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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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述评
2017-1004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研究的视角从下层革命活动转向上层政治行为，较多地关注了统治阶级的群体结构及其政治活动，而对以往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如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等，有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趋势；
二是与近代史学界近年来的基本研究趋向相一致，在时段上也有下移的趋势，清末新政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是与前两点密切相关，有一个从事件史逐渐回归制度史研究的趋势。
（一）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太平天国运动是以往学术界研究较多的课题，研究起点较高，只有在发现新资料或开拓新领域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所进步。
华林甫的《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1]一文，通过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地图的考察，认为至少有六幅是清军用于镇压早期太平天国的原始地图，其中五幅系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一幅系长沙攻守形势地图。
作者结合文献记载，考定了各图绘制时间，并订正了关于1851年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总数、“古束”地名的写法、长沙兵勇壕坑的实际走向等问题的一些流行看法，对于早期太平天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倾向很明显。
董丛林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文具体考察解析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现象，认为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
当时的谶谣，在题材上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者，有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有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有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在形式上则多种多样，有童谣、谶语、谶诗、碑谶、图谶等。
谶谣的流布与盛行，固然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清朝政府与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利用谶谣作为特殊的舆论武器的结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东安关于曾国藩集团研究的着作。
朱东安在长期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幕府的基础上，推出新着《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曾国藩集团的社会成分及思想、政治基础，曾国藩集团的内部关系及其形成、发展的大致过程，曾国藩集团得以战胜太平军的主要资本，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对策，以及曾国藩集团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以往对曾国藩集团的研究，多局限于个别人物或某一侧面，该书则通过对晚清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清政府及曾国藩集团三方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从而对曾国藩集团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二）关于戊戌—庚子政局的研究戊戌—庚子年间是清末政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史事纷繁复杂。
茅海建、郑匡民的《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利用大量的日文和中文档案史料，在充分检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政府与戊戌变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该文认为，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对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
量消长十分关注，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当时的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戊戌变法中，日本政府表露出赞许和同情，但援助甚少；戊戌政变后，则公开或私下救援维新党人，阻止废除光绪皇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并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甘军撤离的联合行动；自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外相青木周藏对华进行“务实”外交，将其目光再次放在实力人物身上。
自此以后，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还是在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
系。
20世纪初，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最大的国家。
王照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几近齐名的维新变法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王照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
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
以往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较少涉及。
周敏之《论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一文，力图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王照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作了系统的论述。
该文认为，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皇帝和反对慈禧太后废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帝这面维新大旗，继续同顽固派势力作斗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
尽管他与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态度不如康、梁坚决；也由于不了解国际关系而对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仍应基本肯定。
董丛林的《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一文，具体探讨了戊戌、己亥年间关于“废立”（指废光绪皇帝而另立新君）之事的各种传闻，及其盛行的复杂背景与原因。
该文认为，戊戌、己亥年间的废立传闻，与其他内容的朝局传闻汇合在一起，在当时正常信息渠道严重窒碍的特定情势下，成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和社会政治信息资源。
这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其盛势之下使有关信息环境和时局的迷乱变本加厉。
这是清朝统治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动荡中加速走向灭亡的一个信号。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多种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谲云诡。
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
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着作，值得注意。
“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之后，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
由于康有为等人有意掩盖事实，故意留下虚假记载，以往有关着述多有误解，以为唐才常与自立军为勤王的主力。
近年来，国内外新出各种史料表明，原有认识必须改写，但这些史料解读不易，若非互相打通，不能辨别真伪。
本书从多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周详地阐释，将多种史料一一解读，融会贯通，深入分析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在作者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
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
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三）关于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崔志海的《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着述评》一文，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着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结束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科举停废问题也不乏专论。
然而，停废科举牵涉广泛，不少资料有待于发掘与解读，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触及。
或虽有讨论，不免偏颇表浅。
如有关决策及其实行，既往的研究大多仅仅依据奏章文本加以铺陈，而忽略了对决策具体进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围绕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征，即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革的督抚大员乃至枢要重臣，为此曾进行长期而频繁的联络及活动，甚至不得不等待并利用中枢人事变动所提供的机会。
各种奏章不过是折中妥协的结果，很难完整反映其间的曲折与隐情，以及相关各方态度的异同分别。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一文，通过详细考察清末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新的认识。
文章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停废科举，从戊戌的变科举发展演变而来，由维新派主导转为疆吏与朝臣唱主角，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递进。
其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1]一文，通过对英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地图的考察，认为至少有六幅是清军用于镇压早期太平天国的原始地图，其中五幅系清军围攻永安州的军事地图，一幅系长沙攻守形势地图。
作者结合文献记载，考定了各图绘制时间，并订正了关于1851年永安北路清军驻兵总数、“古束”地名的写法、长沙兵勇壕坑的实际走向等问题的一些流行看法，对于早期太平天国史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相关的边缘研究的倾向很明显。
董丛林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现象解析》一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文具体考察解析了太平天国时期的谶谣现象，认为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
当时的谶谣，在题材上主要是围绕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事体者，有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有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有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在形式上则多种多样，有童谣、谶语、谶诗、碑谶、图谶等。
谶谣的流布与盛行，固然与当时战乱之下社会动荡、人心惶惑、迷信氛围浓烈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清朝政府与太平天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利用谶谣作为特殊的舆论武器的结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东安关于曾国藩集团研究的着作。
朱东安在长期研究曾国藩、曾国藩幕府的基础上，推出新着《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系统地论述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历史背景，曾国藩集团的社会成分及思想、政治基础，曾国藩集团的内部关系及其形成、发展的大致过程，曾国藩集团得以战胜太平军的主要资本，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政治对策，以及曾国藩集团对近代中国政治
的影响。
以往对曾国藩集团的研究，多局限于个别人物或某一侧面，该书则通过对晚清咸同时期太平天国、清政府及曾国藩集团三方国内主要政治势力的综合考察与研究，从而对曾国藩集团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二）关于戊戌—庚子政局的研究戊戌—庚子年间是清末政局转换的关键时刻，史事纷繁复杂。
茅海建、郑匡民的《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一文，利用大量的日文和中文档案史料，在充分检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日本政府与戊戌变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该文认为，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日本政府为对抗俄国，开始对华“修好”外交，对清朝内部的各政治力量消长十分关注，注重培养联日、亲日力量，尤其注重联络当时的实力人物和新派人物，戊戌变法中，日本政府表露出赞许和同情，但援助甚少；戊戌政变后，则公开或私下救援维新党人，阻止废除光绪皇帝，多次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并参加了各国派兵北京、迫甘军撤离的联合行动；自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后，外相青木周藏对华进行“务实”外交，将其目光再次放在实力人物身上。
自此以后，日本在华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不管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武昌等地的地方大吏，还是在东京等地的中国改革派人士和革命派人士，都与日本朝野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联系。
20世纪初，日本很快取代英国，成为在华影响最大的国家。
王照是与康有为、梁启超几近齐名的维新变法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王照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
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
以往学界对此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较少涉及。
周敏之《论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一文，力图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王照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帝的活动作了系统的论述。
该文认为，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皇帝和反对慈禧太后废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帝这面维新大旗，继续同顽固派势力作斗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
尽管他与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态度不如康、梁坚决；也由于不了解国际关系而对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仍应基本肯定。
董丛林的《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一文，具体探讨了戊戌、己亥年间关于“废立”（指废光绪皇帝而另立新君）之事的各种传闻，及其盛行的复杂背景与原因。
该文认为，戊戌、己亥年间的废立传闻，与其他内容的朝局传闻汇合在一起，在当时正常信息渠道严重窒碍的特定情势下，成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和社会政治信息资源。
这既可能为各有关方面的“意见领袖”们自觉地抑扬利用，同时又不免在传播中反映出相当范围上社会公众的群体盲目性，其盛势之下使有关信息环境和时局的迷乱变本加厉。
这是清朝统治已陷入严重危机、正在动荡中加速走向灭亡的一个信号。
庚子年(1900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多种政治事件交相迭起，政局波谲云诡。
相对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东南互保来说，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显得很是薄弱。
桑兵在长期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集结为《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兴起的考证史学的重要着
作，值得注意。
“庚子勤王”是戊戌政变之后，影响晚清政局的重要历史事件。
由于康有为等人有意掩盖事实，故意留下虚假记载，以往有关着述多有误解，以为唐才常与自立军为勤王的主力。
近年来，国内外新出各种史料表明，原有认识必须改
写，但这些史料解读不易，若非互相打通，不能辨别真伪。
本书从多角度对庚子勤王问题加以周详地阐释，将多种史料一一解读，融会贯通，深入分析趋新各派以及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以康有为为主导的保皇会在庚子勤王这一晚清政局的重要事件中的历史作用，细致描述了保皇会的组织状况、活动过程及结果，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
在作者看来，庚子勤王的影响要远大于在通史书写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义和团运动。
不仅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与社稷之间的两难取舍，更由于动员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了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觉醒。
（三）关于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研究清末新政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崔志海的《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着述评》一文，对于国外学者研究清末新政的英文着作，作了系统的介绍，为国内学界了解国际学术状况提供了一个基础。
清末新政时期，停废科举是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它一方面结束了绵延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了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与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对科举停废问题也不乏专
论。
然而，停废科举牵涉广泛，不少资料有待于发掘与解读，一些相关问题尚未触及。
或虽有讨论，不免偏颇表浅。
如有关决策及其实行，既往的研究大多仅仅依据奏章文本加以铺陈，而忽略了对决策具体进程的深入探究，尤其未能注意到围绕这一重大决策的制定，反映出清末政情的重要特征，即统治集团内部主张变革的督抚大员乃至枢要重臣，为此曾进行长期而频繁的联络及活动，甚至不得不等待并利用中枢人事变动所提供的机会。
各种奏章不过是折中妥协的结果，很难完整反映其间的曲折与隐情，以及相关各方态度的异同分别。
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一文，通过详细考察清末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新的认识。
文章认为，清末新政时期的停废科举，从戊戌的变科举发展演变而来，由维新派主导转为疆吏与朝臣唱主角，经历了三个阶段的递进。
其决策过程，反映了清末政情的一个重要特征》[10]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
作者认为，陶模言行及相关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戊戌与新政之间深刻而复杂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表达了各派革新人士的部分意愿要求，显示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延续和发展。
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11]一书，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
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
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着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为清末新政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项实证性科研成果。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
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12]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立宪运动与宪政改革的研究。
王开玺的《论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13]一文，论述了资政院中的立宪派议员的议政活动及其策略、历史局限、地位与作用，认为他们与其他立宪派相比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
虽然立宪派议员提出的许多议案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关于实行立宪制度的主张也因而没有能够实现，但是这些议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意义。
而且，这些议案的提出，对于破除****思想和动摇清朝****政府的权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14]一书，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盛行的原因，及其兴起、发展、高涨并与民主革命思潮并轨的过程，分析了立宪思潮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
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15]一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在近代中国史上有着分水岭式的重要地位。
前人已从爱国动员、反清革命、政治分野等方面详加论述，并且指出运动的领导者懂得必须拥有足以制胜的雄厚实力，却未能真正找到,因而留下“未能解决的历史课题”。
诚然，就拒俄运动本身而言，只能完成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而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
其所能够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此过程中认识民众合力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形成合力寻找适宜的组织形式。
趋新人士与广大民众在近代革新救亡努力中从长期的分离状态，逐渐趋向合为一体，其中重要的一环，则是所谓“中等社会”的自觉。
这种本能的自我意识经过引进的各种社会学说的加工，成为青年学生和趋新士绅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桑兵《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16]一文，细绎相关史料，对此详加申论。
文章认为，在清末的革新与救亡运动中,知识阶层与民众一开始处于分离状态，戊戌与庚子尤为典型。
一些知识人认为义和团其情可悯，其气可用，其举动则可哀。
1901年拒俄运动发端，趋新人士主张动员民众，文明排外。
在梁启超等人国民思想的鼓动下，随着国内和东京学界风潮的兴起，“少年中国”演化为“学生社会”，以学生为中国的主人翁，由学生引导其他社会成员转变为国民。
后来“学生社会”再演进为“中等社会”，其主旨是：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11]一书，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
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