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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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对外汉语教材本土化的思考
发布时间:2021-10-28T09:17:20.592Z 来源:《时代教育》2021年16期作者:胡琪[导读] 自开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以来,由于各种国内外形势的原因,对外汉语教材在不同时期、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发展趋势及指导理念。
基于各路学者对过去半个多世纪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胡琪
南昌大学江西南昌 330000
摘要:自开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以来,由于各种国内外形势的原因,对外汉语教材在不同时期、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发展趋势及指导理念。
基于各路学者对过去半个多世纪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本文将目光放在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主要问题上,结合学者们的经验与评价,分析教材编写的发展趋势,并阐述笔者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本土化的观点,希望能为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长足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本土化引言
近年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交错和复杂,在“汉语热”持续升温的同时,多家海外孔子学院已遭受或正面临被关闭的窘境。
这提醒我们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正面临一个突破口,如何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深入人心是一个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此问题需要加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专业性,而在此过程当中,教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教材编写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即在总结各学者研究和探讨对外汉语教材的基础上,对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作出总结和分析,并阐述笔者对教材编写本土化的思考成果。
1 各路学者对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研究的探讨1.1 基础理论研究与教材的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在数量上达到了高倍速的增长,在种类上已初步形成多种层次、多种类型、可基本满足多种需求的教材体系。
尽管现有的教材数量已经非常之多,但科学实用、受到国内外师生欢迎的并不多,我国现有的教材仅可大致满足国内汉语教学的需要。
因此许多学者纷纷强调教材的编写要以基础性研究为前提。
如刘珣(2000)曾指出:缺乏基础研究,影响到教材的科学性,这是对外汉语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赵贤州(1987)认为“教学法与教材编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教材编写离不开教学法的指导。
”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如此: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汉语教科书》,以及后来的《基础汉语》和《汉语课本》,其编写理论都遵循结构主义语言学,注重语法结构的传授。
李泉(2002)也认为,新教材的编写需要将加强教材编写的基础性研究、对教材的设想、展望和理论探讨和对已有成果的总结和梳理结合起来。
1.2 总体设计与教材的关系
教材往往体现语言教学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教什么和怎么教。
所以,教材在第二语言教学中起着纽带作用,而在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四大环节中,总体设计也起着统帅引领的作用,因此教材能够体现总体设计,总体设计是编写教材的前提。
吕必松就曾指出: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语言测试是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四大环节,而在这之中,教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总体设计的具体体现。
有了总体设计才能明确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
赵贤州认为:总体设计是教学的总纲,有了总体设计,才能安排好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编写出科学性较强的教材来。
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教材的科学性更多的体现在教材内容的设计上,包括话题的选择和排序、语料的取舍、教材的体例、练习题以及文化呈现方式。
朱志平等(2008)集中调查了五家专业汉语教材出版社近十年出版的23部教材,发现现有教材的话题范围还有待拓展,且话题排序不适应学习者的需求,话题之间的关联度也不高,这些问题都与总体设计有关。
1.3 教材本土化的问题
李泉在对新一代教材进行思考和展望时,认为教材本土化是对旧教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
目前我国大多通用式教材在国外的使用缺乏针对性,教材与当地学制不相吻合,课文内容过于通用化,缺乏与当地国情、民俗的相互结合。
例如有些国家为中小学生开设汉语兴趣班,而使用的教材却是比较正式的HSK标准教程;且许多国家现如今所用的汉语教材过于老旧,不仅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轨,还与中国汉语发展情况严重脱轨。
杨小彬(2011)在分析和总结过去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和问题中也提到: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突出问题之一是本土化教材较少,现有的国内出版的国别性教材绝大多数是同一种教材的不同注释版本,并不是针对不同国家汉语学习者而特别设计的教材。
除此之外,许多小语种国家缺乏与本国语言相对应的注释版本,老师与学生的某些教学互动还需要借助第三方语言如英语,这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是非常不利的。
2 从教材编写的问题看教材编写的发展趋势2.1教材编写向更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方向发展
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能够强化教材编写的理论指导思想,从而使教材的编写更具科学性。
例如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知识能够给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安排理论性的指导,使内容的排序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语言教学的规律,题材的内容也能贴近日常生活交际。
加强汉语的本体研究,解决目前第二语言教学中尚未分析清楚的语言现象,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语用等,能够使得对外汉语教学的准确性得到提升。
另外,一个合理的总体设计能够使教材内容贴合学习者,避免“教科书语言”,让学生真正掌握有意义有价值的言语技能。
另外,语料的排序和取舍上也能更向实用的方向发展,练习题以及文化呈现方式也将体现出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使练习充分发挥自身巩固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的用途。
2.2教材形式更加多元化
杨小彬(2011)在分析和总结过去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和问题中提出:“应该整合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供老师和学生可实时或延时在线学习的、共享的网络学习和教学平台。
”杨小彬认为现代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给教育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全球经济“互联网+”的发展模式下,出现了许多线上对外汉语教学的网络平台,如:网络孔子学院、汉声中文、lingobus、italki、Chinlingo。
这些平台不仅有直播课程,还有录播课程,因此需要大量开发动态教材和静态教材。
除此之外,许多学习者日常还在手机APP中学习汉语,如:Pleco、HSK simple、漫中文等。
因此我们的教材不仅要采用实物书本的形式,还可通过现代教育网络技术渠道,开发大量丰富的、多语种的、多功能性的可弹性网络教材,将对外汉语教材带入提供学习便利的发展队伍中去。
2.3教材编写顺应时势走向本土化
赵金铭(1998)指出:“教材要体现针对性,首先要确定好教材是为哪类目标人群编写,为哪种目的编写,编写出的内容要符合学生的自身需要”。
通用型汉语教材在海外经常出现各种“水土不服”,因此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编写适应当地学习者的本土化汉语教材已成为教材建设的新趋势。
目前我国已出版的国别化教材主要有《博雅汉语》、《快乐汉语》、《发展汉语》,这些教材大体上保持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汉语本体知识的主导地位,但基本通过采用不同国家的语言直接对其进行注释;还有一些针对个别国家的教材,比如韩国使用的《易捷汉语》、泰国用的《快乐学中文》、菲律宾使用的《菲律宾华语课本》,还有哈萨克斯坦语注释的《丝绸之路学汉语系列教材》,这些教材避免了对通用化教材直接进行注释的弊端,但也存在内容编排、语料选择、习题方式上的问题。
但毋庸置疑的是,纷纷出版针对不同国别的本土化教材现象是我国对外汉语本土化教材缺失的表现,因此教材编写走向本土化是顺应时势的新趋势。
3 对教材编写本土化的思考
周小兵(2013)指出:“本土化汉语教材,指根据当地教育机制、社会文化、学习者母语特点等因素开发的适合当地人学习的教材。
”也就是说,本土化汉语教材要符合当地的教育机制,汉语内容和文化内容要适应当地的社会文化,语音、词汇、语法等的讲解需要结合当地学习者的母语特点。
从这一方面来看,汉语教材本土化无疑是对外汉语教学向着世界、向着本学科更深一步发展的突破,但是在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3.1教材本土化的优点
李泉(2015)认为:本土化教材在编写时要遵循“一体现,三贴近”的原则。
他认为本土化教材要体现中文汉字的特征和汉语教学法,要贴近现实的中国,贴近人类共通情感和价值观,还要贴近海外地区汉语学习者的生活和文化。
按此原则编写的本土化教材无疑能为当地的汉语教学添砖加瓦,例如阿拉伯语地区的本土化教材,为适应当地文化,会避免出现“猪肉、比基尼”等词语、图片。
因此,教材本土化能够使编写更认同当地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能适应当地的教育、教学体系,在内容上能够选取到贴近学生兴趣点的内容,同时还符合学习者的年龄特点和学习特征,使教材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和适用性。
3.2教材本土化的现存问题
教材本土化,许多学者认为是大势所趋,甚至是“教材编写的根本出路”,但也有学者认为本土化不一定是合适的。
吴应辉(2013)曾提出:教材的内容要本土化,教材的注释要使用当地人母语,教材中的难点要进行对比,教材的话题内容要本土化。
这四点非常符合汉语教材国别化的要求,但也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本土化”的“化”真的合适吗?周小兵(2014)提出:也许“本土性”更好,即在教材中注意目标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跟学生母语国家社会文化的适当融合,参照母语特点和学习难点来教目标语,而不是只讲当地社会文化。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其教学内容应贴近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兼顾中国的国情、文化和历史,这应当是编写汉语教材的基本原则。
另外,学习一种语言主要是为了理解和表达所学国语言的文化和内容,而不是通过该语言来表达自己国家的内容。
所以教材内容在兼顾双方的文化互动、增强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的同时,也应注意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适当地在教材中融入当地的民俗国情,不可“本土化”过了头,而丢了语言学习最初的目标。
5 结语
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变化和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方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汉语国际教育在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这给我们的对外汉语教材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
本文仅仅通过对汉语教材编写研究情况的总结,粗略分析了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最后着重对汉语教材的本土化问题作出了仅代表个人意见的思考和看法,希望能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研究供上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李泉. 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和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
[2] 刘珣. 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3] 赵贤周. 近20年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研究的基本情况述评[J].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1987.
[4] 杨小彬. 我国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成就与问题[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5] 赵金铭. 论对外汉语教材评估[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
[6] 吴应辉.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本土化”与“普适性”教材的理论探讨[J]. 语言文字应用,2013.
[7] 周小兵,陈楠. “一版多本”与海外教材的本土化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2013.
[8] 李泉. 汉语教材“国别化”问题的探讨[J]. 世界汉语教学,2015.
[9] 周小兵. 汉语教材需要本土化吗[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4.
作者简介:胡琪(1997—),女,汉族,籍贯:江西,南昌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