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视野中的乐观心理学思想

论道家视野中的乐观心理学思想
陈永涌霍涌泉
【摘要】摘要:道家的乐观心理思想主要以庄子和老子为代表。

道家所提出的是“至乐无乐”的观点，就是“无为自然”的生活方式，即顺任自然、与天合一、不妄为的生活方式，作为人生至极的快乐。

乐观在道家文化中更多地表现为“安时处顺”之乐观。

全文从中国古代心理思想角度挖掘乐观心理的特殊意义，旨在跨文化心理层面的背景上进一步阐明并发扬我国独特的乐观心理学观点。

【期刊名称】青海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4(000)003
【总页数】4
【关键词】关键词:道家心理学思想乐观
乐观，我国《辞海》中的定义是:遍观世上人、事、物，皆觉快然而自足的持久性心境，与“悲观”相对;《现代汉语辞海》的定义是:精神愉快，对事物发展的前途充满信心;《心理学大辞典》的界定是:因个体对人、事、物持积极态度而在主观上形成的精神愉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精神状态或先占观念［1］。

在对乐观的定义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家泰格(Tiger)的定义较有代表性，“当评价者把某种社会性的未来或物质性的未来期望视为社会上需要的、对他有利的或能为他带来快乐时，那么与这种期望相关联的心境或态度就是乐观”［2］。

中国传统文化自始就有一种乐观精神，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较为乐观的心理状态，从《周易·系辞》提出的“乐天知命，故不忧”，到《老子》的“知足不辱”，以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淮南子·人间训》)，都体现了这种传统。

中国道
家文化中的“乐观”思想很大程度上是以“乐”的身份表现的。

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词汇学的理解，乐观不仅指对人、事、物及其未来抱以积极的看法，同时伴随着愉悦的情绪。

换言之，认知成分、情感成分与行为倾向是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乐观的最基本动力是情感成分。

一般来说，乐观的人具有更好的心境［3］。

乐观是积极心理学中24项积极人格特质之一，所以乐观是人的一种态度或主观心境，而这种态度和主观心境与一个人的期望密切相关。

相同的客观事实，不同的人因为期望不同所以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与评价，如果评价为对自己有利就会产生乐观，反之则会产生悲观。

研究表明，乐观具有未来指向性，乐观不仅是对抗生活挫折的缓冲剂，还是抵抗心理和生理疾病的第一道防线。

乐观虽然具有天生的成分，但它一般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推测，既是一种认知判断，更是一种主观愿望，影响着我们现在及今后的行为。

一、道家对于乐观与人心关系的觉解
人世间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呢?庄子认为，“奚就奚去?奚乐奚恶?”这里“乐”的含义是“喜欢”，与恶相对，引起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有喜欢的对象。

“天下有至乐无有哉?”而这里的“乐”就是快乐，用作名词，“天下”指所有的世俗世界。

从庄子有关“乐”的阐述中可窥见到，由世俗、外物所引发的“乐”并不应该是个体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天和者，谓之天乐”才是庄子“至乐”的标准与终极目标。

要达到“至乐”的境界，应该是努力摆脱这种所谓世俗之“乐”，应顺任自然，适合本性、符合万物的常性为“乐”，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无需人为的附加。

而这种“乐”有别于世俗、外物引起之“乐”的最重要之处
就在于内心的与世无争、清静无为。

庄子提出“至乐无乐”，而在此之“乐”的重要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强调“乐”之感受的重要性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所谓的情绪之“乐”，就如《庄子·养生主》有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方可获得“至乐”之心理体验，这种境界是无外物引动、自心而生之“乐”;第二是“乐”之感受主要表现在内心的与世无争、虚静超脱、清静无为，不受外物所扰、而又不扰外物的一种境界，是与外物相连，且相水乳交融后的一种心理状态与境界;第三是这种“乐”与“道”合一，物我两忘，主要源自人道法自然后，达到“至人”与“真人”的境界，所谓“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庄子·刻意》)的境界。

总之，“至乐”之感受的真正主旨在于明白天地自然的真实状态而吾辈效法之。

由此可见，庄子之“至乐无乐”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顺任自然，是一种真正的心无牵挂，感受积极乐观、无所束缚的精神自由之“乐”，是一种不失自我的人生。

苦乐不入于心，这是以超然的态度对待苦乐，也是道家的人生态度，庄子是其典型代表。

庄子对“俗之所乐”态度是:俗之所乐正是人之痛苦所在。

世人只关注和在意形体的享乐，庄子则重视精神的恬适与超脱、心灵的放达与自由为人的快乐、幸福之真谛。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若生死为徒，吾又何患?”(《庄子·知北游》);“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惧;悠然而来，悠然而往而已矣。

”(《庄子·大宗师》)古时候的真人，不知道为生而喜悦，也不知道为死而厌恶;出生不欣喜，入死不回避;自由自在地来，无拘无束地去，多么逍遥，多么洒脱。

正因为此，面对妻死，庄子才能够“方箕踞鼓盆而歌”。

对于自然而言，生命的出现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对于个
人而言，个体生命的出现，完全是一种偶然，也就不用特别在意。

既然生不值得可喜，死也就不值得可悲。

生命的欠然和虚无的深渊在道家这里借助于一种审美的沉醉来超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生命的“逝感”到达绝对自由之乐:齐万物，一死生，泯是非，等美恶，寄世以容身，乘物而游心——这就叫做乐天，就叫做返性，就叫做得道，而到达这种境界的人，便叫做“真人”。

《庄子·至乐》篇中写道: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

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

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4］为此，庄子提出只有“无为”才真正是最大的快乐。

就如“无为”并不是非绝对的无所作为，王蒙认为，“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做，无为就是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节省下来，才可能做一点正事，那就是“有为”;“无为”是重要的快乐原则，只有“无为”才能不自寻烦恼;同时，无为也是一种境界，无为是自卫自尊、是哲人的喜悦、是对于主动的保持、是豁达的耐性、是聪明、是清明而沉稳的幽默，无为更是一种风格［5］。

庄子提出“至乐无乐”的观点:“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

”［6］亦非绝对的无所快乐，而是有别于形体、伦常之乐的心灵之乐和精神之乐。

所谓“至乐无乐”，就是“无为自然”的生活方式，即顺其自然、与天合一、不妄为的生活方式，从而作为人生至极的快乐。

庄子所谓的“无乐”，是抛弃世俗之乐，不为“外物所累”，亦体察不到快乐，而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快乐，所以这种快乐只有“清净
无为”、“自适之适”的人才能深切体会。

二、道家的忧患心理与乐观
与乐观相对应的是悲观，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忧”及“忧患意识”。

《诗经》中就有许多表示忧及忧患意识的诗篇，其中，《国风·黍离》记载:“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一)忧患意识
“忧患”一词，最早由徐复观先生提出，据他考察和考证，大概产生于战国中期［7］。

“忧患”一词始出于《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淮南子·精神训》曰:“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

”《孟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尚书·无逸》记载:“呜呼!君子所，其无逸。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警示人们不要贪图安逸享乐，要始终存有忧患之惧。

“忧患意识”的内涵不管怎样界定，总之它是一种“意识”。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张春兴认为，意识指个人运用感觉、知觉、思考、记忆等心理活动，对自己的身心状态(内在)与环境中人、事、物变化(外在)的综合觉察与认识［8］。

徐复观先生认为所谓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9］。

用心理学的角度来阐释“忧患意识”，可以理解为:“忧患意识”不仅仅是对忧患的知觉或他觉，也是知其为忧患而产生的一种意志、或存有居安思危意志的一种觉识与认知。

此种居安思危的意志意味着为了实现某种理想而力求克服各种困难与磨难，并且深知自己
行为的关系与责任之所在。

庄子的忧患在天下，庄子的忧患于万世。

可以说庄子的忧患意识，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与人文关怀。

“顺应自然”“安身若命”是庄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不可否认，庄子主张安命、顺命，但并没有投降于命，他寻求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的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性，而不是一种人格和力量。

［10］正是基于此，庄子才反复地强调“忧患”之重要。

他所谓的“达命之情”、“达生之意”，在于对生命之情、性情之意的张扬。

庄子在“忧患意识”的指导下强调“以出世的态度入世”［11］。

庄子是寄沉痛于悠闲，是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的。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对后世影响深广。

(二)乐观与忧患的圆融
《周易》有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黄帝内经》则说:“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精气乃绝”。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古圣先贤们无论是治病、治人还是治天下，使用的都是“阴阳调和”的办法，对此，老子有一句话就说得很形象:“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
乐观和忧患同属于世界的阴阳两极之中。

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

“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

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

因此，老子所说
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

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12］。

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也有了“乐极生悲”的成语。

再如，“否极泰来”，“利害相连，得失相管”，“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

“乐极生悲”在中国人看来，逆境的极点即是顺境的开始，黑夜的尽头就会有曙光的出现。

三、道家的“化忧为乐”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道家的思想影响深远。

在忧患意识方面，道家既有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有忧生忧身之智慧。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

人的本真状态是自然的、是自由的。

因为道的本质是自然无为，而自由是道的存在方式与状态。

道生天地养万物。

《庄子·达生》提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
道家认为生命本身就有许多让人无法摆脱和克服的困境和不可避免的死亡。

对于生命的“忧”则开始于对生命意识的觉醒，而对生命的认真与执着使对于生命的“忧”更加明显。

庄子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

道家认为人类正在遭遇着一个“忧”的生存困境:其一，渴望自由是人一生不变的追求，因为人的本质就在于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其二，“不自由”又是人无法逃避与克服的，无论付出多少艰辛的努力，抱有多么良好的期望，人都别无选择地受到世界必然性的束缚。

人一旦被赋予了生命之形，忧愁、烦恼、痛苦便随之而来，挥之不去。

在世俗的人世间存在许多忧及忧患。

就如“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涵义就是看到人类本身处在各种力量的交错之中，而无法实现各自的目的，所以感到精神疲惫之苦。

世俗所追求的富贵、长寿、安逸、美味等都有其无法逃避的相对面。

显而易见，庄子所强调的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现象的主观感受，世俗之乐绝非永恒绝对的快乐，也不是具体意志或欲望是否能够满足。

庄子认为:
没有世俗的快乐，才是真正最大的快乐。

庄子所谓的“忧”是深刻观察和成熟思考之后的对于生命的体验，而不是世人世俗的失望。

所以，庄子毕生所追求的“乐”之重点也在于转化和改变对世界的认知和精神感受，而不是一般世俗欲望的简单满足。

庄子是如何做到“化忧为乐”，并追求另一种怡悦、恬适之乐呢?庄子坚信，我们无法改变个人肉体的不幸和无法逃避面对的社会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转化、改变和提升自己个人的精神境界，这种超越和超脱的精神境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忘却现实之忧、身体之苦，更可以让我们享受到精神之“乐”。

庄子提出“无乐”为特征的“至乐”。

冯友兰把这种无乐之乐，称为“忘情之乐”，他说:“忘情则无哀乐。

无哀乐则另有一种乐。

此乐不是与哀相对的，而是超乎哀乐的乐［13］。

可见，“无乐”并不意味着没有一切情感活动，就如惠子所提出的“无情”［14］，是一种“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的忘乐之乐。

《庄子·大宗师》有云:“古之真人，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

……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是之谓真人。

”“真人”之所以是“真人”，就在于他善于忘掉人世间世俗的生死、忧乐、得失和毁誉。

所以，庄子能够化忧为乐就在于他能够超越忧愁以及忧愁本身。

“真人”的精神境界主要表现在对于“忧愁”的超然和超越。

其一，“齐生死”。

“真人”是以生死为一体，对生不感到喜悦，则对死也不忧愁、害怕和拒绝，忘掉生死，超脱生死，真正做到了“生死如一”的境界;其二，“顺应时命”，真人不欺侮他人，不自恃成功，不忧虑事情，行为得当不自得，达到了安时而处顺、顺应时命的境界;其三，“无情无欲”，真人对世俗之事无忧虑，对饮食不求精美，达到了无情无欲的境界。

生命存在无法摆脱忧乐之情的困扰，即所谓“情之忧”。

此处所说的“情”乃损伤及危害人的自然性命的喜怒哀乐之情。

庄子认识到生命的忧乐之情是不能避免并且无法摆脱与逃避的，所以主张无情，《德充符》有云:“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其含义就是没有体验痛苦的感受，并且达到心灵的平和与宁静，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有更高一层的精神愉悦的享受。

这种忧乐的情感主要在于外在主观意志的客观实在，是自然生命个体所不能掌控的。

心灵的虚静、超然是化忧为乐的关键转折点。

所谓“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还有“哀乐不能入”等都是追求达到心灵的虚静与超然，也就是所谓的“无情”。

《庄子·德充符》有云:“有人之形，无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

”庄子认为，忧乐“无情”是摆脱、克服世俗是非困扰的关键所在。

道家“识尽愁滋味”，不再忧愁，因为它已“识尽”也就是看透了天地间的一切，包括看透了忧愁本身。

在他们看来，天地万物、人事盛衰，本来都是自然的;忧愁之源在于自以为是的人用其心智于自然，也可以说，忧愁源于有知识;因此在《老子·十九章》提出的对策是:“绝学无忧”。

“人生识字忧患始”等等，也可理解为是对道家忧愁说的发挥。

可以这样理解，大知或得道的人不止于无忧，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得之则喜的乐。

这种“心不忧乐”的境界，便是《庄子·至乐》中提到的道家心目中的“至乐”状态。

庄子主张人不应因感情而累及精神自由。

人应超越好恶喜怒哀乐，超脱俗世的烦恼和忧愁，顺应自身的自然本性，达到不为物役的自由境界。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庄子·大宗师》)。

庄子的“至乐”不同于声色犬马的世俗之乐和思辨谈说的世雅之乐的
乐，它是自事其心的快乐，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快乐，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因而是最大的快乐。

在这个意义上，道家不仅不反对乐，而且大谈其乐，大享其乐，是最大的乐观主义者。

就如“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秋水》)。

自由的人生以自然为乐，“鱼之乐”即是自然与自由之乐;庄子见鱼自由嬉戏，方知鱼之乐。

这是因为鱼自得其得、心无忧乐，而庄子认为“逍遥”是人生存的最高境界，所以自由的核心是生命的“乐”，它以自由、心无忧乐的方式超越现实人生。

乐观和忧患这两种精神的理想、完美的结合，便构成了庄子最终追求的人格是“至人”、“真人”的境界，是“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庄子·刻意》)的境界，也就是回复“真”的本性，不为他物所动，达到“天人合一”、与“道”同游的至高至美境界。

庄子认识到，人生的忧患、苦闷与烦恼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宇宙变化的生生不息和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性这一矛盾的存在。

只有把个人自我之有限存在融入到宇宙变化的无穷中，认识到死亡是万物变化的必然，才是人摆脱烦恼忧患的一种境界、一种回归［15］。

庄子认为，生，顺应自然;死，亦顺应自然，所以让人们对生命中的生死现象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

同时，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并不归自己所有，而是天地所委托的形体而已。

因而得以实现他的理想境界，主体不再受一切忧愁左右，自由自在地“游乎四海之外”，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

四、小结
“道法自然”，当你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大道运行，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也应当顺道而行的时候，你就快乐无忧了。

乐观在道家文化中的彰显
更多的是“安时处顺”之乐观，这就充分体现了个人对人生积极向上的期望和期待，能够悦纳现实生活的豁达与开朗，即使面临困境和挫折也能坦然面对，去发现和感悟生活中的种种美好，并且能调节自己的心态，保持愉悦、淡然和平和的情绪。

乐观和忧患同属于世界的阴阳两极之中，“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等成语充分表现了乐观与忧患是圆融共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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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有使人们心灵快乐的绝招。

比如，道家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