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论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的独特性
作者：李军
来源：《中州学刊》2010年第01期
摘要: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性。

在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下,作家有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创作理念与文本实践中既追求文学对社会功能承担的类本质特征,也遵循艺术规律,实现文学的生动性、丰富性与多样性。

关键词: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独特性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1—0212—06
早在21世纪初,就有学者指出,延安文学研究已经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内在变化,理论研究思路的拓展,以及延安文学前期、后期的分期研究,就是这一变化的鲜明特征,“只是这种变化的表现形态是一种静悄悄地行进,不易被人觉察罢了”①。

随着研究的深入,前期延安文学也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然而前期延安文学的许多问题还未得到充分的梳理,至今尚未得到应有阐释的前期延安文学话语独特性问题就是一例。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不同于此前存在于国统区的左翼文学话语,也有别于其后的“工农兵”文学话语,特殊历史阶段、特定的社会语境与地缘政治文化制约与影响着这时期文学话语的发展风貌。

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
在延安文学前期,知识分子受到领导人的关心,文化人的工作得到了高度肯定。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毛泽东就强调文化人对于革命工作的重要意义,“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

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②。

随后在为中央起草的决定中再次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③把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与否与革命的胜利成败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反映了领导者对文化人的高度重视。

《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接连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欢迎科学艺术人
才》《提倡自然科学》《努力开展文艺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工作给予肯定与鼓励,并把开展文艺运动、欢迎和优待文艺作家写进当时的施政纲领,表现出对知识分子与文化人的理解、关心与重视。

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张闻天对知识分子的工作表现了充分的理解、宽容与照顾。

他要求“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④。

在当时政治化的社会语境中,张闻天的提议无疑是对文化人工作的积极肯定与支持。

张闻天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对于文艺创作结合实际经验,从艺术规律的要求指导文化工作,避免了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式图解党的政策和任务的做法。

另外张闻天还指示要想办法鼓励文化人写作的积极性,帮助他们发表作品,给他们创造写作的空间,给他们施展才能的场所和机会。

鉴于对文化人工作的清醒认识与高度重视,中组部长陈云提出“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

这一主张“很快就成为了各级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运用到工作之中去了。

”⑤实施的结果是延安吸引了大批人才,“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6年到1941年进入延安及陕甘宁地区的文艺家人数达到367人⑦,庞大的知识群体为延安文坛准备了可观的读者队伍,而数量众多的文艺家则为延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创作队伍,为延安文学的丰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后来大批文艺小组的出现为延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读者群与创作者。

在领导人的关心下,延安的文人虽然生活艰苦,但衣食无忧。

在供给制的体制下,食物、衣服、棉被都由国家供给,文人不用为衣食住行操劳,可以在平静的心态下专心于创作。

另外,中央机构还经常与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茶话会或者宴请文艺界人士。

延安文人与毛泽东等领导人都有亲切的交往。

丁玲从南京出逃到延安后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以致丁玲感觉像回到家一样的温暖。

萧军与毛泽东多次来往,常以兄弟相称,以致萧军在人前称,毛泽东是他的大哥。

1940年5月茅盾到延安后,到杨家岭去看望毛泽东,在茅盾眼里“毛泽东依旧是茅盾印象中十多年前那样的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因为当了党的主席而有什么改变”⑧。

1938年柯仲平筹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剧团条件困难,毛泽东当即送款300元,贺龙给了20块法币,后来柯仲平又向周恩来、博古写信求助,他们每个人给了50元法币。

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与文人的亲切交往不排除政治策略的因素,但给作家的感受却如春天般的温暖,舒心的感受自然会影响作家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鲁迅逝世后,延安对鲁迅做了正式而崇高的评价,把鲁迅树立为文化人的典范,为了纪念这位现代中国的圣人,为了赋予并发挥鲁迅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延安经常举行纪念活动,发表纪念鲁迅的文章,并以鲁迅的名字建立学校、图书馆、基金会等。

在领导人对鲁迅高度评价的基础上,在各种不同场合对鲁迅的宣传中,鲁迅的名字、鲁迅的精神成为延安人极为熟悉并以之为骄傲的对象。

鲁迅高大的文化权威形象,推动着创作者对其作品的借鉴和学习。

左翼文学创作精神成为影响延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前期的延安根据地,文艺刊物的编辑或负责人大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左翼文人,他们坚持“五四”启蒙传统,倡导文学对现实人生的描写。

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是解放区最有影响的报纸副刊,在办报方针上对文艺稿件的艺术性与政治性都给以高度重视,她坚持大度与宽容的编辑方针,倡导原则性批评,对鲁迅式杂文创作极力推广,并提供发表平台。

同时,左翼文人通过授课、开办讲座、指导或组织文学社团形式培养读者群与文学新人。

周立波在鲁艺开设的“名著选读”课,主张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坚持人性与审美的尺度,他的课对于鲁艺学生甚至延安的文学爱好者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对延安前期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前期延安文学的生态语境为文学风格的多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文学的丰富性提供了必要的平台。

前期延安作家的创作观
在延安文学的前期,延安作家纷纷把创作与民族抗战的现实联系起来,尤其经过一番曲折来到延安的作家对延安有一种“家”的感觉,即使按照知恩图报的民间逻辑,他们也极容易让自己的文艺作品服务于抗战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呼应与追随政治的号召,让文艺承担起政治宣传的使命,因此,在前期延安文学中便形成了对政治类本质⑨与文艺特殊性的双重追求。

类本质就是类的规定性,是一个种类的共性而不是个性。

对政治类本质的追求体现了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

对文艺特殊性的追求是对文艺审美性的强调,是作家将文艺区别于一般宣传品的特征。

对文艺类本质的追求是时代对文学的呼唤,《文艺突击》在革新号创刊词中指出,“抗战刺激了创作的活动,促进了文艺的发展,劈开了文艺的道路,文艺又表现着抗战中一切辉煌灿烂的伟业,显示出中国民族必胜的力量,帮助着抗战团结的号召……这是今天文艺界的总的趋向”⑩。

五四时代具有莎菲式性格的丁玲来到解放区后宣称:“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枝笔!”(11)著名诗人艾青在《解放日报•文艺》百期纪念活动时公开表明:“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

作家是从精神上——即情感,感觉,思想,心理的活动上——守卫他所属的民族或阶级的忠实的兵士。

”(12)艾青把作家看作民族整体的一部分,甚至民族的感觉器官,这样就把作家在民族解放中的地位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位。

延安的其它作家欧阳山、罗烽、舒群、萧军等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与丁玲、艾青同样的追求。

文艺对政治类本质的追求解决的是文艺发展的大方向问题,然而正如祁克果分析人类生命个体的特殊性时所指出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种类不在于他在种类上的一般优越性,而在于人类的特征是:这一种族类的每个单独的人(不但卓越的个人,而是每一个人)都具有比种类更多的东西。

”(13)文学艺术同样如此,一篇(部)成功的作品除了拥有艺术作品的共同特征外,它还拥有其它作品中所不具有的特征和个性,作品的这一特点规定了它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

因此,文学作品虽然具有了政治类本质的共性,但作为实际意义上的文学远不能用这一类本质来概括,文学的生成还需要遵循它自己的规则。

对此文艺家有他们自己的体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意义上对这一问题做了思考探索。

“真实”是前期延安作家追求的美学原则。

作为诗人的艾青对情感的真实给予特别的关
注:“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

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抗议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

”(14)作为独立的个体,他只忠实于自我的情感,他只表现内心感受过的东西,他与作品在情感上是统一的,作品是作家生命的体现,是洋溢着作家热血与情感的艺术。

这种情感不是狭小的自我的哀叹,而是对民族、时代热情的缩影:“愈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文艺作品,愈是和一定时代的政治方向一致。

”(15)把个人小我的感情融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把一己价值通过时代政治运作的方式发挥出来,让文学艺术成为投身革命的体现方式,这在文艺家中成为一种普遍心态。

既然如此,文学情感就成了作家革命情感的具象。

不过如果只有革命的热情而忽略文艺的本质,或者仅把文艺视为宣传的工具,会不知不觉地让文艺走向“标语”“口号”式的表现形式,对此作家们早有警觉:“高明的理论家不从作品所采用的题材的阶级的区别去衡量作品;而是从作品中所反映的各个阶级的真实,与他们之间的矛盾程度去衡量作品。

”(16)既然衡量作品的尺度是阶级的真实,以及阶级矛盾的程度,那么深受批评影响的作家就不能不把自己的作品表现得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接近阶级的真实,接近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的真实。

丁玲的《说到“印象”》《真》《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虽然写于不同时期,但最终指向都是针对这一问题。

另外周扬也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对文学创作的真实性问题作了较多的探讨,特别强调了创作者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以反映生活真实的重要性。

艾青、丁玲、周扬作为延安的名作家与理论家,他们的观察与主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代表性。

“怎么写”是前期延安作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

有了生活,有了思想,有了创作冲动并不见得就会有好作品,从素材的提炼到文艺作品的生成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

艾青说:“好的批评家不应该先注意作者写什么东西就算完了,更重要的是注意他怎样写——用怎样的态度处理题材,从什么角度看世界,采取怎样的手段……等等”(17)。

艾青对文学表达方式的重视与他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看法不无关系,“怎么写”解决的是如何让文学更长久地发挥“工具”或“武器”的作用的问题,是如何把思想、情感、感觉更顺利地“灌输”到读者头脑里的问题。

在此以前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文中虽然没有对“怎么写”提出具体建议,但强调了“怎么写”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有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一种思想的和技术的武装”(18)。

作家萧军则把“怎么写”比喻为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等待跨越的坑,后来又把问题具体化:“在内容上我们可以尽可能深而又深,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应该尽可能浅而又浅,所谓‘深入浅出’,使水准低的不厌其
深,水准高的不薄其浅。

还应该抱一部分文学上‘启蒙’目的。

提高和普遍一定要并行。

多写具体形象,少玩抽象的不必要的雕琢语句。

作品要有坚定的主张、明确的范畴为第一。

朦胧,模棱……的作品是要不得的。

要健康,要团结,要向上……”(19)。

萧军的主张是根据战时特定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特点。

1941年“文抗”的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还多
次组织文艺家到文艺小组与小组成员、文学爱好者与群众就“怎么写”的问题展开交流。

对创作自由的呼吁。

1939年《文艺战线》创刊号发表了周扬的《我们的态度》一文,在文章中他以文艺理论家和指导者的立场发表了他的创作自由观。

他主张在抗战的大题目下,以现
实主义为基本的创作理路,提倡作家描写现实的各种方面。

应当考虑读者的审美需要、抗战现
实的多样性,作家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以及作家兴趣的不同,因此“创作上不需要有定于一尊的公式,这样的公式对于作家反而是一种桎梏。

在对创作的见解,作品的取材、表现方法、风格、用语
等等方面,作家可以有较大的自由”。

(20)应该说,周扬的理论观点不乏实用主义的功利观,但是他能考虑到文艺创作的复杂性,避免文艺创作的粗俗化与公式化,他的创作自由观既全面地反映出时代对文艺的要求,又反映出文艺的时代性特征。

艾青则呼吁政府和领导人尊重艺术的规律,对艺术家给以充分的尊重,让他们有创作的自由:“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

”(21)丁玲面对延安的文艺小组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现象,大声呼吁:“文艺不是赶时髦的东西,这里没有
教条,没有定律,没有神秘,没有清规戒律,放胆的去想,放胆的去写,让那些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飞开去……否则文艺没有办法生长,会窒息死的!”(22)
由于社会与政治形势的变化,时间短促,前期延安作家对政治类本质与文艺特殊性的理论思考没有广泛展开,也没有进一步深入,不过已有的论述已经表现出独特的个性,而且,延安作家对这种独特个性的追求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创作理念,它同样呈现于延安文学的文本中。

艺术性话语的文本呈现
前期延安文学话语打上了战争环境的烙印,但在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下,作家个性迥异,创作手法也各有特点,思考问题的深度也因人而异,所以在共同的政治关怀下,文学面貌并不单一,既有单纯追求艺术的社会功能的作品,也有在追求艺术社会功能同时对艺术表达作出探索的作品,这类作品体现了文学的政治类本质与艺术的特殊性,有关前一方面的内容前人已作了详尽的论述,对于后一方面的内容仍需要进一步的阐释,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以人性的表现为例来探讨延安文学话语的个性特征。

第一,对人性异化的表现。

这类作品在前期延安文学中尽管数量不多,但却从特殊的角度切入对革命的反省,表现了作者以文学的方式对革命的思考与殷切期望。

小说《李炳龙》(23)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偏执之爱的故事。

革命队伍里的马伕李炳龙对老红马的感情超出常人的想象,他却为老红马蒙受了耻辱,也损害了健康。

人的付出总期望有所回报,他却心甘情愿、乐此不疲,这是一种只有虔诚的宗教徒才有的感情,其背后隐藏着极深的孤独与悲哀。

在部队里,他是集体中的另类,他也想做一个清白的人,因此,来自于集体的负面评价直接影响着他的正常生活。

同时,李炳龙乙等残废,又患有疯瘫症。

身体的残疾让他更加敏感于来自集体的评价。

一次次的被批斗、被关禁闭即使对于普通的战士也是严厉的惩罚,何况像他这样有严重缺陷的人呢?他曾经是个重机枪手,如今只能做个马伕。

角色的转换,对他来说已不仅是位置的变易,而且象征着他人生价值的失落,这让他感到无法把握命运的悲哀,可他却无处倾诉,惟有把生活的热情给予与他朝夕相伴的老红马。

李炳龙的人性个案在革命队伍中自然毫无代表性,但他的变异却引人深思。

为什么一个并不缺少善良的人却成为精神的畸变者?革命武装斗争能够改变人的社会属性,却难以改变人的内在心灵结构。

问题的出现提出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

《躺在睡椅里的人》(24)揭露了医护人员的冷漠。

人性的冷漠表现于对工作的厌倦,由厌倦而生的麻痹,由麻痹而生的不负责任。

战时环境下的延安实行生活供给制,这种社会体制所带来的弊端已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供给制所滋生的多种弊端为革命阵营中不健康灵魂的滋长提供了舒适的温床。

(25)小说中延安医院的工作人员就是在供给制的生活环境中人性蜕化的例证。

在这里,病人得不到水喝,大便没有人清理,请小鬼帮忙,他却说下班了,找领导解决问题,领导说这里物资困难。

这篇小说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医院的状况竟然如此相似。

这涉及医院的管理体制问题,但更牵涉到人性蜕化的问题。

面对病人家属的质问,看护人员表现的不是愧疚,而是对病人家属冰冷的驱逐。

没有比医院的副院长钟正枝的表现更令人寻味了。

从革命履历上看,他是一个在革命战火中与革命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干部,现在,他是整天忙于开会而疲于奔波的负责人,他因不停地开会而疲倦,因疲倦而缺乏工作的热情,而衍生可怕的冷漠。

他把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为边区物资困难,所以病人没水喝他并不感到意外,护士不负责任他为其开脱。

面对病人家属的质问,他感到的是厌倦与不耐烦。

他的冷漠,他的缺乏耐心,他对工作责任的推托,反映出他人性的蜕化。

无论是把老红马视为自己生命的李炳龙,还是人性异化的钟正枝,都只能是革命队伍中的少数人,但却也反映出革命阵营中人文关怀的某些缺失,革命集体如何面对革命个体的生活与理想,精神与实在,如何调动革命个体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在战斗或工作中的动力确实是有意义的思考。

第二,延安作家在创作的实践中逐渐走向人性的深处。

在战争的背景下,通过对人性另一面的细心打磨,凸现落后或反面人物为革命改造的可能性。

在延安文学的前期,作家虽然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中感受人生,但现实主义文学的力量让他们的作品超出了革命文学的想像,在作品中揭示出反面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戈壁舟的《一个朋友》(26)表现了朋友的邪恶与无耻,但同时也揭露了他不易为人所察的善良的一面。

杜
平的表现是十足的流氓无赖的行为,两手沾满进步青年的鲜血,是一个人见人怕的角色。

在小说中,作者对其邪恶的一面大肆渲染之后,却未从政治意义上对之做出价值终结的定论,而是发掘他仍未失去的善良品行,当然,他的善良只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显现。

尽管他对待别人像狼一样,然而对小时就是朋友的“我”却像对待自己的家人,向往革命的“我”对他的丑恶行为颇多不敬之辞,但他依然给“我”亲人般的呵护。

他本可以把“我”交给他的上司邀功请赏,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极端行为或政治措施,仍然把“我”当成他的朋友。

面对杜平这样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人物,小说在强化他邪恶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将其定型化,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来表现。

作者笔下的生活是一种消弭了政治色彩的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是以人性的价值取向和民间的伦理逻辑,而不是按照政治的价值取向聚焦人物。

杜平对自己的行为也充满矛盾,明明知道选择的政治道路走不通,却没有勇气重新做人,也许正是内心保留的这份自我意识,使他在处理与朋友的关系时,没有以政治的标准而是以情感伦理的标准善待自己的朋友。

杜平这类人并未完全埋没良知,如果给以革命的改造,充分利用其未曾泯灭的良知,对于革命未始不是一份潜在的力量。

战火的考验将人性置于血腥的锻铸中,革命规则将人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根据其行为表现似乎可依是否革命简单地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然而进入具体个人的内心深处,仅仅以革命与反革命的原则却无法真实把握一个人的人性内涵。

罗烽小说《山庄中》(27)中的“她”想做好人而不得,厌恶自身的处境而不想摆脱,她因为贪图虚荣作了军阀的情妇,但却未失去人性的善良,可是她的正义的愿望却只能以梦境的形式展现出来。

平若的小说《兵油子》(28)中的吴凤山自由散漫,成为革命队伍中的异类,但是却坚守道德的底线,最终为革命立下战功。

这类小说表明延安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积极尝试,这种人性话语带有解放区文艺转折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作家从不同角度思考了人性解放与革命语境的关系。

人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提出的梦想,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变革,这一思想逐渐渗入日常生活,但不可避免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

丁玲的小说《夜》展示了政治理性对本能情欲的规约。

小说一开始就表现了乡村干部何华明对赵家大姑娘的潜意识欲望,然而他是已经有老婆的党员,他必须注意自己的影响,他不能有出格的行为。

所以,他用了那时、那地最流行的政治判断标准“落后”否认了他心目中的“白雪公主”。

情欲的冲动属于人的潜意识范畴,当它进入意识的层面时,遭到现实中各种利害关系的限制,又重新回到潜意识层面,但它并没有消失,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影响人的意识活动。

长久以来,从老婆那里一直无法获得满足的何华明备受情欲的煎熬,急切地需要突破口,所以面对邻居侯桂英的富有诱惑的暗示,他恨她,却又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

(29)从内心的需要来说,这里已分不清爱与恨的界限,他因为需要而爱,因为禁忌而恨。

如果说,对赵家大姑娘他只能观赏,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似的骂上一句“落后”,而侯桂英则不同,她既是干部,政治上很“红”,与被他骂为“落后,拖尾巴”的老婆截然相反,年轻妩媚,而且侯桂英适时出现于他极为孤独寂寞,讨厌老婆的时候,这时他可以听从情欲的呼唤。

然而,这是在偏僻落后、政治氛围浓厚的解放区,本能的冲动应服从政治的需要,于是即将上演的爱情故事戛然而止,“‘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

’于是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