实笔法，以及挑剔苛刻的人格气质等，赋予了奈保尔文化寻根者的身份和西方文化视角下的他者思维惯性，共同拼接出奈保尔印度世界的复杂性、衍变性，彰显着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等对作家的深刻影响和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