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

镇江营文化因镇江营遗址而得名。

镇江营遗址位于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的山前冲积平原上，拒马河从这里穿流而过。

从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来看[1]，这里处于以燕山南北为重心的长城地带（燕山南麓）和以晋豫陕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华北平原西北隅）之间，兼备了南北东西邻近地区史前文化的多元内涵。

镇江营遗址发现于1959年，之后20余年一直被认为是商周遗存。

1986年5月，拒马河考古调查组在遗址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2]。

1986—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为我们构建了一幅拒马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生动图景[3]。

镇江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后，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

一些学者以此为基础，对北京乃至整个燕山南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进行研究，如韩建业[4，5]、索秀芬[6]等。

另有学者从文化交流与互动方面详细归纳了北京地区各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并把每个文化与邻近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研究各个文化之间的影响因子[7]。

对于镇江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性质，学界聚讼已久，争议较大，争论的焦点在于新石器一、二期遗存是否为同一支考古学文化。

由争议而衍生的命名也不尽相同，先后有“镇江营一期类型”[2]、“镇江营一期文化”[3]、“镇江营遗存”[8]、“镇江营文化”[9]、“北福地二期文化”[10，11]、“仰韶文化下潘汪类型镇江营亚型”[5]等。

我们同意于孝东先生的认识，将镇江营一期、二期归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即镇江营文化。

下面谈谈对镇江营
镇江营文化的发现和认识
袁广阔1崔宗亮2
（1.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2.安阳师范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关键词】镇江营文化；分布范围；文化特征
【摘要】镇江营文化是一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以河北平原为腹地的前仰韶文化遗存，距今约7000年左右，可分为三期：早期主要分布于燕山南麓的北京一带，中期开始伸入河北平原中部，到了晚期，又将冀南豫北的安阳和濮阳地区纳入势力范围。

镇江营文化的形成与北辛文化向北发展有关，后岗一期文化是镇江营文化的主要流向。

文化的认识，以求证于各位同仁。

一、镇江营文化的分期
目前考古发现的镇江营文化遗存除了镇江营遗址外，还包括易县北福地，涞水炭山，安新留村，永年石北口，正定南杨庄，任丘卧龙冈，容城北庄，三河刘白塔，磁县界段营、下潘汪，濮阳西水坡等，其中镇江营、北福地、石北口、留村等遗址地层关系明确，出土器物丰富，可以进行分期研究。

（一）镇江营遗址
镇江营遗址的镇江营文化遗存包括《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
类型与谱系》[3]一书中的新石器第一期和第
二期遗存。

一期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包括房址1座、灶坑3个、灰坑50多个、灰沟1条。

其中，房址F9残缺不全，可能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内垫土为红花土，质地坚硬。

房址内东、西部各有一处红烧土硬面，东部另有四个柱洞。

灰坑平面有不规则形、椭圆形、圆形和圆角长方形四种，结构有盆形和锅底状两种。

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分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另有少量夹砂褐陶。

以H280为例，夹云母陶占出土陶器总数的70.79％，其中夹云母红陶占58.56％；泥质陶占29.21％，其中泥质红陶占24.85％。

器表大部分为素面，只有少量带纹饰，包括划纹、指甲纹、镂空等，另有极少数彩陶。

器物的成型方法因器形、陶质不同而各异，但多采用泥条捏筑的方法，器表经过刮抹、打磨，另有少量用泥片贴筑。

红顶器皿采用叠烧技术成器，是其一大特点。

常见器型为釜和钵，其次为盆、壶、器盖和支脚，也有少量鼎、杯等。

石器出土量较大，绝大部分就地取材，利用河滩上的鹅卵石稍加打制而成，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极少，器型有斧、凿等，且多仅磨刃；另有少量细石器，包括石核、石叶。

骨角器较少，仅见锥。

二期遗迹仅见灰坑一种，数量较少，平面包括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结构为锅底状或盆形。

陶器仍以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

以H1390为例，夹云母陶占出土陶器总数的64.4％，其中夹云母红陶占44.1％；泥质陶占35.6％，其中泥质红陶占28.8％。

器表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划纹、乳丁纹等。

常见器型与第一期相比变化不大，仍以釜、钵为主，但比例较第一期有所减少，而鼎、盆的比例有所增加。

石器数量不多，有刀、斧、磨棒等。

镇江营遗址有丰富的地层叠压关系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我们可以据此对镇江营一期、二期文化遗存重新进行分期研究。

通览考古报告《镇江营与塔照——拒马
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3]
，我们
发现镇江营遗址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十分复杂，发掘时难以统一地层，但根据报告提供的平剖面图进行串联，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存包含两组大的地层。

第一组地层共有8个探方可以对应：T1008⑦、T0908⑦、T0808⑥、T0907⑥、T1007⑦、T0906⑥、T0807⑥、T0806⑥；第二组地层也有8个探方可以对应：T1308⑤B、T1208⑩、T1206⑧、T1207⑦、T1307④、T1407④、T1306⑦、T1406⑥。

除了这两组大的地层外，报告中还有8组可供利用的层位关系：
1.H422→H516→H539→T0808⑥
2.H536→H517、H536→T0806⑥→H321
3.H1015→H1016
4.T1107⑦→H973→T1107⑧→H1096、H1022→T1107⑧
5.H1128→H1129
6.H1065→H1066→H1067→H1095、H1067→T1107⑧
7.T1308⑤B →H1074、H1339→H10748.H1028→T1106⑥→H1015
根据这十组叠压打破关系，利用各个遗迹单位中出土的器物进行类型学比较，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镇江营遗址早期文化遗存分为5段（图一）。

第1段：以H1095、H321为代表，还有T1107⑧、H280、H660、H479等。

器物组合有釜、钵、小口壶、盆、鼎、支脚、器盖、盂、三足钵等。

其中，釜的数量丰富，形制较多，以宽折沿上仰为主，折痕较明显，腹部瘦长；另有一些卷沿，沿部较窄。

红顶钵的数量仅次于釜，可分浅腹和深腹两种，但均为大敞口，平底。

盆卷沿，斜弧腹。

鼎的数量较少，鼎足有镂空。

支脚形制丰富，主要可分猪嘴形和菌顶形两种，猪嘴形的无台座，器身上有镂空。

第2段：以H1074、H1067为代表，还有H39、H544、H517、H1080、H271、H973以及第一大地层。

器物组合与第1段相比没有显著变化，不见盂。

釜仍为主要器型，宽折沿者微上仰，腹较第1段略鼓，数量较第1段明显减少；卷沿者数量明显增多。

红顶钵的腹部较第1段为浅，而盆腹部则较第1段为深，钵以敞口或侈口为主，也有少部分直口或敛口的。

支脚没有显著变化。

第3段：以H1022为代表，还有H71、H282、H654、H1386及第二大地层。

器物组合与第2段相比没有变化。

釜的数量较第2段减少，以卷沿为主，沿部较平。

钵的数量增加，红顶钵中直口或敛口者比例增大。

第4段：以H422、H1339为代表，另外还有H1015、H1016、H1065、H1066、H1390等。

器物组合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增加了瓶。

釜的数量明显减少，钵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鼎的数量有所增加。

釜的沿部下耷，形成钩状，上腹部圆鼓，下腹部急收，肩部突出。

钵中敛口者明显增多，敞口钵开始出现圜底。

猪嘴形支脚出现台座，且仅在台座上镂空。

第5段：以T1106⑥为代表，另外还有
H537、H541、H1208等。

器物组合发生一定变化，新增鼓（标本H80②∶1，原报告称罐）。

釜的肩部更加突出，小口壶口部内折，支脚呈斜顶式。

鼎的数量明显增多，鼎足由大镂空演变为竖刻凹槽。

（二）北福地遗址
1985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和保定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的拒马河考古队对易县、涞水两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并试掘了北福地遗址。

在北福地遗址，发掘者发现了两种文化面貌相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第一种以釜和支脚为典型陶器组合，发掘者称之为“甲类遗存”；第二种以盂（直腹盆）与支脚为典型陶器组合，发掘者称之为“乙类遗存”。

因发掘面积有限，未找到确切的地层依据，发掘者暂将此两类遗存归为同一期，称之为“北福地一期”[12]。

2003和2004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对遗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从地层上解决了北福地“甲、乙两类遗存”的早晚关系，即“甲类遗存”叠压在“乙类遗存”之上[13，14]。

之后，发掘者在《北福地——易水流域史前遗址》报告中将“乙类遗存”和“甲类遗存”分别改称为“北福地一期”“北福地二期”[15]。

北福地遗址的三次发掘，发现了较为丰富的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等。

房址共发现6座。

其中F4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

门道在东部正中，长条形斜坡状。

居住面为红褐色硬土，西北角有圆形红烧土灶坑，周围有红烧土面和烧土块堆积。

室内靠北壁一侧集中分布烧土面、烧土块和硬土面，可能均系用火遗迹。

居住面近四壁处发现柱洞11个，均为圆形竖穴状，底部为平底。

房址内出土大量遗物，包括石制品和陶器残片。

F17的形状结构与F4相似，平面近方形，只是门道在北部正中。

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结构多为锅底状，也有少量为
图一
镇江营遗址镇江营文化陶器分期图
1、2、13、14、24、33、42.釜（H 1095∶90、H 1095∶55、H 973∶19、H 517∶2、H 1022∶1、H 1016∶5、T 1106⑥∶7）3、4、15、16、25—27、34—36、43、44.钵
（H 321∶22、H 1095∶93、H 1067∶54、H 1067∶55、H 282∶1、T 1306⑦∶1、H 282∶13、H 1339∶1、H 1390∶41、H 1015∶3、T 1106⑥∶17、T 1106⑥∶1）5、6、17、
18、28、37、45.小口壶（H 1095∶64、H 280∶132、H 1067∶30、H 1074∶35、T 1306⑦∶2、H 1390∶1、H 541∶2）7、19、29.盆（H 1095∶67、H 1067∶60、H 282∶
3）8、20、30、39.鼎（T 1107⑧∶2、H 39∶10、H 71∶30、H 1390∶7）9、10、21、22、31、40、41、46.支脚（H 280∶136、H 321∶56、H 1074∶62、H 1067∶51、
H 654∶13、H 1015∶28、H 1015∶2、H 537∶6）11、23、32.器盖（H 1095∶56、H 1080∶52、T 1407④∶10）12.盂（H 321∶44）38.长颈瓶（H 1016∶10）
451
段
2
段
3
段
4
段
5
段
12
3456789101112
1314
151617181920212223
24
25
26272829303132
33
34
353637383940
4146
42
4344
平底。

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前者数量最多。

夹砂陶质地酥脆，表皮粗糙，基本为素面，红色居多，有少量褐色和深褐色。

部分器物内外表颜色不一，表面有刮痕或指印纹，内壁打磨光滑。

器型有釜、支脚、小口壶、器盖等。

泥质陶质地细腻，胎软皮酥，表皮多斑驳，素面红陶最多，红顶碗、钵的下部作浅灰色，器型有小口壶、盆、碗、钵等。

陶器制法为手制，由小口壶可看出为泥条叠筑，大多数器口经修整。

石器分打制、磨制和琢制三种，另有少量细石器，包括刮削器、石核、石叶等。

磨制石器包括斧、铲、刀、锛、磨棒、磨盘等。

通过对《北福地——易水流域
史前遗址》[15]和《河北易县涞水古遗址试掘报告》[12]中各个遗迹单位层
位关系的梳理，并结合报告中提供的出土器物的单位，我们可以找到七组可供利用的叠压打破关系。

1.T13②→F4
2.T5②→H18
3.T211②→T211③→H108
4.T223②→T223③
5.1985H22→1985H24
6.1985H18→1985H16
7.1985T10②→1985T10③根据这七组叠压打破关系，利用各个遗迹单位中出土的器物进行类型学比较，并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将北福地甲类遗存、北福地二期遗存分为3段（图二）。

第1段：以F4、H108、T211③为代表，还包括H18、F17、H7、H96、H97、1985T10③等。

器物组合有釜、钵、小口壶、支脚、鼓、瓶、器盖、盆等。

该段器物的基本特征与镇江
营2段基本吻合，如：釜在数量上还占据较大优势，腹部略鼓,短折沿微上仰；红顶钵以敞口或侈口者居多。

第2段：以H89、1985H16、1985F1为代表，还包括T13②、T5②、T223②、1985T10②、1985H18、1985H22等。

器物组合与第1段相
图二
北福地遗址镇江营文化陶器分期图
1、1
2、13.釜（F4∶1、H89∶49、1985F1∶2）2、
3、14—16.钵（T211③∶2、F4∶3、1985H22∶2、1985F1∶7、H89∶51）
4、17、18.盆（H108∶4、H89∶23、H89∶52）
5、19.器盖（T211③∶24、1985F1∶8）
6、20、24.瓶（H108∶2、1985F1∶2
7、1985H30∶3）7、21、25.小口壶（T211③∶16、1985H16∶4、1985H30∶7）
8、10、11、23、26、27.支脚（T211③∶1
9、F4∶2、T211③∶7、1985F1∶17、1985H18∶2、H89∶45）9.鼓（H108∶3）22.鼎（1985H16∶15）
27
1段
2段
3段
1
2
3
4
5
6
78
9
10
11
12
13
14
15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25
26
比，仅多有鼎。

该段器物的基本特征与镇江营3段相近，如釜开始出现平折沿，而且卷沿数量较多；钵开始出现圜底；小口直领壶的双耳下移至腹部。

第3段：仅发现1985H30，器物见小口壶和长颈瓶各1件。

长颈瓶口内折，与石北口2段H28∶10风格相似，大体属于同一时期。

（三）石北口遗址
1960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对永年、武安两县洺河中游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首次发现了石北口遗址，并初步确认其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16]。

1986年4—11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布探方24个，发掘面积850平方米，出土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并具有明显的早晚区别。

为了进一步搞清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序列，1987年3—6月，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再次进行发掘。

两次发掘面积共2000平方米，发现房基1座，灰坑（窖穴）96个，墓葬8座，出土陶、石、
骨、蚌、角器等1033件[17，18]。

《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发掘报告》将石北口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17]。

其中早期陶器以泥质陶为主，约占83%，余为夹砂陶，约占17%；泥质陶主要为上红下灰的红顶陶，其次为红陶，另有少量灰陶；器表以素面为主，约占98%以上，纹饰主要有划纹、弦纹、指甲纹、绳纹等。

器物组合包括釜、灶、支脚、长颈瓶、小口壶、钵、碗、盆等。

石器以磨制为主，打磨兼制及打制占一定比例，器类以斧、铲居多，盘状或三角形砍砸器其次，另有锛、刀、磨盘、磨棒等。

由此看出，虽然石北口遗址早期陶器中泥质陶和夹砂陶的比例较北福地二期遗存和镇江营一、二期有所不同，但在器物组合上有着很大的共性，应属于同一文化范围。

原报告将早期遗存划分为两段：1段包括A 区T18—24、T71—74中的第④层及H1、H20、H21、H25、H28、H45等6座灰坑；2段包括A 区T14—24、T71—74中的第③层及H3、H4、H19、H29、H93、H97等单位。

我们认为原报告的划分基本上是妥当的，没有必要进行重新分期，只是对个别单位进行调整，如将原1段的H28划分到2段。

具体而言，1段弦纹很少，2段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彩陶；器物造型以平底为主，其次为圜底，圈足较少，三足器罕见。

1段典型器物有敛口深腹釜，斜顶倒靴形支脚，小口厚唇长颈瓶，敞口浅腹“托垫”式平底钵、碗等；2段典型器物有敛口扁腹或大口斜腹釜，双斜顶方台形和圈足弯把形支脚，平底麻点或磨光式钵、碗，小口内折长颈瓶等（图三）。

1段大致相当于镇江营4段，2段则相当于镇江营5段。

（四）留村遗址
1986年9月，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在留村遗址北部进行试掘，开探沟一条，发掘面积10平方米，不见遗迹，但出土了丰富的遗物[19]。

发掘者将其分为上下两层（图四）。

下层以T1②为代表，陶器分泥质和夹砂两大系统，泥质陶所占比例略高于夹砂陶，达58％。

器壁内外常留有成组平行条状刮抹修饰痕，不少器物外表还饰波浪曲线纹、平行线划纹。

主要器型：夹砂陶有釜、罐、鼎足、器盖、支脚，泥质陶有钵、盆、壶、红顶碗、缸、支脚等。

T1②∶1釜折沿微上仰，腹较鼓，与镇江营2段H973∶19形制接近；T1②∶90支脚平顶，大镂空，与镇江营2段H1067∶51风格相似；T1②∶14盆卷沿略下耷，与镇江营2段H1067∶60如出一辙。

因此，留村下层的年代当与镇江营2段接近。

上层文化遗存以T1①为代表，陶器中泥质陶比例上升较快，达68％。

以平底器为主，不见圜底器，圈足器增多，新出器型有陶匕、环状器、高锥状鼎足，流行在高领壶颈肩折转处、圈足接底处饰指甲纹、坑点纹,罐、
缸、支脚常饰刻划纹。

支脚开始出现斜顶式，与镇江营5段支脚风格一致，应属于同一个时期。

除了以上典型遗址外，在其它遗址中也发现有镇江营文化的遗存。

1980—1981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先后两次对南杨庄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2160平方米，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正定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将遗址分为五期，其中第一期与镇江营文化相近[20]。

由于发掘报告没有公布任何的地层关系，我们无法对南杨庄遗址进行分期，故而以报告所划的期别为准（图
五）。

南杨庄一期发现房址1座（F1），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门道位于东墙中部，灶位于居住面东部正对门道处，呈瓢形。

房子四壁有柱洞14个。

居住面系生土夯实以后抹草拌泥，平面光滑。

灰坑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分锅底状、袋状和直筒状。

墓葬3座，均为小孩瓮棺葬，以釜、钵、盆、罐两者相扣作葬具。

一期遗存的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前者多为红褐色，少量灰褐色，后
者多为红陶。

泥质陶约占出土陶器的74.3%，夹砂陶约占25.5%。

陶器以钵和釜为主，还有盆、支脚、器盖、小口壶等，此外还发现有其他器物，如灶、小碗、勺、瓶、罐、漏孔器等，没有发现鼎。

石器较少，均为磨制石器，包括斧、铲、磨盘、磨棒、凿、刀、网坠等。

骨器数量较多，包括锥、镞、针、簪、匕等。

南杨庄一期文化面貌与镇江营5段、石北口2段、北福地3段比较接近，属于同一时期的文化遗
图三
石北口遗址镇江营文化陶器分期图
1、8.釜（T24④∶1、H29∶23）
2、
3、9、10.钵（H20∶17、H20∶19、H29∶25、H29∶22）
4、11.盆（H20∶29、H3∶13）
5、
6、12、13.支脚（H20∶4、H21∶3、H29∶3、H28∶18）
7、14.长颈瓶（H1∶14、H28∶10）
14
1段
2段
1
2
34
56
7
8
9
10
11
12
13
图四
留村遗址镇江营文化陶器分期图
1、7.釜（T1②∶1、T1①∶17）
2、8.罐（T1②∶7、T1①∶18）
3、
4、9、10.钵（T1②∶20、T1②∶26、T1①∶88、T1①∶39）
5、11.盆（T1②∶14、T1①∶46）6.支脚（T1②∶90）12.器座（T1①∶4）
12
上层
下层
12
3
4
5
6
7
8
9
10
11
存。

1985年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和保定地区文物保管所联合组成的拒马河考古队在易县、涞水两县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在涞水县炭山遗址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12]。

其中以H1为代表的第一期遗存，陶器以夹砂红陶最多，泥质红陶较少，主要器型釜、红顶钵、小口壶等（图六）与镇江营3段、北福地2段较为接近。

1991年，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三河县刘白塔遗址进行试掘，发现了有别于上宅文化的遗存，发掘者认为其与后岗类型大体相同或稍晚[21]。

2001年，廊坊市文物管理处又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试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22]。

其中灰坑3座，1座因晚期遗存破坏严重，形制不明，另外2座均为圆形。

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其次为夹砂陶，极少夹蚌陶。

泥质陶中多数为红陶，红顶器发达，也有极少的灰陶。

器型以碗、钵为主，另有盆和小口罐等。

夹砂陶数量不多，多呈黑色或褐色，以圜底釜为主，另有少量的鼎、碗、器盖，不见支脚。

石器包括磨制石器和细石器两种，磨制石器有斧、磨盘、磨棒等，细石器有雕刻器、刮削器、镞等。

刘白塔遗址整体文化特
征与石北口2段较为相似。

1988年，河北省文物
研究所等单位对在任县卧龙冈遗址调查中发现的2座灰坑进行了清
理[23]。

其中H1出土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并有少量泥质灰陶。

器物大部分素面，以红顶式居多，兼有划
纹、弦纹和戳刺纹等装饰。

器型有釜、罐、小口壶和碗等，未见支脚。

卧龙冈H1的文化面貌整体上与南杨庄一期相近。

1987—198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西水坡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24]。

其中以H140、H221为代表的早期单位，文化面貌整体上与南杨庄一期比较接近，应该属于同一时期。

图五
南杨庄遗址镇江营文化主要陶器图
1.釜（T46④∶1）2、3.盆（T6④∶17、T6④∶15） 4.支脚（T46④∶13）5—7.钵（F1∶8、
T46④∶2、T6④∶16）8.器盖（T6④∶19）9.小口壶（T25④∶3）
图六
炭山遗址H1出土器物
1—3.釜（H1∶2、H1∶3、H1∶5）4—6.小口壶（H1∶4、
H1∶10、H1∶1）7.钵（H1∶6）
9
1
2
3
4
5
67
8
7
12
3
4
5
6
另外，磁县界段营H50[25]和下潘汪第二类型[26]遗存虽然缺乏釜、支脚等，这可能与发掘面积以及当时的发掘条件、技术有关，但其文化面貌整体上与南杨庄一期十分接近，我们也将其看作同一时期的文化遗存。

根据各遗址间器物组合的变化以及主要器型的演变，可将镇江营文化分为三期（表一，图七）。

第一期仅有镇江营1段。

遗迹仅见灰坑一种。

灰坑平面包括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种，结构有锅底状和盆形两种。

陶器分夹云母红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另有少量夹砂褐陶，以夹云母红陶为主，在陶器中的比重达到70％，泥质红陶次之。

器表大部分为素面，只有少量纹饰，包括划纹、指甲纹、镂空等。

主要器物组合为釜、钵、小口壶、盆、鼎、支脚、器盖，但仍见有盂、三足钵等磁山文化的孑遗。

其中釜以宽折沿为主，沿上仰，腹部瘦长；钵的腹部较深，均为大敞口。

石器中打制石器占有较大比重，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极少，器型有斧、凿等，且多仅磨刃；另有细石器，包括石核、石叶。

这一时期处于镇江营文化的初步形成期。

第二期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包括镇江营第2、3、4段，北福地1、2段，石北口1段，留村下层，炭山H1等。

遗迹包括房址、灶坑、灰坑、灰沟等。

房址平面呈方形或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有斜坡门道，居住面为硬土，房址内有灶坑，多为圆形，房址内部四周有柱洞。

灰坑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结构多为锅底状，也有少量平底。

陶器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前者数量稍多于后者。

器表以素面为主，另有划纹、弦纹、镂空等。

器物组合中不见盂、三足钵，主要器物釜、钵、小口壶、盆、鼎、支脚、器盖贯穿始终。

其中釜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以卷沿为主，腹部愈来愈鼓。

钵的数量不断增加，腹部由深变浅，底部由平底开始演变为圜底，敞口者或侈口者数量较少，直口或敛口者数量增加。

石器中，磨制石器的比例显著增加，器类也明显增多，包括斧、铲、刀、锛、磨棒、磨盘等，但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比重，另有少量细石器，包括刮削器、石核、石叶等。

这一时期属于镇江营文化的稳定繁荣期。

第三期文化遗存也较为丰富，包括镇江营5段、北福地3段、石北口2段、留村上
镇江营文化主要遗址分期对应表
一期二期三期1段
2段
3段
4段
5段
镇
江
营
遗
址
1段
2段
3段
4段
5段
北
福
地
遗
址
1段
2段
3段
石
北
口
遗
址
1段
2段
留
村
遗
址
下层
上层
南
杨
庄
遗
址
一期
炭
山
遗
址
H1
刘
白
塔
遗
址
√
卧
龙
冈
遗
址
H1
西
水
坡
遗
址
H140
H221
界
段
营
遗
址
H50
下
潘
汪
遗
址
第二
类型
表一
图七
镇江营文化主要陶器演变图
1.H 1095∶90
2.H 1095∶55
3.H 321∶22
4.H 1095∶93
5.H 1095∶64
6.H 280∶132
7.H 1095∶67
8.H 280∶136
9.H 1095∶56
10.H 973∶19
11.H 517∶2
12.H 1067∶5413.T 211③∶214.H 1067∶30
15.H 1074∶35
16.H 1067∶60
17.T 1②∶90
18.H 1080∶52
19.H 1022∶1
20.H 89∶49
21.1985F 1∶722.
H 282∶1323.T 1306⑦∶2
24.H 1∶1
25.H 282∶3
26.H 654∶1327.1985F 1∶8
28.H 1016∶5
29.T 24④∶1
30.H 1390∶41
31.H 1015∶3
32.H 1390∶1
33.H 20∶2934.H 1015∶235.T 1106⑥∶736.H 29∶2337.T 46④∶2
38.T 6④∶1639.T 25④∶3
40.H 3∶1341.H 537∶642.T 6④∶19（其中17为留村遗址，13、20、21、27为北福地遗址，24为炭山遗址，29、33、36、40为石北口遗址，37、38、39、42为南杨庄遗址，其余为镇江营遗址）
器盖
一
期
二
期三
期1
段
2
段
3
段
4
段
5
段
深腹釜
浅腹釜深腹钵浅腹钵小口高领壶小口矮领壶卷沿盆支脚42
1
23456789
10
1112131415161718
19
202122232425
2627
28
293031323334
35
36
373839
4041
层、南杨庄一期、卧龙冈H1、界段营H50、下潘汪第二类型以及西水坡H140、H221等早期单位。

遗迹包括房址、灰坑、瓮棺葬等。

房址仅发现1座，形状结构与二期风格相近，只是灶坑由圆形演变为瓢形。

灰坑形状仍包括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但结构新增了袋状坑。

在南杨庄遗址发现有小孩瓮棺葬，葬具为釜、钵、罐等器物相扣，无随葬品。

陶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以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红陶次之，另有少量泥质灰陶等。

不过镇江营遗址仍以夹云母红陶为主，显示出了一定的特殊性。

纹饰较前期有所增加，主要纹饰有弦纹、划纹、指甲纹、剔刺纹、镂空等。

陶器组合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主要器型有了一定的演变。

其中，釜的数量较少，钵占绝对优势，鼎的数量大增。

釜的肩部更加圆鼓，钵中敛口者数量增多，小口壶口部出现内折，鼎的足部由镂空演变为刻划凹槽，猪嘴形支脚由直身平顶演变为斜顶。

石器中磨制石器开始占据较大比重，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数量不断减少。

这一时期属于镇江营文化的衰落期，但同时开始孕育后岗一期文化的因素，如内折口小口壶、柱状鼎足上有凹槽或按窝纹的盆形鼎、斜顶式支脚。

镇江营文化典型的陶器组合为釜、钵、壶、盆、支脚、器盖，其演变脉络清晰。

釜的数量最多，大体可分深腹和浅腹两种。

深腹釜的口沿由宽折沿上仰逐渐演变为短折沿较平，最后至短折沿下耷；腹部由微鼓向圆鼓方向演变，最后肩部突出。

浅腹釜腹部由深变浅，最后形成垂腹。

钵的数量也很多，也可分为深腹和浅腹两种。

两种陶钵的演变规律一致，腹部由深变浅，口部由敞口或侈口演变为直口或敛口，底部由小平底演变为圜底。

小口壶也可分两种，其中高领者口部由直口演变为叠口，双耳由肩部下移至腹部，最终消失；矮领者腹部愈来愈瘦。

盆的数量和种类也较多，其中卷沿盆演变规律明显，腹部由浅变深。

支脚数量和种类繁多，有实心，也有空心，其中空心支脚演变脉络较为清楚，器身由直变歪，台面由无到有，镂空由大变小。

器盖均为喇叭形，盖钮由深变浅。

另外，镇江营文化还发现少量的鼎、杯、盂等，其中鼎的足部由镂空装饰发展为刻划竖浅凹槽。

二、镇江营文化的文化特征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镇江营文化是一支分布于太行山东麓、燕山南麓，以河北平原为腹地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它大体上与北辛文化早期处于同一时期，距今约7000年左右。

镇江营文化早期主要蜷缩于燕山南麓的北京一带，分布范围较小；中期开始南下，伸入河北平原中部，分布范围有了明显增加；到了晚期，分布范围更加扩大，已将冀南、豫北的安阳和濮阳纳入势力范围。

目前发现的镇江营文化遗址并不太多，经过科学发掘的有房山镇江营、易县北福地、永年石北口、正定南杨庄等，另外还有涞水炭山、三河刘白塔、任丘卧龙冈、容城北庄、安新留村、磁县下潘汪和界段营、濮阳西水坡等。

镇江营文化先民的居住条件较为原始，发现的房址数量不多，均为半地穴式建筑，平面呈方形或圆角长方形，有斜坡门道；居住面为硬土；房址内有灶坑，灶坑的形状早期为圆形，晚期为瓢形；房址内部四周有柱洞。

在北福地遗址Ⅱ区发现房址5座，可能是该聚落的中心区。

另外，房址F17周围有很多灰坑，其中H91和H108分别埋藏有较为完整的两器和三器，应具有特殊的功用和意义。

镇江营文化的灰坑发现数量较多，包括圆形、椭圆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以圆形和椭圆形为主；灰坑结构早期有锅底状和盆形两种，晚期新增一种袋状坑。

镇江营文化没有发现成人墓葬，仅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