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掌故6-----抗战时期东台的政权

以下文字录自《东台掌故》，东台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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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东台的政权
抗日战争时期，东台县曾经同时存在过三个县政府，这是东台政权史上仅有的奇观。

窥此一斑，可见当时东台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

1940年10月初，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部队在黄桥击败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后，乘胜北上，于10月8日挺进东台城，国民党东台县政府闻风逃至堤西水乡。

10月15日，陈毅在红兰别墅召开东台各界人士座谈会，宣布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政府机关设在旧县署内。

1941年2月，日军出动大批军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起大“扫荡”，疯狂进攻泰州、东台、兴化等地。

面对兵力、装备都占有明显优势的敌人，中共东台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撤出了东台城，在堤东广大地区坚持抗日。

2月21日，东台城第二次被日军占领（日军第一次占领东台城是1938年3月25日，由于人民群众的自发抗击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同年7月25日，日军撤离东台）。

3月18日，日军控制下的伪东台县自治会成立，1942年1月，伪自治会改为伪东台县政府。

此后，东台县境内出现了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汪伪三种政权同时存在的复杂斗争局面。

其基本态势为：伪东台县政府在日伪军的操纵下，统治着境内主要的点（集镇）、线（交通干线）和15个乡镇。

伪县长吕景颜（东台城人，国民党员）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

担任伪县长期间，积极推行伪化，反共反人民，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他建立了伪保安大队，自任大队长，甘愿充当日伪鹰犬，带领敌人下乡“扫荡”；在其统治区内，他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肆意榨取民脂民膏，并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

国民党顽固派东台县政府，盘踞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的堤西七（溱潼）、八（沈埨）两个区。

他们与日伪暗中保持默契，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蚕食抗日民主根据地。

其县长先后为周佑民（安徽萧县人，1939年－1944年1月任职）、杨昉（浙江萧山人，1944年1月－1945年7月任职）等。

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撤出东台城后，控制范公堤以东的38个乡镇。

县委、县政府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建立广泛的抗日爱国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新四军一师主力部队，歼灭大批敌有生力量，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扫荡”，同时与制造摩擦顽固反共的国
民党军队针锋相对，予以打击；在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废除一切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在文化上，开展明理识字运动和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娱活动，提高民众的素质。

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东台成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心区。

东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先后为彭冰山（湖南茶陵人，1940年10月－1940年11月任职，建国后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徐宗田（安徽固镇人，1941年1月－1941年5月任职，离休前任华东工学院副院长）、李逖（广西来宾人，1940年11月－1941年1月任代县长，1941年5月－1942年11月任职，离休前任广东省经委副主任）、董希白（安徽贵池人，1942年11月－1946年9月任职，建国后任外交部国际条约司司长）等。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三方政权的斗争局面很快呈现出敌消我长态势。

根据地军民越战越勇，沦陷区不断被我方收复，1944年5月19日，伪东台县长吕景颜等人在乘汽艇去大中集为日伪部署“屯垦”时，被台北县（今大丰市）独立团伏击活捉。

抗战胜利后，在惩奸运动中，根据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抗日民主政府于1946年5月2日在东台城城北大操场召开公审吕景颜万人大会，次日吕伏法。

国民党东台县政府在多次反共阴谋被我方挫败后，日益和日伪勾结在一起。

县长杨昉纠合顽固反共的国民党税警团残部，公然打出了东台边区反共特务总队的旗号，并于1945年6月27日流窜到富安黄金坝，妄图在此安营扎寨，长期盘踞。

6月30晚，苏中地区主力在东台军民配合下，攻打黄金坝，战斗持续到7月1日下午3时，守敌除杨昉只身潜逃外，被我方全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东台县委、县政府立即率领全县军民向境内的日伪军发起最后的进攻。

10天内收复大小据点40处。

8月30日夜，占据东台城的日伪军仓惶逃跑，次日，东台军民收复东台城，伪东台县政府倾刻瓦解。

三方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结束后，东台境内的局势变为共、国对峙。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

同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东台大举进攻。

东台人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又经过两年的决死苦斗，终于在1948年10月解放了东台全境。

（李佳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