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称谓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形象变迁

社会称谓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形象变迁
一个群体的社会称谓反映了主流社会对该群体的总体认知和评价。

在历史长河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外出人口拥有众多的社会称谓，如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等，这些社会称谓与主流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相吻合，因此形成的农民工社会形象是在农民工主体缺位的背景下由主流社会根据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塑造。

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亟须通过社会的全力合作，引导农民工主体回归，最终实现农民工相关社会称谓的消亡。

标签：农民工;社会称谓;社会形象
社会称谓是指人们因为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而建立起来的名称、称呼。

针对某个特定群体的社会称谓，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如城市市民对其资源、权力与声望进行综合性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附带了主流社会对该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

考察历史上农民工相关社会称谓的变迁轨迹，可以看到农民工这一群体社会形象的变迁过程及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和作用机制。

一、农民工社会称谓的变迁
按出现的时间先后为序，自古而今主要存在五种农民工社会称谓。

1.流民
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现代意义上的主动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较为罕见，更多的是被迫离开土地和家乡四处流亡的农民，一般将这些农民统称为“流民”。

我国古代治国名篇《管子》曾经提出，“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

①意即只有让流民这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安定下来，让其安心定居、努力耕作，才能形成巨大的生产力。

此后魏晋南北朝的人口南迁、南北宋之交的人口南迁、明初的山西洪洞大移民，以及后来的“湖广填四川”“闯关东”“下南洋”等，都是延绵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流民大潮。

在历史上，对于流民还有以下一些相近的称谓：（1）流人，如《后汉书·贾逵传》中有：“后累迁为鲁相，以德教化，百姓称之，流人归者八千户。

”（2）流亡，如《诗·大雅·召曼》中有：“瘼我饥馑，民卒流亡。

”（3）流户，如《新唐书·殷侑传》中有：“于时痍荒之余……以仁惠为治。

岁中，流户襁属而还。

”（4）流冗，如《汉书·成帝纪》中有：“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

”颜师古注曰：“冗，散失其事业也。

”（5）流庸，如《汉书·昭帝纪》中有：“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

”颜师古注：“流庸，谓去其本乡而行，为人庸作。

”（6）流者，如《后汉书·来歙传》中有：“陇西虽平，而人饥，流者相望。

”
由于历史上的流民大多是失去土地的流浪人口，因此流民这一称谓实际上包
括着很明显的“蔑视、排斥、异类、底层”等意蕴在内;但同时流民这一称谓还带有“恐惧对象”之意，是统治者最为忌惮的一个群体，这是因为流民一直是反映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的“晴雨表”。

古代流民规模的增加一般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土地兼并加剧、自然灾害频仍、赋税大增等，都会制造大量的流民。

2.盲流
“盲流”是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建立和维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对无序外流的农村人口的一种特殊称谓，主要是指进入城市后长期无正式工作、无可靠生活来源的农村人口。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户籍迁移管理制度，每年都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就业、社会治安等带来巨大的冲击。

1953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提出了“盲流”的概念。

国务院于1956年底发出《防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7年初对该指示做了补充后再次下发。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再次联合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不仅要制止农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将“盲目流入”城市和工业矿山地区的农民收容、遣返。

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再次成为普遍现象，“盲流”一词再次火热。

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对于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人员予以收容、遣送。

但随着城市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和依赖程度的不断增加，该词的使用率不断下降，目前在公开场合已经完全消失。

从词义上讲，“盲流”最初是指政府认为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负面评价色彩。

伴随着时代变迁，这一指称特定群体的词语被添加了大量具有道德评价色彩的内涵，“盲流”成为一个有着共同的“流入城市”行为的松散群体，被想象性地建构为行为、人品与道德方面都呈高度负面性的同质性群体，与人格低下、道德败坏的人群直接相关，如小偷、乞丐、罪犯、拾荒者、票贩子、缀学青少年、超生户、上访户，等等。

由此“盲流”成为城市的负担，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代名词。

3.打工妹打工仔
打工妹打工仔，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与农民工一词同样流行的社会称谓，这一称谓因第一部反映打工者生活和劳资关系的电视剧《外来妹》的火爆而在社会上流行。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其中农村外出打工的女性——“打工妹”，是一个有着鲜明特点的群体，她们大多集中在玩具、服装、电器等体力消耗相对较小的企业。

而“打工仔”一词是由“农民工”这一概念分化出的新名词，在日常用语中广泛理解为在各大城市中打工的年轻男子，他们一般学历较低，工作辛苦，薪水较低。

后来，在“打工妹打工仔”一词中，又分化出“高级打工仔”“打工皇帝”等概念，来指称文化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企业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

“打工妹打工仔”是传统观念中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狭隘思考的产物，带有一定的贬义，但同时从“打工妹打工仔”这一概念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群体既拥有一定
的专业技能，又具有吃苦耐劳等优秀品质。

由于“打工妹打工仔”称谓具有明显的珠三角地区色彩，这类称谓在长三角地区和其他地区流行程度较低。

后来正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文件中将这类称谓正式定名为外来务工人员、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等，该词逐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4.农民工
农民工原称“民工”，早在解放前就有这种称呼。

“农民工”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加速转型这一历史新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概念。

根据现有的文献追溯，1982年初，“农民工”一词首次出现在中国计划学会和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计划经济研究》上。

在该杂志当年第1期上发表了庄启东等人写作的《关于贵州省盘江、水城矿务局使用农民工的调查报告》。

在社会学研究中，“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当时，跟随费孝通先生研究苏南乡村发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张雨林教授强调了该词。

从“农民工”这一称呼来看，该社会称谓最初主要是指进入本地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后来转变为主要指称数以亿计的外出务工经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

1991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第87号令《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第一章第二条规定，“进城务工农民被称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简称‘农民工’”，标志着“农民工”一词被正式列入国家法律条例，获得法律意义上的认可，用以区别于在城市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

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有关“农民工”的法律规章相继出台，使“农民工”这一称呼不断合法化和明确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工一词全面进入政策、学术、大众传媒和民众话语体系，甚至替代了其他一些相关称谓，成为最流行的称谓。

目前，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外出农民工，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县域内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在国家的正式统计口径上，“全年农民工”包括年内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和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本地农民工两部分，至2014年底，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

②
相对此前的社会称谓而言，农民工这一称谓从字面上看其负面意涵已经大为减弱，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工这一称谓所具有的内在局限性，开始被人提及。

人们诟病最多的是，“农民工”一词人为地在本已扭曲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加入农民工，成为三元社会结构，导致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群体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各项权益，农民工“半城市化”“浅层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现象严重。

而在政府层面上，2011年以来，最大的农民工输入省份广东和输出省份河南，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改为诸如“新市民”“新生代产业工人”等新的称谓，说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形象正在回归常态。

5.新生代农民工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研究员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最近十几年来的后续研究大多将“年龄”和“代际”作为最重要和直接的定义标准。

在政策层面上，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首次正式在中央文件中使用“新
生代农民工”这一说法。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将两代农民工分隔开来进行审视，提醒人们关注两者的差异，有利于因人制宜，制定适当的经济社会政策;同时，这一提法也提醒人们，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是城市的一员，与普通市民的区别正在日益缩小，他们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的主力军，更是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基本力量。

二、农民工社会形象的变迁逻辑
除了以上详细列举的五个主要社会称谓外，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正式或非正式称呼，比如称其为“民工”“外来流动人口”“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暂住人口”“常住非户籍人口”，等等。

以上所有这些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以“农民”这个概念为基础，对从事非农行业的农民进行相关的称谓界定。

相应地，从“农民”这个概念的内涵出发，可以厘清农民社会形象变迁的内在逻辑。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在“农民”词条中曾困惑地写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

”③具体到中国的农民，由于拥有延绵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历史，更由于现实生活中农民阶级社会分化的多样性存在，农民一词的内涵要更加复杂。

在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意义上，有关农民工的几乎所有称谓都建立在“非农”职业基础之上。

在古代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农民的定义，譬如：“辟土殖谷曰农”
④，“农，耕人也”⑤，等等。

在古人眼中，农民特指耕田种地的人，渔、猎、樵等由于大多也同时种地，也应该属于农民。

而《辞海》的解释是，“农民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不包括农奴和农业工人）”;《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可见，在这两个解释中，“农民”主要是一个职业概念，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农民有较大的契合性。

在上述所列举的相关称谓中，无论是流民、盲流、打工妹，还是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些称谓，都承认农民工群体在社会形象上已经脱离了作为职业的农民这一形象。

在作为一种身份的农民意义上，有关农民工的早期称谓与近期称谓之间出现了分化，社会形象出现了转变。

在许多不发达社会，农民多指小农，在更深的层面上，是作为一种较为低下和凝固的社会身份而存在的。

在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五个相关称谓中，“流民”和“盲流”具有一个明显的内设，即这一群体是典型的农民，只是主动或被迫离开了土地，不安于农民这个职业而已;而“打工妹打工仔”“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三个称谓则假设这一群体是处在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一种特殊身份。

在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农民意义上，除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外，其他相关称谓都认定这一群体并没有摆脱作为农民的生存状态。

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农民是“贫穷”“落后”“愚味”“老土”“不安全”“不卫生”“没前途”等的代名词。

一提到农民，人们即想到与现代市民相对应的那种传统的生存方式。

因此，在社会中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一些相关的词汇，如“土农民”“乡下人”“下里巴人”，等等。

在流民、盲流、打工妹、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五个称谓中，“流民”“盲流”“打工妹打工仔”和“农民工”这四个称谓都具有明显的内设，即他们的生存状态仍然是
农民式的。

而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来自农村的“两后生”（初中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厂门的“三门”群体，是追梦群体，是无根群体，因此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跟贫穷、愚味、老土等生存状态相分离。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努力融入现代城市但仍没有完全融入，他们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农民的新的生存状态。

在作为一种社会等级的农民意义上，所有农民工相关称谓都认定这一群体仍然处于最低的社会等级之中，但其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形象已经受到关注。

农民这一概念代表着一种低下的社会等级。

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上，农民一直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对象，是“低等”“卑微”“渺小”等的代名词。

在近代工人阶级出现之后，农民也是成为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需要工人阶级领导的较落后阶级，而且这种倾向至今一直如此。

作为一种社会等级，流民、盲流、打工妹、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五个称谓都表明，该群体处于较为低下的社会等级之中。

目前，这种社会地位低下的现状已经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并在进行改善。

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名农民工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1名农民工代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没有农民工代表，而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则有26名农民工代表。

在作为一种心理文化的农民意义上，所有相关称谓都认定这一群体仍然没有摆脱农民心理和农民文化的影响，其社会形象依然具有浓厚的小农色彩。

在最深的心理文化层面上，可以看到，由于数千年来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结构一直延续不断，农民一直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社会流动性极低，因此，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中国的农民一直拥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心理结构。

这种社会心理结构作为农民文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虽然近代以来经过若干次思想洗礼和政治革命的冲荡，至今仍然是中国农民，甚至是整个中国人在心理结构方面最主要的一个层面，生活中常说的“小农意识”就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是小农的最高理想和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另外，人们常说的“很农民”“中国人上溯三代都是农民”“落叶归根”“故土难离”“衣锦还乡”等词汇都表明，要彻底改变一个农民的心理结构，使之与城市的市民心理结构完全接轨非常艰难，这个过程也是非常漫长的。

实际上，即使是目前中国城镇中拥有城镇户口的市民，很大一部分人受传统农民心理和农民文化的影响也很大。

农民心理和文化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群体的群体心理，是一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强势文化，流民、盲流、打工妹、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这五个称谓都表明，该群体正处于并可能长期处于农民心理和文化的影响之下，处在亦农民亦市民的特殊格局之中。

从上述称谓的变迁中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外部世界包括政府和市民对农民工的称谓在不断变化，农民工的群体形象也在随之不断改变。

从总体上讲，农民工相关称谓的主观歧视性在逐步消失，客观描述色彩在日益增强;而且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承认在逐步深入，其社会形象的正面性在增强，但这种增强是分层次逐步推进的。

外部世界尤其是政府和市民先是承认农民工的职业的变动，而后日益放开对农民工的身份变动的限制，然后开始承认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农民及第一代农民工有明显的改变。

但是农民工在社会中所处的社会等级，则仍然受到经济地位、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共同制约;最后，农民工的整体心理和文化结构仍然受传统农民心理的影响，没有出现彻底的改变。

三、主流社会需求与农民工社会形象
外部世界对进城农民工称谓的转变表明，农民工社会形象的改变是一个多层次的变迁过程。

进一步分析可以认为，农民工社会形象的变迁是主流社会按照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一种适应性塑造。

1.城市排斥与称谓的污名化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时，发现了污名化这一特殊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

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在农民工的相关称谓中，城市和主流社会对农民工一直是以“流民”和“盲流”来称呼，在城市群体日常的习惯称呼中体现了城市人对农民工群体的歧视，如上海人称外地农民工为“江北人”和“乡巴佬”，重庆人称农民工为“棒棒”，南京市民称农民工为“二哥、二姐”，都突出了农民低下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等级。

生活中歧视性的语言体现了城市群体自我优越的意识和对农民工身份的歧视心态。

社会学家德沃金曾提出两种偏好的分析架构，一种是内在偏好，主要是为个人的选择;另一种是外在偏好，主要是为他人的选择。

内在偏好说明个人自己的利益和机会，但外在偏好则会忽视和不尊重别人受到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

可以说，早期社会上对农民工存在歧见的根源，也就在于极大地依赖了那些基于外在偏好的选择。

2.不可摆脱与称谓的部分接纳
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多，城市各行业职业（如建筑、纺织等）中最累、最苦、最脏、最危险的事务都是由农民工来承担，城市各生活性行业如餐饮、家政服务等也大多是由农民工来承担。

从总体上讲，在过去的30多年里，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的巨大力量。

可以说，农民工大规模进城一段时间后，与城市社会的磨擦期就成为过去，城市社会为农民工留下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一旦农民工退出这些空间，城市社会的生产生活难以正常运行，城市社会开始进入对农民工的不可摆脱、也不愿摆脱的状态。

反映在农民工相关称谓中，就是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称呼出现，农民工一词的负面性减少，国家政策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民工进行系统管理，并有条件地提供一些服务;在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中，农民工也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城市已经无法想象把农民工全面赶回农村后的景象。

3.利益让渡与称谓的正常化
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长期化倾向的不断明显，其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利益诉求也在增多，开始主动通过各种形式甚至包括跳楼讨薪等极端形式来要求利益共享。

与此同时，不愿摆脱农民工的城市社会为了吸纳和留下农民工，也会主动对农民工进行利益让渡。

于是，农民工在劳动过程中，一部分人开始拥有了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子女上学也开始可以在城市借读;甚至很多中小城市对农民工的身份转变敞开大门。

这种利益过渡既是一个主流社会的主动选择过程，也是一个被动的利益让渡过程，它说明城市社会的先天优势地位开始受到现实的挑战。

反映在农民工称谓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和对未来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让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的贬义几乎消失殆尽;而中央政府也要求地方政府关心和爱护青年农民工;在影视作品等大众传媒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青年之间的形象差距也越来越小，他们也日益走向正面的角色扮演和社会形象。

4.平等相待与称谓的完全共融
随着进城农民工不断地被城市化和市民化，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态度开始转向平等相待的阶段，譬如，中央的农民工服务管理政策出现了“一视同仁”的说法，在政府正式使用的农民工相关称谓中出现了“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提法。

可以说，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权利理念不断深化的结果，更是农民工与城市社会长期博弈的结果。

未来的总体趋势应当是，在尊重农民工主体性的基础上，经过两三代甚至更长时间的互动，城市社会与农民工会分别进行社会调适，相互适应对方的存在，并因此改变自身的一些权力、声望和资源的配置状态，最终达到完全整合的境地，农民工的相关社会称谓不再出现，人们只以居住地点和职业来区分，如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农民、工人与职员。

这种状态是在城乡基本实现了平等化后才有可能出现，是未来追求的方向。

可以认为，从对农民工称谓的变迁来看，在主流社会与农民工群体的相互适应过程中，由于排斥而形成的污名化取向已经基本消失，因此无论是在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农民工的负面形象都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而可怜又可敬的形象正在突显。

同时，不愿摆脱但又不愿相融的取向在北京、上海等全国性中心城市及省会城市中明显存在，因此，在中小城市，农民工与普通市民的区别已经不为人们所重视;而在大城市中，农民工依然是外来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是他者，是城市的客体和管理的对象。

目前，大部分中小城市正处在利益让渡的阶段，新市民、新兴产业工人等称谓开始取代传统称谓;而一部分城市如成都市等已经开始走向平等相待和农民工完全融合的阶段，这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只有等到城乡一体化真正实现后才有可能全面呈现出来。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作为一种符号的农民工社会称谓是在农民工主体没有参与也无法参与的背景下，政府、市民和学术界等共同建构的产物，其建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的社会形象不断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但唯一不变的是农民工的主体性难以得到彰显。

四、讨论
在不同时期的城市中，农民工社会形象各有不同。

从技术层面来看，这种社会形象的适应性塑造主要依赖于一些独特的塑造技术。

譬如，把关人技术，即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社会形象进行把关，过滤掉不符合自身利益需求的农民工形象信息。

在信息一次次的筛选和过滤的过程中，把关不仅要受到媒介组织及其规范的约束，而且要受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把关人”的存在表明，把关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