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专享】我国频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原因及影响

我国频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原因及影响
由于外贸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持续大量增加，国家自去年以来，频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希望通过出口退税率变化，降低出口增长速度，改变出口产品结构，平抑贸易顺差，使国际贸易趋于平衡。

在此，仅就我国频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原因及影响作一简析。

一、我国近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措施概述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1985年开始实施。

1985年3月国务院发布
通知，规定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出口产品退税政策。

1994年，国家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税、消费税制度为基础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制度。

1996年中国政府将出口退税率从11％、13％和17％分别降为3％、6％和9％。

受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1998年我国出口严重萎缩。

所以1998年国家提高了出
口退税率，规定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由原来的6％提高到15％，以刺激出口。

尽管此后国家又先后几次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但是2006年以前，我国大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沿用的还是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出口退税率。

去年开始，我国加大了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力度，今调整措施更是频繁出台。

2007年4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部
分特种钢材及不锈钢板、冷轧产品等76个税号出口退税率降为5％；型材、盘条等另外83个税号的钢材产品则取消出口退税。

2007年6月1日起，我国调整了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税率，对142项商品加征出口关税，对209项进口商品实施较低的暂定税率。

2007年7月1日，调整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取消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将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

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原因分析
2006年以前的几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重点对小范围高耗能产
品进行调整，并给予了企业一定时间过渡适应期。

2007年6月18
号颁布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涉及2831项商品，商品数目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而且没有设置
过渡期。

可见政府对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尽管如此，本次调整规模还是比此前社会估计的调整力度要小。

预计年内
政府将还会出台针对出口退税以及进出口关税率的相关重要调整措施。

为什么政府近期频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有几点原因：
1、偏高的出口退税率使调整具有空间
目前实施的大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还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出口而调高了的出口退税率。

当时对出口退税的调整主
要是考虑减小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支持与扶植企业出口创汇，增加外汇收入，发展对外贸易。

然而这一税率相对于当前我国
的经济形势与外贸规模而言，显然偏高，而且这笔开支近年来逐渐
成为我国财政的负担。

据统计，2004年财政对出口退税的负担开始
以每年1000亿元的速度上升，2006年达到4300亿元，由于当前国
际国内外贸环境与外贸形势较之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均发生了重大变
化，所以适时调整出口退税产品范围与退税率是经济运行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内在要求。

2、巨额贸易顺差使调整势在必行
我国外贸顺差一直保持迅猛增长势头，2006年外贸顺差达1775亿美元，2007年1-5月，外贸顺差达到857．2亿美元，同比增长83．2％。

去年，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1万亿元，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外贸顺差增长过快，不仅加剧贸易摩擦，而且加大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为了缓解贸易顺差过大，促进外贸平衡，政府已经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如人民币升值、调整进出口税率、颁布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等。

但目前数据显示，我国贸易顺差增速仍然居高不下。

所以，作为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的手段之一，出口退税政策年内出现频繁调整，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借此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

3、贸易结构转变使调整不断深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而且由于近几年我国投资高速增长，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目前正在集中释放。

加之我国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环境等严重低估，使资源、能源要素含量高的产品价格较之国际市场偏低，这些导致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

我国某种程度上以廉价的资金(利率)、资源、环境、能源补贴了出口对象国。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可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同时鼓励能源、资源及相关商品进口，使对外贸易结构趋于合理。

并且通过贸易结构与
产业结构的关联带动效应，倒逼国内产业结构尽快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加速转变。

三、政策实施效果与影响
目前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采取的模式属于小幅、渐进、频繁式调整，但是国家的调整力度正在加大，政策效果将更加明显，影响也将更为深广。

1、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
2006年以来的几次出口退税调整的重点都落在高耗能产品如钢铁、化工产品等以及贸易摩擦较严重的产品如纺织品等。

7月1日
将实行的调整政策对于不同行业，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对于钢铁行业，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涉及到我国钢产品的出口总量在10％左右，所以对行业总体影响不大。

但是经历多次调整后，政策累积的加强效应将逐步显现，钢铁出口企业压力将不断增加。

对于纺织行业，此次调控范围和幅度要小于事前预期。

虽然适当下调服装出口退税率有利于抑制出口过快增长，但是去年9月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已下调至11％，而且纺织行业是我国当前吸纳社会劳动力的重点行业，所以本次调整幅度较为温和。

对于化工行业，本次调整冲击力较大。

政策调整中涉及高耗能化学品出口退税取消的有385个品种，涉及出口退税下调到5％的有239个品种；范围和幅度要超过其他
行业。

2、高耗能产品中小出口企业将逐渐被淘汰
由于出口退税率降低，相关出口商品的成本将增加，对于一些
不具有规模优势的中小企业而言，利润空间会大为缩减。

尤其是本
次政策调整对于某些高耗能商品下调退税率幅度较大，没有为企业
预留过渡期，迫使相关企业要么独自承担成本上升带来的损失，要
么单方终止已签订履行的出口合约，承担信誉丧失损失，这对于不
具有规模、资金、成本优势的中小规模高耗能产品出口企业是沉重
打击，必然使部分企业被淘汰出局。

四、扭转经济失衡当从收入分配制度、政策入手
5月份的几组关键性经济数据已经全部出炉。

除了PPI(工业品
出厂价格)数据同比略有回落外，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贸易顺差、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企业商品价格等都
处于高位水平。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工作的突出问题，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工业增长偏快，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速继
续在高位运行，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突出。

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节
能减排形势严峻。

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
调控，有效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

财政政策要加大对结构
调整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

由此下半年宏观政策
面“紧”字当头似乎是给人们最深切的感受，不少人也预期在宏观
经济政策趋紧的情况下，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会
迎刃而解。

不可否认，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势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
很大的影响，但在目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一个越来越受到大家注
意的问题也正在显现，那就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似乎正在下降。

如果仅仅依赖传统的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一些问题的解决似乎很难达到预期。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即使实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流动性充裕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改观。

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例，用提高准备金率来替代央票发行固然有降低调控成本的好处，但央行要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种制度客观上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从央行获取利息的便利，扭曲了存款准备金的功能，弱化了准备金作为对金融机构“课税”的调控功能。

无疑，当前我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是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有国际的因素。

但从国内看，当前出现的流动性过剩，直接原因是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结果。

而进一步分析，国际收支(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除了国际产业的
转移、劳动力成本低廉、汇率以及政策的因素外，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

在我国，由于对未来预期不确定，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等因素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而企业和政府由于受体制和机制影响，储蓄也保持较高水平。

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表现为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内部失衡，结果是以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为特征的外部失衡。

而只要外部失衡的格局不改变，流动性充裕的局面就难以扭转。

同样，投资增速偏快的态势，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似乎也难以寄望太高。

近年来，资本收入持续增长，特别是工业企业年均利
润增长达到30％左右的高位水平上(尽管不同行业表现出差别)，有这种高水平的利润增长激励，企业又有什么理由要紧缩自己的投资活动呢?在如此高水平的企业利润增长激励下，降低27个或更多个基本点的利率调节，对企业投资冲动不可能起到具有实际约束力的降温作用。

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货币当局屡屡用提高利率来抑制投资过快增长而屡屡收效甚微。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有很多，我们认为其中有一条是国民收入的增长结构明显向工业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倾斜，居民收入项目的增长相对缓慢，这是一个对调控政策效率具有基本性制约的重要因素。

根据计算，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21．0％上升到2006年的24．2％，企业从2001年的15．1％上升到2006年17．5％，居民由63．8％下降到56．5％，如果考虑到统计中政府收入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入，实际的政府所得份额可能要大于统计数据。

政府所得份额不断增大，在政府职能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必然直接和间接地推动投资高增长和投资率的攀升。

企业支配收入主要是较高的利润率带来的，而在高利润的驱动下，企业必然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

而分配矛盾导致生产过剩，是市场经济国家200多年以来反复验证过的规律，中国的高速工业化过程虽然有新全球化的背景，外需也的确吸纳了中国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但即使在净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也只吸纳了中国总供给的很小一部分，新全球化可能只能减缓或拖延中国产能过剩矛盾表面化的程度与时间，但不
可能从根本上消灭这个矛盾。

如何解决?我们认为，从收入分配制度变革和收入分配政策入手，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进而达到投资、消费的合理
匹配，可能是一个长久之计。

为此：
(1)理顺分配关系，消除人为的不合理因素。

拿城乡差距来说，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超过3：1，处于历史高位，如果将住房、社
会保障等隐性福利考虑在内，中国的城乡差距无疑是世界之最。

而
城市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为工人比农民具有更高的创造GDP的禀赋，而是因为农村劳动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利。

地区
差距和部门差距也是如此。

西部居民收入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居民，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受良好教育和自由迁移的机会。

同样，垄断部门的高收入正是因为其垄断地位。

因此，要在市场机制
的作用下，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同等质量的要素获得同等报酬，这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除上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
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2)落实资源税征收，体现国资收益权，改变国有企业不分红的
现实。

在世界上任何市场经济国家，要开采全民所有的资产，首先
必须通过竞价交一笔特许权费，另外要缴资源税。

而我国企业开采
资源成本不高，开采出的钱大都成了企业的利润，再加上能源，资
源的价格在上涨，企业利润不断增加。

这种现状应尽快改变，切实
落实资源税征收制度。

同样，要想解决垄断行业收入与贡献的匹配
问题，真正体现其劳动价值。

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国资收益权要落
到实处。

因为在国家不建立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的情况下，企业拥有国有资本收益自由支配权。

那么，效益好的企业职工收入就会不断膨胀，而困难企业的职工却收入下降，由此产生企业内部分配秩序混乱的弊端，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并将积重难返。

国资收益权落到实处，一方面它可以体现国有资产的权益，一方面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

对于国有企业的盈利，作为资本出资方，应参与分红，将所得用于居民人人亨受的公用事业或充实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