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学镛与《鄞志稿》

蒋学镛与《鄞志稿》
作者：张振霞
来源：《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8年第11期
摘要：蒋学镛是浙东学人全祖望的高第弟子，史载其尤得全氏史学之传，但学界目前对之关注和认知尚显不够充足, 实际上蒋学镛著作中的思想极为丰富，特别是《鄞志稿》。

笔者采
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鄞志稿》的写作思想具有客观主义精神、经世致用思想等多元
化的特点。

和同时期钱大昕的《鄞县志》对比参照，又发现两者都重视对人物的编写却又有不同。

仔细探究后了解到是由于二人对修志的主导思想大相径庭，对儒林、文苑的理解不一样以
及各自对于籍贯的处理方式不同而造成的。

关键词：蒋学镛《鄞志稿》《鄞县志》
蒋学镛（约1736—1820），生于清乾隆初年，卒于嘉庆年间。

字声始，号樗庵，鄞城柳汀
街( 今宁波华侨饭店址)人。

蒋学镛是浙东学人全祖望的表弟，师事全祖望最早，学习精勤刻苦，读书无所不窥，经学尤为深研，自言“姑借经史以遣岁月”a。

共著有《樗庵存稿》八卷、《鄞志稿》二十卷及《三礼补笺》《读经偶钞》。

其代表作是《鄞志稿》和《樗庵存稿》。

本文重
点关注和赏析的是《鄞志稿》。

乾隆五十年（1785）鄞县开局修志，蒋氏参与编撰，但后与共事者议不合，故而辞去，自
著《鄞志稿》，后改为《甬上先贤传》《水利考》。

不过《鄞志稿》当时并未刊行，直到民国
间收入张寿镛辑的《四明丛书》第三集中。

《鄞志稿》现今也未得到重视，但笔者仔细辨析后
发现其背后蕴含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求实的历史客观主义精神
蒋氏在作史态度上具有历史客观主义的精神。

《鄞志稿》是蒋氏的代表作，蒋氏当初退而
自著《鄞志稿》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地志之列传，与国史相表里，书法当据实。

后之论者，谓志与史不同，因著其长，而讳所短……今志乘之体日益繁芜，乡里先达，罔勿登载，岂
容以一邑之公书，概用曲笔，与家状墓志等！……惟张司马《嘉靖志》以后，则虽九品下中之
人物，亦概立佳传。

无如其人本末已具正史，而区区欲相复护，果能以一手掩天下目乎？”b
即在蒋氏的撰志观念里，写方志也应该和写国史一样，要求真求实，不应有所隐讳，这体现了
蒋氏在作史态度上是客观直书而非曲笔逢迎。

“今窃裁以史法，凡欲败行显著者，俱削而不录，其余自巨人长德外，虽一节之长，姑令附书，而终不敢曲讳其失……既以备枌榆掌故，且得一
洗旧志之秽焉。

”c 可见，蒋氏所编撰的《鄞志稿》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隐恶，直笔实录，
一扫旧志之秽。

而民国张寿镛在《四明丛书·序》中也写道：“然鄞之志鄞作之也，非志局之
人作之也，又何讳焉。

”对于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呢？蒋氏写《鄞志稿》算是私著，不是
为公家而写，没必要为尊者讳，也不用顾忌太多，不需要隐恶扬善，狃人情而乖史例。

二、经世致用
《鄞志稿》除了在编撰态度上求真求实，更有经世致用的思想。

蒋氏认为修志时注重水利
这一块不仅对于后世做文献考订有利，更是关系国计民生和服务地方政治的大事。

他说旧志不
好的地方在于“当郡邑修志，率委之兔园之徒，专据旧乘，剽掇大略，诸所讹阙，不一考补……而文献脱落，茫然无可措手。

夫以前人纂录之苦心，而后之秉笔者又不收拾，其可悯
叹”d。

可见，蒋氏对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有明确的认识。

还有就是“……今新志水利乃象山倪生分修，仅附载于山川卷中，专据胥吏案赎记，现存襟辟丈尺之数，即旧志亦不甚加采取，
诸书只更束东阁”e。

故而蒋氏修成《水利考》，因蒋氏是鄞县人，其浙江水利考尤其详细。

今
天再读蒋氏的《水利考》，仍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初蒋氏的著书修志要为现实需要服务的思想。

“经世致用”也是浙东学派治史的一大特色，由此可以看出蒋氏的写作思想多多少少受到了浙
东学派的影响。

三、与钱大昕《鄞县志》比较
《鄞县志》是清代钱维乔修，但主撰是曾参与编纂《热河志》《续通志》《一统志》等有
着丰富的方志编纂经验的钱大昕。

《鄞县志》共计8 册，30 卷，以内容翔实、考据精审、注
重地理变迁而著称，成书于1787 年，堪称乾嘉时期学者修志的典范之作。

值得一说的是，蒋
学镛曾参与过《鄞县志》的分撰，但后来因与主编意见不合而离去，退而著《鄞志稿》。

对于《鄞县志》，沈松平曾点评：“门类更加齐全，如新增的‘海防’卷。

在金石、艺文方面收录
宋元及之前的碑刻全文，明代碑刻的代表，显示了修志的思想。

在艺文篇章中，还把以前散佚
的文献都尽可能记载了下来。

还有收录的图，比例更加精确，制作更加精细，包括天一阁、天
童寺、阿育王寺等，当时的风貌一目了然。

此外，资料索引注明出处，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性；
对人物编写的重视，也是一个亮点。

”f 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鄞县志》从卷十二到卷十
七都是人物卷。

而蒋氏的《鄞志稿》，总目列有《列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特行传》《隐逸传》，附录《水利考》一卷。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鄞县志》和《鄞志稿》都重视对人物的编写。

重视人物的编写可以说是我国方志的传统，那蒋氏和钱氏在各自志书的人物编撰上又有何
不同？为什么不同？这是值得探究的。

为此笔者将《鄞志稿》和《鄞县志》中的人物部分拿来
做了仔细的比对。

仔细比对后发现其主要不同之处有三点：其一，《鄞县志》中对于人物的评
价有褒无贬，而蒋氏在《鄞志稿》中撰写人物时则不忌讳，有褒有贬。

如《鄞志稿》和《鄞县志》人物部分中都有关于南宋史弥远的描述。

蒋氏的《鄞志稿》是这样写的：“丞相史弥远惩
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则京口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
可用’。

弥远虽从之，疑其逼己不悦，卒罢政归。

”g 而钱氏的《鄞县志》则是：“史弥远惩
韩侂胄用兵事，不欲声讨，韶与范楷言于弥远曰：‘扬失守则京不可保，淮将如卞整、崔福皆
可用’，适福至，韶夜与同见弥远，言福实可用，弥远从之，遂讨全。

”h 仔细看这两段关于
史弥远的描写，前半部分都是一样的，而后面部分，蒋氏写弥远虽然从之，但怀疑自己被逼迫
而不高兴，给读者一种史弥远斤斤计较之感，这样无形中就贬低了史弥远，但钱氏却没有这样
直白地写出来。

其二，《鄞县志》人物卷不立标目，按朝代顺序排列，不列儒林和文苑。

而
《鄞志稿》则相反，不仅有名目，《儒林传》有二卷，《文苑传》有三卷。

其三，《鄞县志》
的人物卷中所写之人，一律以本地籍贯为主，《鄞志稿》则不同，有一些是迁移鄞县安家的，
如“黄龟年，字德邵，其先福州人，后葬父于鄞，因家焉”i。

《鄞志稿》中所记载的这些人是因安葬父母而在鄞县安家的。

而《鄞县志》的人物卷则没有类似的记载，所记人物生长之地都
在鄞县。

观其不同之处，笔者认真探寻了不同的原因。

钱大昕说：“郡县之志，与国史不同，国史
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

公论所在，固不可变黑为白。

”j 所以，造成两志
不同的原因首先就是修志的主导思想截然不同。

钱大昕认为修志和修国史不一样，修志应该有
褒无贬，存忠厚之心，蒋氏则认为“地志之列传，与国史相表里，书法当据实”k，这也是《鄞志稿》相对比较好的地方，“鄞之志鄞作之也，非志局之人作之也，又何讳焉”l，即蒋氏更不用顾忌体例乖张，言辞不需忌讳太多。

其次，在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舆地、官制、氏族是史
家所必备的三种最基本素养。

m 钱大昕认为史家修志必先通官制，故而所编写的人物中多官人，而蒋氏则不然。

蒋氏认为：“虽九品下中之人物，亦概立佳传。

”n 再次，钱大昕《鄞县志》
人物不立标目在当时是创举，钱大昕认为用儒林和文苑这种方式不仅表示尊卑且容易导致纷争，所以概用人物作为总题目，这种做法对今日修志也是有借鉴之处的。

蒋氏的《鄞志稿》则用
《儒林传》和《文苑传》以示尊卑。

笔者认为，不列名目固然有它的好处，但要用起来，翻阅
查找之时，却需要耗费一些时间，如果列名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最后，对于籍贯之事，
钱大昕曾说过：“至若魏晋以降，士大夫以门第相尚，王必太原、琅琊，李则陇西、赵郡，谢
称陈郡，裴号河东，虽去其乡国更数十世，犹必溯其本望，此乃氏族之学，无关地理。

而后之
志州郡者，昧其疆域，滥收乡贤之数，甚可笑也。

”o 即钱大昕认为在方志学中的籍贯应出自
生长之地，不应为攀附而滥收乡贤。

笔者认为这样的籍贯处理方式相比《鄞志稿》来说是更进
步的。

通过一系列的探究，我们可得出《鄞县志》和《鄞志稿》在人物编写上不同的原因首先
是二人对修志的主导思想截然不同，其次是二人的史学指导思想也大相径庭，再次是对儒林、
文苑的理解不一样以及各自对于籍贯的处理方式不同造成的。

a 蒋学镛：《樗庵存稿》（卷三），《送董小钝游燕序》。

bckn 蒋学镛：《鄞志稿·列传叙论》，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de 蒋学镛：《鄞志稿·水利考叙论》，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8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f 吴海霞：《闪耀历史与未来——乾隆、同治〈鄞县志〉发行》，鄞州新闻网,2016-4-
1./system/2016/04/01/011376479.shtml.
g 蒋学镛《: 鄞志稿·列传三》，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h 钱大昕：《鄞县志·卷十三·人物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i 蒋学镛：《鄞志稿·列传二》，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3集）,广陵书社1981年版。

j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九·跋新安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l 张寿镛：《四明丛书·序》,广陵书社1981年版。

m 王记录：《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35—39页。

o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三·同志馆同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