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新解放区土改政策转变的历史贡献

论邓小平对新解放区土改政策转变的历史贡献
作者：何薇赵晓丹
来源：《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02期
〔摘要〕 1947年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

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邓小平把土地改革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敏锐的洞察力、坚定的原则精神、细致周密的观察思考，亲自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

“六六指示”系统地提出了新区农村土改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即在中原地区实行分区域、分阶段的“双减”土地改革政策，将新区分为三个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调整政策，坚决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和城市工作中的“左”倾偏向，从而为中共中央关于新区土改工作政策的转变和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六指示”蕴含着丰富的政策、策略思想，显示了强烈的务实性和人民性，彰显了邓小平依靠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实践、心系民生的优秀品格。

〔关键词〕邓小平；“六六指示”；新区土改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6）02-0113-11
1947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抗战十周年的口号，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命名为人民解放军，随着中共在军事上转入全面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强劲有力的战争动员口号。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区，中原南部的大别山地区是重点。

出击中原，建立根据地，就可以南扼长江，东慑南京，西逼武汉，直接威胁江南。

〔1〕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各方面力量，确保这一战略任务的完成，1947年5月16日，中央决定组成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原中央局。

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余人挺进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大别山根据地。

为了在大别山站稳脚跟，邓小平把土地改革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推行了一条适合新解放区（以下简称新区）的土改政策，把“平分土地”政策，转变为“减租减息”政策，在中共关于新区土改工作的政策转变和形成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邓小平对新区土改政策调整的历史作用和贡献，学界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冷溶的《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他将新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论述了邓小平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贡献，对邓小平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作了富有权威性的解读。

〔2〕在这之后，1994年7月《党的文献》第3期登载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根据地工作的来往文电选载（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六月）》
〔3〕，披露了一组珍贵档案文献，带动了国内学术界开始研究邓小平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贡献和作用，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毛泽东、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土地政策的形成》〔4〕、《邓小平与新解放区急性土改的停止》〔5〕等。

2014年在主题为“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的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两篇文章论及“邓小平与大别山新区土改”〔6〕和“邓小平与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界充分重视并肯定了邓小平在新区土改政策转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还需要对1948年——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进行深入研究，梳理其间邓小平与毛泽东往来电文，对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亲自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六六指示”）进行文本分析，进一步弄清楚1948年中共中央是如何完成新区土改政策转变的，从而也能更清晰地展现邓小平从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一、对大别山根据地进行实际调查
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直属队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战略反攻的动员报告，他用特有的川北口音生动地说道：“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就占‘面’，有机会就占地方。

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政也解决了。

……能不能站住脚？能，一定能够站住脚！客观条件是具备了。

但有一条，要看我们三大任务“三大任务”是指作战、发动群众和筹款筹粮。

完成的好不好。

”〔8〕为了使正在胜利挺进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

按照中央指示，中原局一进入大别山，就把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作为战略展开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7年10月12日，邓小平起草并签发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提出要把土改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坚决反对右倾现象，在有初步基础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

中原局积极响应和贯彻中央精神，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央批示：“我们认为中原局此一指示完全正确，一切进入国民党区域作战及工作的部队完全适用此指示所指出的方针及办法，望各地转饬所属，一体遵行。

”〔9〕
但是，这场急风暴雨般“彻底平分土地”的群众运动，在许多地区出现了扩大打击面的“左”的偏向。

许多地方喊出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对民族工商业户征收过重的捐税；对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地主不加区分，以同样方式进行斗争，甚至一度发生“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的现象；在一些新区还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假分地。

中共中央从1947年底着手纠正这些错误，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一个新问题：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相继转入战略进攻后，一批新解放区纷纷创建起来，中共中央对新区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些区域又该如何进行土改呢？为此，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从六个方面询问新区情况，特别征询新区土改的问题：“（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
中富农及弱小地主的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10〕
在接到毛泽东征询新区土改情况的电报后的第二天，邓小平和刘伯承就回复毛泽东，报告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入大别山四个月来的发展情况：“现在看来我们业已站住，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敌人是撵不走我们的。

……其关键在于完成土改、消灭土顽两件大事”，“近来各地已开始获得经验，采取结合土改消灭土顽，耐心争取群众，划定区域，统一军区领导，这样消灭土顽是不会难的。

”〔11〕1月22日邓小平再度致电毛泽东，结合大别山根据地的情况，对新区土改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更详细的回答。

首先，电文说明了大别山的政治形势特征是：地主、富农有很高的政治警觉与丰富的反革命经验，群众则经过了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敢轻易起来，凡是执行贫农路线与消灭地主武装有成绩的地方，工作很易起来，并提出8月初地主、富农就已经开始逃跑。

如果对地主不是一律“扫地出门”，而是给以生活出路的政策（分田、没收，给逃亡地主留了田），可以争取大部分中小地主回家经营田产。

其次，电文分析了大别山（包括鄂豫、皖西两区）贫农的现状，提出应该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满足贫农要求，对策是将富农的粮食、耕牛、农具、土地、埋藏现金分给贫农，以此才能解决贫雇农生活困难的问题。

同时要注意在对小地主的衣物、家具进行分配时，要留出自用的部分，不能一扫而光。

第三，明确提出在土地平分中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农的方针，认为在新区一般采取中农不动的政策为好。

第四，大别山根据地有1200万人口，经历了苏维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均对各阶层发生了很深影响。

鉴于这些因素，邓小平认为，应该在这个地区划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

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暂时“还谈不上平分土地，应该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对一般的小地主、富农应该暂时不动，但对其中的反动分子，则坚决打击没收”〔12〕。

在电文中，邓小平明确表述要根据新区特点区分两种不同区域，分别实施不同的土改政策。

与邓小平联系和交换意见后，毛泽东对新区如何实施土改心里有了底。

2月3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土地法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即新区、老区、半老区，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策略。

这封电文明确指出新区的划分标准，即1947年8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叫新区。

这些地区实行土改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先分打地主的浮财，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顾小地主，然后再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予以分配。

毛泽东特别叮嘱，土改不能性急，“新区土改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要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

太急了，也办不好”。

〔13〕
从邓小平与毛泽东电文来往的时间和内容看，毛泽东显然是吸收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分两种区域”的主张。

在邓小平提出的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开始制定新区土改的具体政策。

2月6日，毛泽东向邓小平征询了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

〔14〕
随即邓小平在2月8日复电毛泽东，提出新区土改工作应分阶段、分区地逐步深入的意见，提出暂时不斗富农底财，对小地主不能一扫而光，对中农打乱平分要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

〔15〕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电报后，表示十分赞许，并于17日将邓小平8日来电转发给各区并附上了批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16〕
在向中央提出新区土改工作应分阶段、分区进行的意见后，3月8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对进入大别山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作了分析，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左”倾冒险的急性病，具体指出了六个方面的错误表现。

〔17〕对邓小平既正确评价成绩和缺点、又勇于自我批评的态度和精神，毛泽东非常赞赏，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转发邓小平的这份电报，特别在批语中表扬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

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

”〔18〕毛泽东进一步重申：“没有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视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

”〔19〕
这段文献充分说明，邓小平进入大别山后立即进行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土改运动的发展，采取措施，制定对策，及时纠正“左”的偏向，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前委负责人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这不仅对人民解放军在大别山根据地“站稳脚跟”至关重要，也为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健康进行提出了重要的、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正确思路。

二、新区土改政策酝酿和“六六指示”出台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在新区开展起来。

但由于没有从发动群众、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入手，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就成了形式主义的假分田。

对于部分干部没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就盲目开展土地改革，邓小平大为光火，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统计起来约有八十万人到九十万人分了田，以鄂豫、皖西这两个军区来看，只占十二分之一，而这八十万人中间还有极大部分假分田。

可以确定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20〕为了纠正土改中分浮财和分田地过程中存在的一些“过火”错误，1948年元旦前后，邓小平带头来到河南新县、安徽金寨、湖北麻城等地检查工作。

紧接着4月份，邓小平又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在鄂豫皖和豫鄂陕两个大区进行大面积调查。

他确定：在新区，不管是何种地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合时宜的，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正常秩序、为战争做准备等方面。

1948年4月24日，邓小平在豫西干部会议上针对新区土改问题作出指示，要求新区工作要以土改为中心，结合实际，讲究策略和依靠群众，否则，“就是分了地，也是拿不稳的，地
主是会反攻的”〔21〕。

并且根据中央指示，他重申中原局的土改政策就是消灭封建地主，只有团结百分之九十的中农，才能完成土改任务。

〔22〕
紧接着第二天的4月25日，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县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邓小平严正指出：“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23〕他特别强调：“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地正确前进。

”〔24〕
5月9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提出豫皖苏、豫陕鄂地区当前工作的重点要放在财经工作上，“即依原来工作情况、干部强弱，选择重点，创造典型，积累经验，训练干部，准备今冬明春大的土改运动”〔25〕。

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原局立足大别山根据地所进行的组织工作，明确表示：“我们正以你们为模范，要求全党全军均面向蒋管区，将战争引向更远的敌后，同时加强解放区在土改后的生产、节约、支前”〔26〕。

在电文中还特别叮嘱邓小平：“目前中原正处在作战及地方工作的有利而又紧张时期，邓小平不宜离开，等冬后看情形再定是否可来中央面谈一次。

”〔27〕字字情切，表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牵挂着新区土改政策的实施以及新区的经济建设问题，也表现出对邓小平寄予厚望与重托。

以实干著称的邓小平在一个星期后的5月15日主持召开了中原局豫西陕南负责人会议，会议确定了今后陕南豫西的工作方针：（一）建立反蒋胡（宗南）的统一战线，包括一切反蒋胡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只打击首恶分子。

（二）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

（三）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

（四）保护一切工商业。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5月29日邓小平随即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就会议制定的关于中原地区的土地改革、工商业等方面的工作方针向中央请示。

〔28〕这次会议将中原地区新区土改方针确定为：在政治上只打击首要分子，即恶霸、反革命分子和乡保长中最反动的分子，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

〔29〕
3月27日到3月2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听取贺龙、李井泉汇报土改工作，并先后召开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座谈会，详细调查农村各阶级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团怎样发动群众等情况。

〔30〕4月4日到4月13日，又到晋察冀军区所辖的岢岚县、代县、繁峙县、阜平县，与村干部座谈农村土地改革、农村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

〔31〕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改变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变土改为“双减”，并立即将这一决定首先告诉邓小平，当时邓小平已经被任命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32〕1948年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指示新区在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只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以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33〕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

”〔34〕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
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6月3日中共在香港发行的党刊《群众》周刊全文刊发了这个文件。

〔35〕当时中央急切希望借助香港这个特殊地区向海外宣传中共关于土改政策的新变化，尽力挽回“左”的偏向带来的负面影响。

根据中央精神，邓小平于6月6日起草签发了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

1948年这段时间邓小平与毛泽东电文往来密集，当时正值中央建立了报告制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36〕，目的是让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37〕。

中央集中精力研究和制定政策，其意义正如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所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

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

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这样，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38〕
三、“六六指示”系统、详尽地提出了新区农村土改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
1948年6月6日，初夏时节，在豫西一个名叫张庄的小村庄，邓小平完成了由他亲自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整篇文献近两万字，紧紧围绕中央的指示和精神，那就是：“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39〕，详尽地提出了关于新区农村土改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我们暂时改为双减，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双减政策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

〔40〕邓小平从十二个方面详细解释和说明了新区土改工作方针转变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涉及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对敌政策、政权建设、加强武装、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生产和军队供给等。

比如，如何向干部群众做解释说服工作；对已分了土地的农户该怎样做，分得不彻底的农户和没分到土地的农户该怎样做；工商业政策如何调整；军需如何解决，等等，结合这些具体情况提出具体措施。

〔41〕为了“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立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现象”〔42〕，邓小平特别指出，“必须向群众作充分的宣传和解释，不要惧怕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43〕。

第二，提出将新区分为三个不同区域的新观点。

邓小平发展了他原来将新区分为两个区域的观点，根据新区的发展和变化，提出应区分三种不同区域，即控制区、游击区和崭新区，不同区域要采取不同的调整政策。

如对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并分步骤逐步开展“双减”，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是真分还是假分，“真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
自愿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44〕。

在游击区，要“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双减政策”。

在崭新区，“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和地方上最反动的分子，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站稳脚跟……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只对个别业已判处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财产实行政治的没收，并分给群众”〔45〕。

第三，指出土改“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认识根源。

邓小平列举了十二条错误和教训：脱离新区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缺乏政策策略思想；普遍实行走马点火、分浮财的错误做法；违反工商政策；杀人过多；急于建立后方；忽视政权作用；忽视宣传作用和错误的宣传内容；破坏公物；外来干部作风坏；缺乏进入新区的动员和准备；缺乏斗志，有苟且偷安的右倾情绪。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脱离新区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缺乏政策策略思想是产生“左”倾偏向的认识根源。

为什么会发生“左”的错误？邓小平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不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首先没搞清楚新区的环境和敌我力量对比，忽略了敌人的力量；其次是没有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为某些假象所迷惑，把群众一时的热情当作群众的觉悟。

他认为这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即凭以往经验，主观地认为群众一定拥护土改，只要“枪杆子加土改”就可以把中原问题解决，结果适得其反。

他深刻地指出：“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46〕这不仅损害了中农的利益，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

“六六指示”主要是针对“左”的错误和教训而写的，但是，邓小平没有忽视当时存在的右的错误。

他列举了右的倾向的种种表现，指出右的倾向同“左”的倾向一样，都会给我们以不小的损害，必须坚决予以克服。

邓小平具体细致地考虑了新区农村政策转变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

第四，特别注意纠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倾偏向。

中原部队对于公共建筑、工厂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

邓小平严厉批评在占领城市初期就不断发生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他说：“我们许多领导同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

”〔47〕邓小平阐明了农村土改工作与城市工作之间的关系，“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们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48〕。

邓小平重视把中共土改与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及保护城市联为一体，纠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倾偏向。

他在1948年4月25日于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时就指出：“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

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

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

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