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楷书风格成因及分类新探

颜真卿楷书风格成因及分类新探
作者：敖朝军
来源：《中国美术》2023年第06期
[摘要] 关于颜真卿楷书风格形成的原因，之前有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相关研究，不过各家说法不一，未形成共识。

笔者经过综合考量，认为原因包括颜氏家族及碑版刻石对颜真卿的影响、应试的要求、流行书风的感召等。

颜真卿的楷书风格多样，笔者将其分为被动应试型、展示应用型、自然表现型三种类型，其中后两种类型的楷书作品在中国书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我们深刻、准确地理解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颜真卿楷书“颜体” 书风石刻
关于颜真卿的“颜体”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历来众说纷纭。

围绕这一问题，历代很多书家都进行过研究，如苏轼认为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就是对王羲之小楷《东方朔画赞》的放大式仿写。

[1]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牵强，因为两者的内容相同、风格相异。

米芾曾言：“颜出于褚。

”[2]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

随着清代碑学的兴起，研究者们开始将“颜体”与北碑联系在一起，认为颜真卿的书风源于北碑。

康有为、刘熙载等人认为颜真卿学习了《穆子容碑》
《高植墓志》等碑版刻石的风格。

除了古人外，近代很多学者也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朱关田认为颜氏家学和北碑影响了颜真卿的书风，沙孟海关注到北碑与颜真卿书风的相似之处，金开诚、梁继等人注意到敦煌等地的“写经体”（按：即民间书法）中出现了类似于颜真卿风格的字迹并据此推测颜真卿的书风可能源于“写经体”，王连富提出山东地区的北朝石刻实物对颜真卿书风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庄辉将《元顼墓志》与颜真卿楷书选字对照后发现二者极其相似，于是判断颜真卿的书法源于《元顼墓志》。

综上可知，“颜体”大致源于颜氏家法、“二王”、“写经体”、北朝石刻等。

不过，人们在研究时普遍是從字，即从“颜体”入手，忽略了对颜真卿本人的研究。

笔者认为，“颜体”书风的形成是复杂的，其中颜氏家法奠定了“颜体”开阔饱满的外形，科举应试的环境和彼时社会上流行的“俗体”造就了“颜体”精致遒美[3]的点画形状和结构，而颜真卿一生曲折的仕途经历和名山大川、庙宇道观中的石刻实物对“颜体”最终的定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颜真卿托书言志，将自己的信念、思想、情感倾注于笔端，从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颜体”。

本文在探究颜真卿书风来源的基础上，将“颜体”楷书分为应试型风格、应用型风格、表现型风格。

下面，笔者将重点针对后两者展开研究。

（一）家族的言传身教
在唐代，颜氏家族属于名门望族，重视礼教文艺，多有善书者。

颜真卿在《草篆帖》中云：“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

”[4]此外，颜氏与殷氏累世联姻。

颜真卿的母亲殷氏同为名门望族出身，族中书法名家辈出。

颜真卿三岁丧父，从小因受到家族影响而对文字很重视，且得到了严格、系统的书学训练。

魏晋时期，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达到高峰。

彼时，颜氏家族擅长篆籀与古隶，特别关注字形的演变，在文字的变革与坚守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进入北朝后，颜氏家族延续了这种风格。

北朝时期的书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体体现为保留古意的“平划宽结”[5]型和更加现代的“斜划紧结”[6]型。

细考颜氏祖先，会发现他们受齐鲁地区的书风影响较大，善篆籀古隶，风格属于“平划宽结”型。

据史书记载，颜氏家族中善书者不少，可惜大多没有留下真迹。

颜真卿出生在这样的家族中，从小耳濡目染，因而书风中深深打上了家族烙印。

平直近古、朴拙厚重、具有篆籀之意的书风特点自幼便根植于颜真卿笔下。

（二）科举考试
许多古人接受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颜真卿也不例外。

相较于走向仕途，学习书法对彼时的他来说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书法对古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影响。

不过，唐代科举考试对书法的要求很严苛，由此也促使很多读书人开始钻研书学。

唐代的官学中开设有书学学科，在铨选授官的时候，更是要求读书人“楷法遒美”[7]。

“楷法遒美”主要指的是取法“二王”且书风与“二王”相近。

自唐太宗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后，“二王”书风在唐代成为一时风尚。

彼时的书法名家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都是“二王”书法的传承人。

笔者通过考
察颜真卿33岁时的书法作品《王琳墓志》，发现彼时的他刚进入仕途不久，楷书书风确实体现出了遒美的特征。

（三）流行“俗体”的出现
古人学习书法，大多是依靠家学传承和师徒相授。

师徒相授即老师写出范字，然后让学生临习。

由于古代的翻印技术有限，交通也不便利，大部分学生没有条件观摩碑帖真迹，故而大部分人都是按照书中的基本笔画、结构来书写的。

这样的书写方式使楷书呈现出了两种面貌：一种是倾向于官府文书的瘦劲类楷体，一种是点画粗细有别，略偏肥厚，起收笔有形，比较随意自然的“俗体”。

这种“俗体”有写经墨迹，如敦煌“写经体”、武则天时期的《太玄真一本际经·卷二》抄经墨迹，还有未经刻制的墓志铭墨迹，如建昌元年（555）的高昌墓表砖文、武德四年（621）的朱笔墨迹《张保守墓表》、开元九年（721）的墨迹《白休徵墓志》、开元二十五年（737）的墨迹《故西关镇将张君墓志》等。

这类作品较多，且都呈现出比较相似的特点，可见这种书写风格是一种社会潮流，这种字体也是社会通用的流行书体，具有大众化特征。

除了墨书外，前朝的碑刻亦能证明这种流行书风在北魏时期便已存在。

这种面貌实际上源于南北朝时期具有古体风格的隶书、楷书碑刻，风格表现为篆籀之意浓厚，外形上“平划宽结”、字势外拓，点画厚重有形。

颜真卿对书法非常热爱，曾为全体进士书写名录——“雁塔题名”[8]。

“颜体”虽然有别于“欧体”“褚体”，与唐朝书家的风格差别较大，但其书法并非是无源之水，如其楷书的点画形态便源于彼时社会上流行的“俗体”。

在他之后，《唐邕写经碑》中点画的形态、宽博的体势便颇具“颜体”早期的风貌，《元顼墓志》中碑文的书风也近似于颜真卿。

颜真卿书风的最终成型除了与前文所分析的几个因素有关外，还与他的人生经历、个性特征有着莫大的关系，笔者下面将详细分析。

（一）长时间远离政治中心
颜真卿一生被贬五次，先后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浙江、四川等地任职。

其一生虽然在官场中沉浮近50年，但在京城任职的时间仅18年，被派往外地达32年之久。

远离京城时，他的书法少了官方的约束，常取法自然山川，吸收摩崖刻石中的营养，实现了书风由遒美劲健向自由朴拙的转变。

（二）在碑刻文化中耳濡目染
颜真卿与碑刻正式结缘于天宝十三载（754）。

这一年，其任平原郡太守，在携同僚游东方朔神庙时，见到了唐代韩思所刻晋代夏侯湛文《东方朔画赞》：“佥叹其文字纤靡，驳藓生金，四十年间，已不可识。

真卿于是勒诸他山之石，盖取其字大可久，不复课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辞焉。

”[9]此次出游奠定了颜真卿对碑刻书法的认识基础——“盖取其字大可久”，亦从根本上树立了其新的书法观念——“不复课其工拙”。

至此之后，颜真卿开始突破应试书法的束缚，在外形上追求厚重饱满的风格。

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常常游历名山大川，造访道观庙宇，且特别留意其中的石刻文字。

他也喜好通过书写碑版刻石来表达观点、抒发情感。

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已经达到了字、景、石相互交融的程度。

董逌《广川书跋》载《放生池碑》后的跋语云：“颜太师以书自娱，平生意好，惟此不替。

晩年尝载石以行，砻而藏之，遇事以书，随所在留其所镌石，监视而考之。

”[10]朱长文的《墨池编》亦提及颜真卿“尤嗜书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盖欲传之远也”[11]。

（三）对篆籀笔法的创造性运用
颜真卿对笔法颇为重视且很有研究心得。

史传，他曾撰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并两度向张旭问学，重点讨教书法的笔法问题。

颜真卿经过长期实践，成功将篆籀笔法运用于书法创作，特别是楷书创作之中，由此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书法风格。

颜真卿对篆籀笔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其一，在书写实践中，他对碑刻书法情有独钟，认识到碑刻书法想要传之久远，须使结体厚重粗壮，因而在中锋用笔的基础上加入了“铺毫沉锋”之法；其二，他总结出“屋漏痕”的用笔效果，也就是在行笔的过程中把握节奏、涩笔缓行；其三，他为了保证中锋用笔，避免过度提按，运用了折中带转之法，即圆润的转折；其四，他的书法在字形上呈现出了平正宽博、朴拙茂密的特点。

（四）其他因素的影響
“颜体”书法不仅受颜真卿个人经历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比如，书写的环境、书写的形式、摆放的位置、用到的材料等都会影响书法作品最终呈现的效果。

笔者认为，颜真卿楷书可以按时间进行分类。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颜真卿有着不同的书写目的，其楷书也体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具体可分为三大类：早期为被动应试型，中期为展示应用型，后期为自然表现型。

笔者下面将对后两种风格进行深入分析。

（一）应试型风格：纤细均匀，法度谨严
因为唐代取士要求读书人“楷法遒美”，所以目前发现的早期颜真卿楷书作品《王琳墓志》《罗婉顺墓志》都体现出了这一风格特征。

笔者将其归类为应试型风格。

（二）应用型风格：点画唯美，端庄华丽
颜真卿中举入仕后，并不涉及书写的工作，因而其书法不必受官方书写习惯的束缚。

在家族宽博古质书风的影响下，他的书风逐渐走向实用，点画形态体现出横轻竖重、撇细捺粗的特征。

此类风格延续了较长时间。

这段时间是颜真卿摆脱应试书风的束缚、追求个性与完美的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在此期间，他的书法开始讲求法度，追求结构的完美，并顺应碑刻的实际需要。

总而言之，他期待自己的书风是端庄华丽且能够久远留存的。

颜真卿应用型风格初期的代表作有《多宝塔碑》，后期的代表作有《东方朔画赞》《谒金天王神祠题记》《郭家庙碑》《颜勤礼碑》《干禄字书》等。

应用型风格具体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有个性。

笔画横轻竖重，其中竖画饱满外拓，长横上斜，提按明显，收笔突出，撇画细挺，捺画一波三折重出锋。

字形开阔，章法规整。

第二，点画唯美。

“颜体”具有浓厚的篆籀气息，线条厚重，圆中带转，丰润的点、张力十足的竖画、短而精的勾、棱角分明的收笔，与劲挺的“欧体”和清秀的“褚体”明显不同。

第三，结构精妙。

“颜体”点画粗细对比明显，笔画
与笔画间穿插错落，形成了很明显的主次关系。

第四，气势逼人。

厚重的线条、开阔的体势、流畅的用笔、规整的章法使“颜体”具有了威严的气势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三）表现型风格：删繁就简，宽博朴拙
表现型风格的“颜体”在字形上具有独特性，且作品内容与书法风格高度契合，作品能体现书家情感。

此时的“颜体”已经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具体特征如下：点画厚重均匀，提按动作变小，横画进一步趋平，篆籀味十足，捺画出锋迅速，字的外形化长为方，字内空间进一步得到释放，整体显得平和、空灵。

风格整体寓圆于方、朴拙饱满、平和简约。

表现型风格的作品大多为颜真卿晚年所作。

彼时的颜真卿在作书时不再追求完美，而是不计工拙，力求回归朴拙自然。

其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麻姑仙坛记》《八关斋会报德记》《李玄靖碑》《颜氏家庙碑》等。

颜真卿对书法非常热爱，曾为全体进士书写名录——“雁塔题名”[8]。

“颜体”虽然有别于“欧体”“褚体”，与唐朝书家的风格差别较大，但其书法并非是无源之水，如其楷书的点画形态便源于彼时社会上流行的“俗体”。

在他之后，《唐邕写经碑》中点画的形态、宽博的体势便颇具“颜体”早期的风貌，《元顼墓志》中碑文的书风也近似于颜真卿。

颜真卿书风的最终成型除了与前文所分析的几个因素有关外，还与他的人生经历、个性特征有着莫大的关系，笔者下面将详细分析。

（一）长时间远离政治中心
颜真卿一生被贬五次，先后在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浙江、四川等地任职。

其一生虽然在官场中沉浮近50年，但在京城任职的时间仅18年，被派往外地达32年之久。

远离京城时，他的书法少了官方的约束，常取法自然山川，吸收摩崖刻石中的营养，实现了书风由遒美劲健向自由朴拙的转变。

（二）在碑刻文化中耳濡目染
颜真卿与碑刻正式结缘于天宝十三载（754）。

这一年，其任平原郡太守，在携同僚游东方朔神庙时，见到了唐代韩思所刻晋代夏侯湛文《东方朔画赞》：“佥叹其文字纤靡，驳藓生金，四十年间，已不可识。

真卿于是勒诸他山之石，盖取其字大可久，不复课其工拙，故援翰而不辞焉。

”[9]此次出游奠定了颜真卿对碑刻书法的认识基础——“盖取其字大可久”，亦从根本上树立了其新的书法观念——“不复课其工拙”。

至此之后，颜真卿开始突破应试书法的束缚，在外形上追求厚重饱满的风格。

此后的数十年间，他常常游历名山大川，造访道观庙宇，且特别留意其中的石刻文字。

他也喜好通过书写碑版刻石来表达观点、抒发情感。

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已经达到了字、景、石相互交融的程度。

董逌《广川书跋》载《放生池碑》后的跋语云：“颜太师以书自娱，平生意好，惟此不替。

晩年尝载石以行，砻而藏之，遇事以书，随
所在留其所镌石，监视而考之。

”[10]朱长文的《墨池编》亦提及颜真卿“尤嗜书石，大几咫尺，小亦方寸，盖欲传之远也”[11]。

（三）对篆籀笔法的创造性运用
颜真卿对笔法颇为重视且很有研究心得。

史传，他曾撰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并两度向张旭问学，重点讨教书法的笔法问题。

颜真卿经过长期实践，成功将篆籀笔法运用于书法创作，特别是楷书创作之中，由此呈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书法风格。

颜真卿对篆籀笔法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其一，在书写实践中，他對碑刻书法情有独钟，认识到碑刻书法想要传之久远，须使结体厚重粗壮，因而在中锋用笔的基础上加入了“铺毫沉锋”之法；其二，他总结出“屋漏痕”的用笔效果，也就是在行笔的过程中把握节奏、涩笔缓行；其三，他为了保证中锋用笔，避免过度提按，运用了折中带转之法，即圆润的转折；其四，他的书法在字形上呈现出了平正宽博、朴拙茂密的特点。

（四）其他因素的影响
“颜体”书法不仅受颜真卿个人经历的影响，也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比如，书写的环境、书写的形式、摆放的位置、用到的材料等都会影响书法作品最终呈现的效果。

笔者认为，颜真卿楷书可以按时间进行分类。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颜真卿有着不同的书写目的，其楷书也体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具体可分为三大类：早期为被动应试型，中期为展示应用型，后期为自然表现型。

笔者下面将对后两种风格进行深入分析。

（一）应试型风格：纤细均匀，法度谨严
因为唐代取士要求读书人“楷法遒美”，所以目前发现的早期颜真卿楷书作品《王琳墓志》《罗婉顺墓志》都体现出了这一风格特征。

笔者将其归类为应试型风格。

（二）应用型风格：点画唯美，端庄华丽
颜真卿中举入仕后，并不涉及书写的工作，因而其书法不必受官方书写习惯的束缚。

在家族宽博古质书风的影响下，他的书风逐渐走向实用，点画形态体现出横轻竖重、撇细捺粗的特征。

此类风格延续了较长时间。

这段时间是颜真卿摆脱应试书风的束缚、追求个性与完美的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在此期间，他的书法开始讲求法度，追求结构的完美，并顺应碑刻的实际需要。

总而言之，他期待自己的书风是端庄华丽且能够久远留存的。

颜真卿应用型风格初期的代表作有《多宝塔碑》，后期的代表作有《东方朔画赞》《谒金天王神祠题记》《郭家庙碑》《颜勤礼碑》《干禄字书》等。

应用型风格具体有以下四个特征。

第一，有个性。

笔画横轻竖重，其中竖画饱满外拓，长横上斜，提按明显，收笔突出，撇画细挺，捺画一波三折重出锋。

字形开阔，章法规整。

第二，点画唯美。

“颜体”具有浓厚的篆籀气息，线条厚重，圆中带转，丰润的点、张力十足的竖画、短而精的勾、棱角分明的收笔，与劲挺的“欧体”和清秀的“褚体”明显不同。

第三，结构精妙。

“颜体”点画粗细对比明显，笔画与笔画间穿插错落，形成了很明显的主次关系。

第四，气势逼人。

厚重的线条、开阔的体势、流畅的用笔、规整的章法使“颜体”具有了威严的气势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三）表现型风格：删繁就简，宽博朴拙
表现型风格的“颜体”在字形上具有独特性，且作品内容与书法风格高度契合，作品能体现书家情感。

此时的“颜体”已经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具体特征如下：点画厚重均匀，提按动作变小，横画进一步趋平，篆籀味十足，捺画出锋迅速，字的外形化长为方，字内空间进一步得到释放，整体显得平和、空灵。

风格整体寓圆于方、朴拙饱满、平和简约。

表现型风格的作品大多为颜真卿晚年所作。

彼时的颜真卿在作书时不再追求完美，而是不计工拙，力求回归朴拙自然。

其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麻姑仙坛记》《八关斋会报德记》《李玄靖碑》《颜氏家庙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