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看其笔下女性的悲剧性

从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看其笔下女性的悲剧性
司贵珍
【摘要】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服饰的细节描写达到了无人可及的程度,她笔下的服饰已不是简单的装饰,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女性的悲剧性.本文从小说中的服饰描写入手,展现服饰影射出的女性悲剧性命运和"被看者"命运,并进一步分析女性悲剧的成因.
【期刊名称】《新疆职业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7(025)002
【总页数】4页(P57-60)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描写;女性悲剧;根源
【作者】司贵珍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04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服饰是种文化，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在文学作品中，服饰对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服饰描写有助于帮助了解人物性格、身份地位以及展现服饰描写背后隐含的人物命运，本文所说的服饰包括衣服、装饰品和饰物，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

对张爱玲来说，服饰不止是人体的烘云托月，在她的小说中，服饰能展示身份、刻画人物性格心理，更能展现女性的悲剧性命运，服饰成为人物命运的载体。

“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①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浙
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张爱玲对服饰的重视以及敏感度展现在她的小说中，她对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服饰做了细致的描写，或是缤纷的华服或是苍凉的服饰，或是普通的衣装，这些都与女性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服饰成了女性跌宕起伏命运的见证者。

张爱玲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女性服饰描写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服饰描写塑造了众多形象不同的女性人物，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旧式的家庭女子；一类是介于新旧之间的女子，这些女性衣着打扮的细致描写影射出女性的悲剧性命运。

（一）传统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
张爱玲出生于旧式封建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典型的遗少，虽受历史变迁的影响，张家逐渐衰败，但作为旧式大家族依然撑着门面，过着表面衣食无忧、浮华的生活。

张爱玲小时候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为此后小说描写封建旧家庭奠定了基础。

旧式家庭女性主要指的是生活在封建家庭中的太太小姐，她们没有受到“五四”思想的影响，张爱玲用繁琐的服饰变化描写来展现她们的悲剧性命运。

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服饰的描写在曹七巧人生阶段性的变化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她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服饰变化都与她的命运紧密相联。

年轻十八九的曹七巧有着圆滚的胳膊，“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夏蓝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翠玉镯子也不是顺着胳膊往上推，能一直推到腋下，肉店里的朝禄喜欢她，哥哥的两个结拜兄弟喜欢她，裁缝的儿子也喜欢她。

从青年时期的服饰描写中可以看出这时的七巧是洋溢着青春的，是快乐的，是有着众多爱慕者的未出嫁少女，不论身体还是心理都是健康的。

嫁给姜家患有软骨病的二少爷，曹七巧的打扮是这样的：“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

当她嫁入这个封建家庭后，衣服由原来的简单变的繁丽，从服饰的样式颜色看，红青蓝搭配，各色融合，花团锦簇，很是亮眼。

但生活并不像华丽的服饰那样绚丽，窄窄的袖口和小脚裤子像是束缚了她原本活泼的性格，因为金钱嫁给了
终日卧床的二少爷，得不到女性该享有的幸福，女性的正常欲望遭到压抑，又因出身于卖油家庭，老太太和妯娌妹妹们都对她不喜，她的内心是空洞的，处境是孤立的。

“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

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粉红的丝线表明七巧渴望正常男性，喜欢家里健康具有男性气息的三少爷季泽，但却得不到回应，只能以口头上的调笑聊以慰藉，耳朵上的两个实心小坠子暗示着她被黄金囚禁在姜家无望的生活里。

晚年的七巧“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锦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女仆。

门外日色黄昏，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此时的她没有了青春也依然没有爱，在漫长的日子里她已变得扭曲变态，亲手毁灭自己女儿的幸福，霸占儿子来填补没有男人在身边的生活，在黄金枷锁下，只剩一颗冷酷、绝望、扭曲的心。

颜色灰暗的衣服，怪异的款式使她充满阴森鬼气，通过外在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出希望和人性在她身上已泯灭。

对金钱的欲望使她失去美好的青春年华，失去对感情的追求，最终心理扭曲，服饰见证了她悲剧性的一生。

（二）新旧合璧的女性形象及其悲剧命运
相对于处于封建家庭的旧女性，由于新旧思想的冲突，有些女性接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她们的思想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接受新式的生活习惯，走出闺阁，同男性进入“新文明”的圈子，成为交际花，谈西式的恋爱等。

但并非走出封建的家庭就能得到圆满的生活，在金钱物质的诱惑下，成为金钱的奴隶，演绎了一出出悲剧，服饰同样是这些女性悲剧的见证者。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第一次出场时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校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

从她的穿着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她的学生身份，同时也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女，竹布衫外面加的一大截衫子又暗示了薇龙是一个注重外表，爱慕虚荣的人，这为后文她的随波逐流，被他人利用和被物化的社会所奴役埋下了伏笔。

葛薇龙为了不离开香港，明知姑母名声不干净，是有名的交际花，还是决定来寻求姑母的帮助，一开始决定只要自己行正立正就行，但当看到姑母为她准备的各种袍子、睡衣、应对各种场合的礼服、长外套短外套等等，她瞬间迷失在这些华美的服装中，慢慢开始适应姑母家肮脏、复杂的环境，成为新兴的交际花。

当她对新潮的服饰产生动摇，对华丽的服饰与生活怀有了欲望时，便注定了她悲剧性的一生，因为有欲望，便很容易被利用。

当她第一次见到乔琪乔时，“薇龙穿着一件瓷青薄绸旗袍”，戴着金刚石手镯。

此时的薇龙已不似初来时土气，但即使着装非常时髦，生活也非常优渥，她却走不出这个金钱的牢笼，被钻石手铐牢牢铐住，难得一份真情，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成为姑母和乔琪乔赚钱的工具，成为一个真正的交际花。

对服饰的欲望追求成为了引诱薇龙慢慢走向堕落和沉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华美的服饰见证了薇龙悲剧性的命运，她会像她的姑母那样为金钱徘徊于各色男人之间，被金钱牢牢锁住。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姑母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她的第一次出场让人记忆深刻，尤为醒目的是她“黑色帽檐上垂下绿色的网面，网面上扣着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张爱玲对她首次出场的服饰描写就隐含着姑母的悲剧性结局，那绿宝石做成的蜘蛛趴在网面上像是用金钱织出一张网，网住了姑母，也网住了爱慕虚荣的葛薇龙，她们都成了金钱的猎物，失去自我。

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女性试图通过外在服饰的展示使自己获得爱情、牢固的婚姻或是追求利益的永恒，在动荡的时代为自己谋求出路，于是在穿着上费心尽力以求吸引男性的关注。

与其相对应的是小说中留学归来的男性对中国女性或者中国爱情充满幻想，他们眼中的女性是传统的，温婉的，穿着旗袍的，女性在他们的眼
中成为“他者”景观。

这种试图用服饰来吸引男性与迎合男性趣味的做法使女性不知不觉的成为“被看者”。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他喜欢具有“中国情调”的女人，穿着旗袍，纯洁但又不乏挑逗性，追求利益的白流苏便投其所好，做一个被看的“美丽中国女人”。

因此在与范柳原的第一次见面中，白流苏便故意穿着“月白蝉纱旗袍”，举止尽量符合传统中国女人的规范，范柳原喜欢白流苏的低头，他认为这是中国女人柔弱温婉的体现。

他接受不了白流苏穿着旗袍在马来西亚森林里奔跑的样子，但他也接受不了白流苏不穿着旗袍的样子，他介意的不是作为主体的女性感受，他在意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展现旗袍的美，“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

满洲的旗装，也许倒合适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范柳原把旗袍或穿旗袍的女性当做是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他对白流苏的观看态度或者是把她纳入自己的范围之中，都是把白流苏进行“物化”和“客体化”的行为，使白流苏成为一个“被看者”。

最终白流苏虽走出了驱赶她的白公馆与范柳原结婚，然而凄凉的是范柳原选择她并不是因为爱情，当她沦陷爱情时，范柳原却只想把她当作“花瓶”玩赏，她摆脱不了“被看者”命运
女性作为男性的“被看者”同样存在于《花凋》中。

因章云藩对川嫦的姐夫说过“他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出国的时候正时兴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为了初次见面给章云藩留下好的印象，川嫦便有意穿了一件葱白素绸长袍，虽然这长袍既长又不合身也已过时，但川嫦和她身上宽大的旗袍弥补了云藩回国后见不到女性穿旗袍的这一心理遗憾，同时穿旗袍的她以及她的娇小和楚楚可怜成为了他眼中充满中国色彩的“他者”景观。

当旗袍那长长的下摆拂过章云藩的脚时他产生了触动，这触动与其说是川嫦给的不如说是穿旗袍的川嫦以及川嫦的神态动作符合他心中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而带来的，此时的她作为一个“被看者”存在。

在川嫦病了
躺在床上时，起初云潘还会过来看看并且安慰她，时间久了便看上了一个小护士，当川嫦不在有“被看者”的优势时，当她提供不了云潘想要的中国女性景观时，川嫦便被抛弃了，她的身体不再被欣赏而是被同情。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与其说是她展示那些衣服，不如说她是展现那些绚丽衣物的器物与为姑母和乔琪乔赚钱的工具。

这些被“客体化”“物化”的女性命运是凄惨的，她们只有符合男性眼中的“他者”景观时才能获得男性的青睐，即使付出了真情，却也摆脱不了“被看”，并被困于“被看”。

张爱玲对女性服饰的描写，影射出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只能处于“被看者”地位，她们对服饰的选择体现出女性对男性中心意识的迎合和依附，这意味着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供男性赏玩。

张爱玲对女性服饰的细致描写隐含了女性的悲剧，通过本文前两部分对服饰描写的论述可看出，作品中的服饰描写往往隐喻着女性悲剧的根源。

总的来说，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既有人性欲望的扩张，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压制和传统文化观对女性的禁锢以及女性自身的痼疾——女性对自身依附地位的认可。

张爱玲的小说中，最常见到的是人性欲望扩张所带来的女性悲剧，这种欲望通常表现为对金钱的渴望。

《怨女》中的姚家少奶奶们，对金钱欲望的追求，即使是被当成生孩子的工具也是愿意的，她们不在乎“珠串绞成粗绳子，夹杂着红宝石绿宝石，成为极长的一个项圈，沉甸甸挂在肚脐上，使她们娇弱的腰身仿佛向前荡过去，腆着个肚子。

”《金锁记》中的七巧受金钱欲望的驱使，被钉在没有温暖的封建家庭里，起初她还能用金钱来填补情欲的空虚，但当季泽向她表达一丝心迹时，她又怕季泽为她的金钱而来，至晚年已成一个变态的老太太，破坏自己儿女的幸福。

葛薇龙出于对华丽服饰的向往，对金钱的追求，对感情的欲望，最终随波逐流，成为一个自愿的妓女，她被姑母头饰上的蜘蛛宝石网住，网进了一张金钱网中。

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的压制和传统文化观对女性的禁锢是造成女性悲剧的根本性原
因。

《金锁记》中的长安，对于自己成为“被看者”，持一种默认态度，对于七巧对她幸福的干涉，持一种不反抗态度，这种看似不反抗，选择走向灭亡的消极态度凸显了生活中无处不在，使她无处可逃的强大力量，这种不可逃脱的强大力量其实就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男性意识文化观与封建力量。

在长安与世舫第一次见面时，她是精心打扮了的，“她是为了被看而来的，她觉得她浑身的装束无懈可击，任凭人家多看两眼也不妨事，可是她的身体是多余的，缩也没处缩。

”此时能证明长安存在便是套在她身上的衣物，这种失去主体的展现，则更加凸显出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和以女性为物化审美关照对象的社会心理。

当七巧告诉世舫长安吸大烟时，出现在长安生命中的希望被掐灭，一系列的变故使她懂得无论如何都逃不出七巧的掌控，便放弃挣扎顺从七巧的要求，于是和世舫告别。

此时长安的穿着便与她的心境相互印证，穿着带有浅黄色雏菊的藏青色旗袍，藏青色这种极其苍凉的冷色调，配着寓意分离的雏菊预示着长安即将告别生命中的光而主动走向黑暗走向沉沦，这服饰也暗含了她挣脱不出的悲剧命运。

长安面对的不止是传统男权意识对她的影响，还有来自封建社会的压迫，因而她的悲剧无可避免。

女性作为男性的“被看者”存在，她们愿意并且积极迎合男性的喜好去选择她们的服饰，从她们的着装以及对服饰的选择可以看出她们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可以看出传统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深刻影响。

这种传统的文化观念是女性难以摆脱悲剧的重要原因，她们对自身依附地位的认可。

比如白流苏，渴望通过吸引男性的关注进而走出白公馆，她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范柳原，希望通过和范柳原的婚姻找到她的人生饭碗，虽然范柳原最终并不是因为爱情与她结婚，流苏并不介意，她在乎的是有一个男性可供她依附。

相似的情况发生在曼璐身上，身为舞女的曼璐要靠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家老小七口，最终嫁给一个暴发户祝鸿才，她把祝鸿才看作是人生的依附，为了能留住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妹妹曼桢。

这些女性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男性身上，对自身依附地位的认可，主动成为“被看者”，这是传统男权意识所造成的女
性自身心理痼疾。

女性只有真正摆脱传统男权意识的影响，摆脱这自身心理痼疾，才能更好地避免自身的悲剧性。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悲剧归根结底都是男权社会和传统观念在她们内心中的根深蒂固。

在男性的话语系统中，女性通常作为空有形象而不具备个性的肉体存在，张爱玲对服饰的细致描写更是一览无余地展现了女性在男权话语系统中的地位，并毫不保留地揭露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Keywords: Zhang Ailing, dress description, female tragedy
【相关文献】
[1] 张爱玲.倾城之恋[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2] 张爱玲.怨女[M].广东：花城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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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贾丽.解读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服饰描写[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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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陈涛.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悲剧命运探析[J].中州大学学报 ,2006,（4）.
[7] 孟兰兰.张爱玲文学创作服饰论[D].山西：山西大学,2007.
Abstract: The description for female clothes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has reached a level with no parallel． The clothes she has written about are not simple decorations but are to some extent reflections of the tragic nature of her female characters． This essay starts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clothes in her novels, and will then demonstrate the tragic fate of “being gazed” as reflected by their clothes,and further analyze the causes behind these “female trage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