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20年汉语辞章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第１１卷第１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Ｖｏｌ．１１ Ｎｏ．１２０２１年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ｅｂ．２０２１语言·文学
海峡两岸２０年汉语辞章学研究述评与展望
李义海
（闽江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福建福州，３５０１０８）
摘　要：近20年，海峡两岸的汉语辞章学人，通过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了普通辞章学和专门辞章学的发展，合作形成了三个研究方向：汉语辞章学与语文教学的应用研究、汉语辞章学史的专门研究、汉语辞章学与文艺学的融合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

面对学科小众、研究专业、资源多寡及国际中文教学发展等情势，海峡两岸辞章学人必然会在共同的研究领域持续合作，并共同推进文艺辞章学的成熟及国际中文教学理论的孕育。

关键词：汉语辞章学；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学术走向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21）01-0084-09
汉语辞章学研究，经吕叔湘与张志公倡建、郑颐寿初成、在海峡两岸特别是闽台两地学人开展的学术交流合作中主要由祝敏青和陈满铭的丰富之后，走向成熟与繁荣。

[1]2016年之后，祝敏青荣退、郑颐寿辞世，汉语辞章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或式微或蓄势。

在这种情势下，有必要对汉语辞章学研究的学科发展走向和发展路径进行考量。

本文拟梳理20年来汉语辞章学基于海峡两岸学人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学科未来，以期为汉语辞章学的发展乃至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奉献绵薄之力。

一、海峡两岸20年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成果述评
近20年来，海峡两岸辞章学人突出的合作成果是两岸学者合作编著、广受欢迎的《大学辞章学》。

2003年11月底12月初在福州举办的“中国修辞学会辞章学研究会第一次学术年会”上，郑颐寿发出两岸辞章学研究专家合著高校教材《大学辞章学》的倡议，并主持讨论了全书大纲，重点是编写的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内容体例和章节要点。

在郑颐寿的主持下，包括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台北师范学院、私立文藻文理学院、台湾空中大学、台北商业技术学院在内的两岸14家单位共19位专家参加编写。

[2]《大学辞章学》不仅在大陆有影响，在台湾也有“相当好的”“使用率与销售前景”[3]，说明了两岸学人联合开展辞章学研究，一定会取得“多快好省”的学科建设效果。

《大学辞章学》的出版，不仅实现了张志公按照辞章学的体系编写“修辞”的思路编纂《现代汉语》的宿愿[4]，而且使郑颐寿的普通辞章学理论体系在两岸学者共同编纂的过程中经过切磋磨合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０５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ＦＪ２０１８Ｂ１５９）
得以升华。

此外，近20年来，海峡两岸辞章学人通过学术的交流与合作，双方都取得了重大学术进步，集中表现为共同推进了普通辞章学和专门辞章学的发展。

（一）普通辞章学走向成熟
汉语普通辞章学研究，起于蔡元培关于“辞章”的论述[5]，由吕叔湘和张志公倡建，在研究听说读写规律时，吸取“修辞学”“文章学”“逻辑学”“语法学”等学科成果，突破上述学科藩篱，将之熔铸为一个富有沟通理论研究与教学应用的“桥梁”性学科。

初成于《辞章学概论》的普通辞章学理论体系，在近20年两地交流合作的过程中，通过近百万字篇幅，不断地阐释、补充、开拓和纠偏，得到持续的“细化”“深化”与“升华”[6]，得以完成构建：言语品格的“三九变化”——“常”“变”“畸”三种语格的九种变化，以“诚”“美”统辖的“八大规律”——“常格”“变格”（合称“内律”）、“表心（后称‘达心’）”“适境”（合称“外律”）、“得体”“合格（后称‘协风’）”“化畸”（合称“综合律”）、“诚美”（总律），涵盖主客内外的“四六结构”——“表达”“话语”“鉴识”“宇宙”四元及其间的六种双向互动关系。

由《辞章学概论》到《大学辞章学》和《辞章学发凡》，继而到未出版的《辞章学引论》以及据之在台湾修订出版的《辞章学导论》和《辞章学新论》，普通辞章学一路走来，虽然是张志公、郑颐寿长期学术努力的结果，但郑颐寿客座东吴大学时的师生磨合、教学实践及其间与台湾辞章学界的交流，特别是出版方万卷楼公司理事长、章法学家陈满铭的意见，自然蕴于郑著之中。

因此，普通辞章学的成熟，得益于海峡两岸辞章学人的交流与合作。

（二）专门辞章学之章法学得以发展
1．学科名称书写形式定于“辞章”
受自古以来汉语言作品的书面称谓有“词章”和“辞章”两种形式的影响，“辞章学”还有一个与之并世而立的书写形式——“词章学”。

吕叔湘与张志公一直使用两种形式，直至1996年张志公《汉语辞章学论集》出版，北京学者才一致使用“辞章学”。

面对“辞章”“词章”的兼称，郑颐寿则根据古今“辞”“词”的使用情况以及现代汉语中“词”的意义，从称说方便的角度，自1980年代便一直使用“辞章”这一书写形式。

[7]这门学科的称说，就论著标题而言，陈满铭在1998年（含）以前全部使用“词章”，2003年以后则一直采用“辞章”[8]；而恰恰2003年出版的《章法学综论》，标志着陈满铭的研究已由章法学飞跃为辞章章法学[9]。

1997年9月，仇小屏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辞章章法析论》，却将其导师所用的“词章”改用“辞章”来称说，指的是综合运用语言的艺术形式。

这一内涵，不再指“文章”，而与郑颐寿所持观点基本相同；这一称说方式，应该是得到了陈满铭的首肯，或者出于他的指点。

[1] 265因之，“辞章”这一称说方式的采用推进了“章法学”的构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至于陈满铭把“章法学”扩展到“辞章学”上来[10]422—423的主张，更是存在着受“辞章学”研究成果影响的逻辑在内。

可见在近20年台湾章法学者对“辞章”这一学科术语已广泛采用，它为“章法学”飞跃到“辞章章法学”和后来的“篇章辞章学”提供了契机。

自此，海峡两岸学者携手合作，变“辞章学”与“章法学”之间的交流为“辞章学”的内部合作，从而共同打造了汉语辞章学的研究平台。

2．“读写”互动理论得以完整
听读说写“双向互动”，是辞章学的普遍规律。

“读写”从书面立论，“听说”就口语而言，
郑颐寿《比较修辞》，从“原文”“改文”对比的角度探讨“读”与“写”之间的“互动”关系[11]；《辞章学概论》初步阐释了“表达承载理解”这种“双向互动”[12]关系：表达与理解之间的双向互动，是以“承载”亦即“话语”为媒介实现的。

表达与理解之间，亦即“说”“听”或“写”“读”之间，以话语为媒介的这种“双向互动”，陈满铭的探讨，自1976年研究章法开始，中经2003年阐发章法“螺旋结构”[13]强调“‘（〇）一、二、多’与‘多、二、一（〇）’分别为呈现创作的顺向与鉴赏的逆向过程”，直到2007年的《章法结构原理与教学》才有较为完整的论述。

[14]
由此可见，台湾学者“读写双向互动”理论的完整，得益于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从这个角度看，台湾地区篇章辞章学宏观理论“螺旋结构”的形成，应该有大陆学者尤其是提出“读写互动”理论的福建学者的影响。

3．形成学科体系
在传统的“阴阳二元对待”观念影响下，陈满铭出于教学的需要，自1970年代后期起着手章法的整理与发掘，经过近40年的持续探索，建立了篇章辞章学的理论体系：微观的四十章法、中观的四大规律和宏观的“螺旋结构”。

其间，近20年的论著颇丰，可见是水到渠成的。

特别是在一片“章法无用”[15]的打击声中将章法学发展为辞章章法学和篇章辞章学的陈满铭和其高徒仇小屏多次撰文，感谢大陆修辞学家王希杰和辞章学家郑颐寿对学科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8]14-17
二、海峡两岸20年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分析
（一） 汉语辞章学与语文教学研究
汉语辞章学虽然发轫于语文教学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学之需，但由于高等院校与中小学特别是幼儿园教师之间身份转换十分困难，致使高校与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师之间的联络特别是学术联络十分少见。

虽然如此，福建高校的郑颐寿、祝敏青、林一心、李义海等，仍然突破学科身份的束缚，取得成果。

a例如，会议交流《辞体和语文教学》b，发表《语文教学发展现代汉语辞章学》《语文教学总结现代汉语辞章学》c《中学语文非常讲解（初一至高三）》d《文澜文言文全解（初中卷和高中卷）》e等论著。

除了以辞章学为研究重心而涉猎语文教学或将汉语辞章学理论运用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大学教师之外，福建还有一批为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培养幼儿言语能力而涉猎辞章学研究的中小学语文教师及幼儿园老师，如张慧贞、李鹗鸣、江仁魁、林锐、赵琳、江卫红、程丽、陈志芬、宋素滕、钱金珠、黄宗贤等，不仅有相关论文发表，还出版了《辞章学与语文教学》f《中学语文名篇修改示范：重构辞章学》g。

台湾的辞章学研究和大陆一样，发轫于更好地从事语文教学的需要。

章法学及由其发展而来的辞章章法学，在理论探讨的同时也进行着语文教学特别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陈满铭、张春荣、仇小屏等，发表有《谈篇章结构——以中学国文教材为例》《谈辞章主旨的显与隐——以中学
a　本文涉及的期刊类、论文集类文章及学位论文可以在知网上查得，此间不再一一标出具体的出版信息；知网未收录的，如在台湾发表的，拟加以注释。

b ２０１６年，郑颐寿在台湾师范大学召开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该文。

c　郑颐寿，《国文天地》，２０１４　年１０　月号。

d　李义海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

e　李义海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f　李鹗鸣编著，开明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国文课文为例》《论章法与国文教学》《如何进行课文结构分析——以高中国文教材为例》《高中国文古典诗歌教材探析——主要从义旨与章法的角度切入》h等论文，出版有张春荣的《作文新飨宴》、仇小屏的《深入课文的一把钥匙——章法教学》《下在我眼眸里的雪——新诗教学》《放歌星辉下——中学生新诗阅读指引》《诗从何处来——新诗习作教学指引》i，以及陈满铭的《国文教学论丛》及其《续编》j。

（二）汉语辞章学史研究
在研究普通辞章学理论的同时，福建郑颐寿、林大础、祝敏青、林一心、郑韶风、郑娟榕、陈庆华、李义海等也着手“学科史”及其相关研究，主持了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闽台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等，发表了《汉语辞章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纪念吕叔湘、张志公倡建汉语辞章学四十年》《辞章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k《海峡两岸辞章学学术交流述评》《亲历两岸交流，拓展辞章学科》《汉语辞章学四十年述评》l《当代汉语辞章学的三个时期及其主要标志》m《当代汉语辞章学史略》n《论郑颐寿先生对辞章学理论的突出贡献》，出版了《中国当代汉语辞章学史稿》o《闽台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p。

台湾学者陈满铭十分重视章法学史的研究，他曾十分明确地提出了“预定以团队之力，继续推出《辞章章法学史》《辞章章法现象史》……等书”。

[15]其实，这种规划已分阶段落实。

陈满铭《章法学新裁》以《却顾所来径》为“代序”，回顾其研治章法学的路径和历程；《章法学论粹》编后，附出“本书作者近年（1998—2001）学术研究及服务概表”；仇小屏又编有“陈满铭教授早期著作目录”。

[8]
（三）汉语辞章学与文艺学研究
在张志公《说“比兴”》、郑颐寿《论艺术体素及其体素值》《语体坐标初探》《“格素”论》，特别是郑颐寿主编《中国文学语言艺术大辞典》q和《文艺修辞学》r的推动下，“汉语辞章学”与“文艺学”结合越发紧密。

祝敏青《小说辞章学》s的出版，标志着专门辞章学的诞生。

2002年，台湾学者张春荣《修辞新思维》出版，郑颐寿发表书评，认为它“新”在“与创作接轨”，让修辞理论“结合文学理论”；“新”在“修辞的扩大”，写成很有功力的“文艺修辞学”；称赞它既重视对“以语言为本位”的“纯修辞学”的开拓，又以“新思维”的证书领得了迈入“文艺修辞学”和“文艺辞章学”王国的护照；是“漫步向‘文艺辞章学’百花园的佳作”；熟
h　《谈篇章结构——以中学国文教材为例》《谈辞章主旨的显与隐——以中学国文课文为例》２文见陈满铭《章法学新裁》，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论章法与国文教学》《如何进行课文结构分析——以高中国文教材为例》《高中国文古典诗歌教材探析——主要从义旨与章法的角度切入》３文见陈满铭《章法学论粹》，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年。

i　以上专著皆由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

j　《国文教学论丛》，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续编》，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８年。

k　郑颐寿，《国文天地》，２００３年８月号。

l　郑韶风，《国文天地》，２００１年７月号。

m　林大础、郑娟榕，载仇小屏、陈佳君主编《陈满铭与辞章章法学》，文津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

n　林大础、郑娟榕，载郑颐寿主编《大学辞章学》，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o　郑娟榕、林大础，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p　李义海，开明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q　郑颐寿、诸定耕，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r　郑颐寿，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练地借鉴、运用文学理论之“陌生化”概念、突出“形象化”的特征，来阐释文艺辞章学“出乎意外”“合乎意中”“贵乎内蕴”的“三个标准”。

[16]
其后，段曹林《唐诗句法修辞研究》、窦丽梅《词论修辞论》出版t。

近年来，薛美秀、肖翠云等以辞章学为枢纽进行着“文学语言”的研究，承担并完成了“文艺辞章学研究”“中国语言学批评研究”“中国语言学批评的缘起与流变”等省部国家级课题。

薛美秀完成了博士论文《基于修辞学视角的苏童小说语言研究》，肖翠云发表了《文学修辞批评两种模式及学科思考》《文学批评的“修辞学转向”及学科背景》《30年代“文学大众化”运动的语言建构和文体建构》《新时期文学语言学批评的形成与确立》等论文，还出版了《中国语言学批评》u《中国语言学批评的发生与演进》v等专著。

她们以“文学语言”或“广义修辞学”称述的这些研究，是当下福建地区“广义修辞学”或“汉语辞章学”研究最富朝气的学科方向与学术增长点。

2011年，薛美秀发表《论文艺辞章学》，不仅从建立文艺辞章学科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入手，概括地描述了文艺辞章学的研究范畴及学术价值；更是提出了建立“文艺辞章学”的构想以及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这一事实说明，“文艺辞章学”正在闽台学者的相互启发下孕育成熟。

章法学与文艺学研究，是台湾学者的研究重点，代表性作品有欧阳炯的《杨万里诗歌辞章学》和许清云的《皎然〈诗式〉辞章学》w，张春荣的《极短篇的理论与创作》x和《修辞新思维》y，仇小屏的《古典诗词时空设计美学》z。

汉语辞章学闽台学人通过互相启发共同进步的学科发展事实昭示着：两岸学人通过学术携手合作，不仅能催生学术成果，而且还是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一种动力。

三、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研究展望
面对两岸学人取得的前述学科成绩，以及郑颐寿、陈满铭“相向而行”的学科规划，我们认为，根据历史成绩与当下情势，开展广泛而深入地交流合作，是辞章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走持续合作之路是两岸学人的必然选择
汉语辞章学界取得的上述成果特别是三个成绩突出且互补性较强的研究方向，说明两岸学术交流与合作，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和相互需要。

这是两岸辞章学研究持续交流合作以谋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此外，当下学术研究的情势也决定着两岸学人的继续合作势在必行。

1．汉语辞章学这一“小众学科”为发展壮大必然携手合作
研究汉语听说读写的汉语辞章学，在大陆与台湾都是“小众”学科。

在大陆，它形成于主张将语法、修辞和逻辑综合研究以服务语文教学的修辞学家的共同努力，但在学科细化的当下，将“语法”“修辞”兼治且沟通“逻辑”者为数甚少，而将三者综合研究且以服务语文教学为旨归的学人更少；其研究力量主要在福建。

在台湾，脱胎于语文教学法教学的章法整理及章法学研究，饱受学人“章法无用”之讥，从事章法学及由之发展而来的辞章章法学与篇章辞章学研究者，除郑颐寿客
t　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v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w　海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x　尔雅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y　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１年。

座东吴大学时指导的研究生外，皆是陈满铭及其门下弟子。

从事辞章学研究的福建和台湾这两个团队，大约40人。

虽然王希杰说“‘福建郑’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可以同‘福建郑’相提并论的是‘台湾陈’”[17]，这实际上是相较于他所说“‘北方张’是单枪匹马，势孤力单”[17]而言的。

这个在数量上可以“忽略”的学术力量，虽然各自为战也可以取得较好的成绩，但是携手并肩更为积极可取。

2．研究的专门化及其资料的多寡失衡使两岸学术合作成为必然
汉语辞章学虽然研究“听说读写”的规律，但就目前成果而言，基本上集中在“听说读写”总律的探索上。

最早的张志公《汉语辞章学引论》27如此，郑颐寿《辞章学导论》28和陈满铭《篇章辞章学》29，亦是如此。

在中国修辞学会首任会长张志公率先开展辞章学重点探索“总律”的基础上，中国修辞学会第三任会长张寿康创建了“中国文章学研究会”，中国修辞学会成立了“读写教学专业委员会”“阅读鉴赏研究会”，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了“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在“听”“说”“读”“写”研究专门化大行其道情况下，守住“语文教学”的总律并吸纳“听说读写”研究各分枝学科的成果，探索“语文教学辞章学”，应是辞章学人的努力方向之一。

这一点，大陆辞章学人可以凭借大陆语文教师和大中小学生的数量优势，开展广泛的学术调研以挖掘教和学两个方面的一手资料，台湾学者在资料特别是数据获取方面则需要同大陆学者共享资源、通力合作。

主要力量聚集在福建和台湾的汉语辞章学，虽是“小众学科”，但与之相关的“文章学”“读写”“阅读鉴赏”“中学语文教学”“小学语文教学”，已基本上在大陆各省开枝散叶，有引人注目的业绩。

这些相关学科在学术与应用上的探索，为“汉语辞章学”的长足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与发展平台。

因此，通过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人，在听说读写及语文教学专门化研究深入开展的学科背景下，为了自己研究的这个“小众学科”能够收获学术硕果，必然会“履”郑陈“交流—合作—发展”之“武敏”，更进一步通过学术合作，向着更深、更宽两个方向，积极开拓学科发展空间。

（二）学术路径
1．既有路径
前述三个共同研究方向，既是两岸辞章学人学术合作的基础，也是学术合作的三条既有路径。

（1）汉语辞章学与语文教学研究
继续保持、发扬汉语辞章学倡建者吕叔湘、张志公将辞章学和语文教学两相结合、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治学传统与经验，整理辞章学界和语文教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将视野拓展到“大语文教学”，与大中小学语文教师通力合作，共同编著“汉语辞章学与大学语文教学”“汉语辞章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汉语辞章学与小学语文教学”的系列成果，在促进汉语辞章学发展的同时，提供一套完整的“语文教学理论”，争取改变当下语文教学言必称欧美的“定势”，以切实提升大中小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落实“中国特色”。

　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３年。

在以汉语辞章学为视点开展中小学语文教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自高等院校遴选一批汉字学、汉语语言学（语法和修辞方向）、中国文学、逻辑学、外国文学的教师，邀约中小学语文教师（或教研员），开展辞章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由辞章学专家和中小学语文名师担纲，通过学科融合，践行张志公“语文教学要走辞章学之路”[18]的学术主张与教学理念，全面提高大中小学生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逐步培养并树立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信。

（2）汉语辞章学史研究
已发表两岸学者的有关论著共同构建了当代汉语辞章学史的基本框架。

如果将它们与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海峡两岸汉语辞章学交流合作与发展研究”结项成果融而为一，再补入辞章学创建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学科背景、细化其发展历程特别是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便会推出一部更为详实、全面的学术史专著。

如，在郑颐寿、陈满铭学科规划与两岸学者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共同编著《现代辞章学发展史》和《汉语辞章学史》。

（3）汉语辞章学与文艺学研究
虽然薛美秀的“文艺辞章学”在两岸交流合作中已呼之欲出，但这一方向的力量甚小仍是有目共睹。

当然，一些立足“修辞”的研究成果，如：刘挺颂《〈王风〉修辞艺术析论》、郭伟《隋唐五代诗歌的图像化修辞》、万志全《元代散曲修辞研究》、程玮《唐宋词语体风格研究》、李雪静《〈花间集〉艺术手法研究》、卢敏宁《〈嘹歌〉歌词修辞研究》、高丹凤《唐绝句修辞艺术研究》、胡晓蒙《稼轩词修辞艺术研究》、易媛《简媜散文修辞研究》、林佳海《张贤亮小说修辞艺术研究》，已进入了辞章学领域，为辞章学与文艺学的融合研究提供了学术力量与成果积累。

2．新辟路径
在两岸学者共同开创的上述三个既有研究路径之外，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深入开展，国际中文教学在继续强调“听”“说”教学的同时，对“读”和“写”特别是“写”的教学也日渐重视。

因之，全面研究汉语“听”“说”“读”“写”规律的汉语辞章学，和国际中文教学的关联或对接，已成为了一种必然，尽管其声音十分微弱。

因此，以辞章学为视点，探讨汉语和汉字的特点，成为面向国际中文教学的汉语汉字本体研究的一个学科增长点。

可以结合高校对外汉语专业改革，根据学校学科专业发展定位、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关于实现对外汉语教学“教师”“教法”“教材”三个瓶颈突破的号召，结合自身学术阅历及团队核心成员的研究成果，遵循张志公的有关论述——汉语辞章学具有沟通语言学研究与语文教学的“桥梁”作用[19]、语文教学要走辞章学的路子、汉语语法是组合法[18]，骆小所对外汉语教学要“从汉语教学的狭窄天地走出来，步入汉语文教学的金光大道”的呼吁[20]，在吕必松“组合汉语”取得成功30的前提下，开展国际中文教师培养方式、国际中文教学方法及国际中文教材的改良，确立了国际中文教学师资培养、教学方法、教材编纂的“辞章汉语”视点[1]319和“汉字抓手”[21]。

还可以依托高校资源，进一步拓展思路。

以闽江学院为例：闽江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6年晋级福建省优势专业，应届生汉语教师志愿者选拔通过率与人数均居福建省高校前列，留学生汉语写作水平提升显著；世界汉语教学学会认为“具有办学特色”，闽江学院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所因之应邀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所”代表，出席世界汉语教学学会2020年9月26日召开的“国际
　吕必松《组合汉语教学路子及其形成的教学背景和理论背景》（２００９年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