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难”与“结婚贵”甘肃正宁汉族农村婚姻现状的调查和研究

“择偶难”与“结婚贵”
甘肃正宁汉族农村婚姻现状的调查和研究
目录
目录 (I)
摘要 (II)
Abstract ........................................................................................................................................... I II 第一章导论. (1)
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1)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3)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4)
四、相关研究概述 (6)
五、调查地点的简单介绍 (10)
第二章正宁农村的婚姻现状和过程 (11)
一、婚事的提出 (12)
二、成事 (13)
三、婚礼 (15)
第三章地形与婚姻 (22)
一、差异显著的地形特征 (22)
二、女性流动的不平衡 (23)
三、多种方式的人口迁移 (25)
第四章彩礼与婚姻 (27)
一、“人身钱” (27)
二、折一 (29)
三、岁数钱 (29)
第五章婚礼与婚姻 (32)
一、父母的名义 (32)
二、民间社会的有序组织活动 (33)
三、文化与经济的结合 (38)
第六章结论和相关讨论 (44)
一、人口由弱势地区向强势地区的流动 (44)
二、国家作用在民间婚姻实践中的无力 (46)
三、村落中的社会和道德力量压过了个人的经济利益 (47)
参考文献 (50)
后记 (52)
摘要
本篇文章是一个关于农村婚姻问题的个案研究。

笔者运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方法，再加上自己长期的家乡生活体验，对甘肃正宁农村地区人们的婚姻现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自然条件落后地区的人们存在着严重的择偶困难情况；第二，昂贵的彩礼、大操大办的婚礼给人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为了深入的对这些情况进行了解，笔者首先对当地的婚姻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描述；接下来，笔者围绕在第二段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分章节对其各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地形与婚姻、彩礼与婚姻和婚礼与婚姻这三个部分。

在地形与婚姻中，笔者比较了塬、川道和沟壑这三种不同地形特征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面所造成的巨大差异和差距，最后对当地的女性流动和人口迁移方向作出了分析和说明；在彩礼与婚姻中，笔者对彩礼存在的原因、合理性和不合理性进行了探讨；在婚礼与婚姻中，笔者对当地的婚礼活动进行了详细分析，从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对婚礼举办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最后，笔者初步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强势地区”对于“弱势地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人们总是选择流动和迁移到那些社会经济发达、生活质量好的地区。

第二，彩礼习俗在农村社会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仅仅依靠国家的法律规范是难以取消掉的，必须从根本上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和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

第三，在生产生活趋近同质化的村落社会中，强大的习俗和道德力量往往压过了个人的经济利益选择。

关键词：婚姻；地形；彩礼；婚礼；农村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case study of the countryside marriage question. The author use the fieldwork method, and the long-term hometown life experience, has carri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search to Zhengning countryside area people's marital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two quite prominent questions: First,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difficult area have a seriously problem to find a spouse; Second, the expensive bridegroom's gift to bride's family and the great wedding ceremony has brought the serious economic burden to the people.
In order to understanding these problems thoroughly, the author first has carried on the detailed record and the description to the local marital process; Then, the author regarding three questions which proposed in the second section of institute, divided the chapter to carry on the thorough analysis respectively to it, including terrain and marriage, bridegroom's gift to bride's family and marriage and wedding ceremony and marital these three parts. In the terrain and the marriage, author has compared the plateau, Sichuan and the gully these three kind of different terrain feature the huge difference which and the disparity creates for people's production life aspect, finally has made the analysis and the explanation to the local feminine flowing and the population migratory direction In the bridegroom's gift to bride's family and the marriage, author to the bridegroom's gift to bride's family existence's reason, the rationality and unfairness has carried on the discussion; In the wedding ceremony and the marriage, author has carried on the multianalysis to the local wedding ceremony activity, from the society, the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 aspect the reason which conducted to the wedding ceremony has carried on the explan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has drawn three conclusions initially: First, “the strong trend area” has the formidable attraction regarding “the weak trend area”, u nder condition permission condition, the people always choose flow and migrate to these social economy are developed, quality of life good area; Second, the bridegroom's gift to bride's family custom has the deep survival soil in the rural community, depends upon national the legal norm is merely cancels with difficulty, must fundamentally vigorously develop the countryside economy and raise people's knowledge cultural level. Third, in the production life approach homogenization's village community, the formidable custom and the moral strength has often pressed individual economic interest choice.
Key Word: marriage; terrain; bride price; wedding; countryside
第一章导论
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
婚姻作为两性结合和家庭建立的基本途径，本来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可是，在我国一些偏远的地区，它却成为人们生活当中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变得非常让人苦恼和担忧。

以笔者自己的家乡—甘肃省正宁县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例来看，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首先，“阶梯状”的不对称婚姻格局。

当地处于黄土高原区，千沟万壑的地理特征造就了塬、川、梁、卯等独特的地形地貌，由此也造成了差异极大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当地最典型的为塬、山川和沟壑这三种类型。

塬上地势高且地形平坦，面积较大，耕作便利，人口集中，交通发达，城镇集市和行政中心也多设立于此；而川道和沟壑地带正好和其相反，当地的川道狭长，两边均为坡度比较大的山地和梯田，交通不便，耕作吃力；沟壑地带条件最差，人口少且居住分散，封闭性强，是当地最为落后的地方。

地形所造成的生产生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婚姻方面。

从笔者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川道和沟壑地带的姑娘乐意的往塬上的人家嫁，而几乎没有塬上人家的姑娘愿意下嫁到川道和沟壑里去。

因此，这些川道和沟壑地带的人家给儿子找对象的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人们往往不仅要花钱请专业的媒人去四处打听和说和，而且所支付的彩礼也要比塬上的人家高出一倍左右。

为了能够找到对象，人们有时候甚至将择偶标准降到最低，哪怕是一些身体和智力方面有缺陷的姑娘也被纳入考虑范围。

对于他们来说，为家族延续香火的意义要远远超出个人的幸福追求。

其次，昂贵和不断飞涨的彩礼。

当地的彩礼名目繁多，主要包括支付给新娘父母的“身价钱”、支付给新娘本人用来购买衣服、金银首饰的“折一”钱和双方父母支付给新郎新娘夫妇的“岁数钱”这三个大类。

笔者大概做了一下统计，如今光是新娘的“身价钱”就已经增长到了五万元左右，“折一”的部分也得好几千块到一万元，“岁数钱”也得一万多到两万元。

这些数目加起来一共多达八万元左右。

对于基本上是以靠种地为生的普通村民们来说，这个数目的确是巨大了一些。

第三，“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活动。

男方家在向女方家支付完彩礼之后，还要接着举办一场正式的婚礼仪式。

当地的婚礼活动程序繁杂，规模隆重，其范围不仅涉及到主人家所在的整个村落，也扩及到村落之外的亲戚朋友，因此，参与的人数极为众多，通常可以达到好几百人。

当地有专门为人们操办婚礼活动的“总管”。

总管负责主人家整个婚礼活动的筹划和组织，从所需物品的准备到人员职责的分配，从客人的招待到正式婚礼程序的主持，无不体现着总管的个人威望和协调能力。

在婚礼的当天，村民和亲戚朋友们会带着礼金和物品前来主人家参加婚礼，而主人家则要置办丰盛的酒席来对客人们进行招待和回报。

主人家的宗族成员们要义务性的前来主人家帮忙干活，主人家一般还要邀请少数异性村民前来给自己帮忙干活和招待客人，这些前来帮忙的宗族成员和异性村民们不管是什么身份或者和主人家关系的好坏，都会接受并且服从自己的在整个婚礼活动中的分工和角色扮演，类似于特纳所说的那种“反结构”状态。

不对称的婚姻格局造成了那些自然条件落后地区人们的择偶困难，而彩礼和婚礼则导致了结婚费用的昂贵，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和发展。

不对称的婚姻格局造成了女性的单向流动，使得自然条件落后地区的人们给儿子找对象变得非常困难，这些地方的人们为了替后代着想，都在想尽办法地“逃离”出自己的出生地，人们的愿望不高，只是希望能搬迁到地势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塬地上去，可就是如此一个平凡的期待，往往也要等上很多年，有时甚至不惜以各种屈辱的方式。

另外，由彩礼、婚礼等其它花费所共同构成的巨额婚姻支付已经成为当地人们生活中的一项沉重负担，当地目前一次完整的结婚过程大约需要花费十万元左右，家庭稍显富裕的，多年辛苦劳作积攒来的收入在儿子的一次婚姻中便可被挥霍殆尽；家庭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则要通过借贷等途径来给儿子结婚，以至于在结婚后变得更穷，整个家庭从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

一次婚姻已经如此，那些多子的家庭更是难以承受和想象。

有些人家为了给儿子结婚，就急着先将女儿出嫁，用收到的彩礼再来作为给儿子操办婚事的费用。

快速上涨的彩礼也造成了很多早婚现象，因为人们普遍担忧“明年彩礼再涨”，所以很多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如果没有继续学业，父母就会早早的为他们准备了婚事。

可以说，婚姻已经成为当地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

然而，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国家作用的无力。

对于落后偏远地区人们的结婚困难现象，当地政府并没有
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国家明令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助婚姻索取钱财，但是高额彩礼在当地依然存在，并且愈演愈烈；虽然国家提倡婚丧嫁娶这些仪式活动的简单化，但是大操大办仍然是当地婚礼的主要表现方式。

如何去看待、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笔者本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内容。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篇文章是一个个案研究。

民族学的一大优点就是习惯“向下看”，通过贴近和体察人们的细微生活，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来反映和透视人类社会文化的本质。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个地方人们的生活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笔者通过展现自己家乡目前的婚姻现状，主要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于那些自然条件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和农村，人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问题，他们的切身生活方面同样值得去我们关注和关怀。

在正宁农村的婚姻格局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条规律，那就是人口总是由那些自然条件差、生产发展落后的地区流向和迁移到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生产发展和生活便利的地方。

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以后，人们普遍已经开始重视生活的质量和更高层次的发展问题了。

彩礼的情况反映出，民间的婚姻实践和国家的相关法律规范其实是相脱离的。

国家的婚姻法律虽然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可是彩礼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笔者认为，彩礼习俗自古有之，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人们的经济生活没有得到极大发展、知识水平没有得到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彩礼习俗很难被取缔掉。

婚礼活动具有多面性，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同时又包含了大量的经济行为。

传统的婚姻仪式因为追求规模的隆重，所以花费的金钱和时间比较多，而且多伴随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一般认为不利于生产的积累和经济发展，所以被列为移风易俗的主要对象。

不容否认，大操大办的婚礼仪式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村民的负担，影响到了村民的生活。

但是，笔者认为，婚礼活动除过其所带来的负面意义外，还有积极的一面。

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普遍以家庭为单位，各自为生，村落中的集体活动已经越来越少，人们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淡漠和隔阂，而婚礼活动却正好为村民们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聚
集和联系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人们之间的情感和力量凝聚。

婚礼中的互惠交往逻辑和帮忙互助习俗体现了村落社会中所特有的思想观念和人情交往关系，在商品化意识日益浓厚的今天，其无疑具有温情和珍贵的一面，对于构建和维持农村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村民们积极适应生活环境的一种文化创造，因此，应该值得保留、发扬和传承。

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的思路
婚姻现象具有多面性和复合性，它和当地的社会、经济、习俗和人们思想观念等方面紧密相连，而且往往相互影响，就笔者的研究而言，还涉及到特殊地理环境因素。

因此，对于婚姻想象，应该整体看待。

具体的思路如下：首先，对当地的婚姻过程和现状进行描述。

正宁县目前的婚姻习俗一般为：男女双方先见面，相互满意后，再由双方家庭商议彩礼等事项，达成一致后再举办正式的婚礼仪式。

其次，分析地形环境的差异给当地婚姻带来的影响。

第三，彩礼问题。

彩礼的名目和种类，产生的原因、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第四，婚礼问题。

从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来分析，为什么婚礼一定要以“大操大办”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
第五，进行总结和探讨。

（二）研究的方法
田野调查。

由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专业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民族学者一贯的研究方法，该方法正是民族学体现其价值和生命力的地方，并且现在也被其他社会学科所应用。

民族学田野工作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逻辑、文化意义与社会组织和行为等，因此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是获得这方面资料的必要手段，其所得资料的真实性也比较强。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我认为，惟有附和以下条件民族志材料才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价值，即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材料是由直接观察与土著人的陈述和解说得来的，哪些材料是作者基于自己的常识与心理领悟得来的。

”1
1. （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梁永佳、李绍明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
2.
笔者本篇文章的调查对象和研究材料全部来自于自己所熟悉的家乡农村。

民族学者能否以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对象，这一问题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其实也就是“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问题。

田野调查的意义在于资料获取中研究主体的直接介入。

这一介入不仅强调的是研究主体的不可或缺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牵涉研究主体主观意识渗入的向度。

反对民族学、人类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如利奇就认为社会人类学应该研究“异文化”。

理由是，只有在别的社会中人类学者的观点才能充分的客观化，避免由社会制约造成的偏见。

针对本土的人类学者，除了费孝通的功能论色彩有可取之处外，其他类型的研究均未能逃脱本土人类学者本身从小习得的司空见惯的文化，因而无法提出有说服力的人类学解释。

然而费孝通前辈却认为，局外人有“进不去”的问题，而局内人则有“出不来”的弊端。

“进不去”是指局外人通常可能因为本身的文化偏见无法进行参与观察；“出不来”则指局内人往往无法避开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作客观判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局外人还是局内人都受自身文化背景的限制。

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说：“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1“近年来其重要性才被重新认识的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也是“家乡研究”的经典之作。

他的导师林顿在该书“序言”中说：“可以肯定地预言，对社会科学最有价值的贡献,将来自那些由于双重文化参与，从而能无偏颇地获得事实和理论体系的科学家。

”2
我的导师王海教授是黎族人，也是黎族的有名学者。

在其与江冰教授合著的《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一书中，王老师精辟的比较了研究本文化与异文化两者各自的优缺点。

在谈及两人和黎族不同的距离感时，王老师说：“作为黎族成员，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所取的视角是从里往外看，而你作为汉族学者，则是从外往里看。

这两种视角应该是各有长短。

从外往里看，立足点会高一些，参照也会多一些，会有较多的感觉碰撞，从而易于形成思路的贯通，有助于对问题的发现。

从里往外看，感性的东西多，感情的倾注也多，对对象的把握较为准确、深入，会更加贴近对象的实际。

两种视角是不易互换的。

”
3.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沈炜,秦美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王海：2004，232）1
笔者认为，重要的不是我们研究的是自己的文化还是异文化，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客观真实的反映研究对象的社会生活，并且对其行为和观念进行深入透彻的理解和分析。

比较法。

对塬、川道、沟壑这三种地形环境下人们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行比较，来说明生存环境对于婚姻选择的重要影响。

四、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外研究
地形环境和婚姻格局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

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把主要研究生物有机体和它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态学引入人类学，创始了文化生态学。

他把生态学应用于人类学研究，考察环境对人的影响，人们如何了解、利用和改变环境，从而提出了文化—生态适应的理论。

斯图尔德给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规定了三个基本程序：第一，分析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对因使用这种技术而形成的行为模式进行分析。

第三，确定这些行为模式对其它文化特征影响的程度。

在分析第一个基本程序时，斯图尔德曾指出：“较简单的文化比先进的文化更多的受环境的直接制约。

一般来说，气候、地形、土壤、地形、水文、植被以及区域性的动物是关键性的，但其中某些特征可能更重要些”。

2斯图尔德注意到了客观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文化生态学理论过度强调文化特征和生态环境之间的适应，从而忽略了客观环境给人类生产生活所带来的现实困难，也漠视了人们的主观情感和愿望追求。

过渡仪式理论。

范·根纳普（Van Gennep）在其著作《通过仪式》一书中，将所有仪式概括为“个人生命转折仪式”（出生、成年、结婚、死亡等）和“历年再现仪式”（生日、新年等），并将这些仪式统称为“过渡仪式”或“通过仪式”。

范·根内普发现过渡仪式都包含三个主要阶段：分离、过渡（或阈限）和组合，
1.王海，江冰.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他还用了“阀限前”、“阀限中”和“阀限后”这三个术语来称呼这三个阶段。

分离仪式是象征与过去状态分离的礼仪。

过渡仪式中要经过一种既非原有状态也非新状态的具“阈限”性质的无限定状态，象征过去与紧接着的未来之间的转换。

组合仪式象征经过分离、过渡仪式的个人进入新状态，重又为社会所接纳。

1格拉克曼分析了两种仪式——“反抗仪式”与“社会关系的仪式”。

对前者的研究格拉克曼指出，非洲的仪式总是在那些内部群体之间利益冲突十分显著的社会中举行。

仪式在那里是人们的一种宣泄手段，起到增强社会整合力的作用。

因此，仪式既是社会和谐一致的风向标，又是潜在冲突的指示器（格拉克曼1963）。

对后者的研究结果，格拉克曼认为仪式总是在需要进行社会区分时举行。

在一个多元的、人与人之间以面对面的关系为主导的社会，要避免社会冲突和危险，就必须使个人明确，在某一特定时刻，他应该采取其可能的角色丛中的哪一种角色。

特纳继承了范·根内普及其老师格拉克曼对仪式的研究策略，继续就仪式内部过程进行分析，并于1969年出版了著名的《仪式的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

他在全盘接受范·根内普关于过渡仪式三阶段划分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三阶段中的中间阶段——过渡阶段。

他将人的社会关系状态分为两种类型：日常状态和仪式状态。

日常状态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保持相对固定或稳定的结构模式，仪式状态与日常状态相反，是一种处于稳定结构之间的“反结构”现象，它是仪式前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转换过程。

特纳把仪式过程的这一阶段称作“阈限期”。

2（二）国内研究。

对于婚姻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张永健认为传统农民的个体家庭，存在于以婚姻关系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亲属网络之中，亲属网络将个体家庭联系起来，而婚姻礼仪是形成和体现这种亲属关系的主要礼仪之一，于是婚姻礼仪的功能在于组建和再现亲属关系（张永健，1994）。

郭于华从亲属关系变革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认为亲缘关系与业缘关系、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交织是一种现实存在，作为文化传统和象征体系的亲缘关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复制，这些因素显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和文化变迁的方式（郭于华，
1.参考（美）维克多•特纳.《庆典》.方永德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2.参考（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994）。

费孝通认为，婚姻的意义在于确立双系扶养，从而建立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

亲属路线是家庭将个人纳入社会联系的一种机制，也即亲属关系的功能在于为家庭铺设社会关系网络(费孝通，1998)。

而刘铁梁更为看重亲属关系中的横向关系，认为姻亲关系在基层社会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铁梁，2001）。

吉国秀综合运用了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延展了传统民俗学意义上的婚姻仪礼范畴，以辽东山区清原镇为个案，探讨了婚姻仪礼的变迁及其功能转换，认为婚姻仪礼经历了从构建姻亲关系向组建社会网络的转变（吉国秀，2005）。

关于彩礼和嫁妆，阎云祥在《礼物的流动》第八章中，通过对下呷村四十多年来彩礼、嫁妆的内容和彩礼消费模式的变化，以及新郎新娘在婚姻交换中的积极角色，得出了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交换的循环，而是成为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家产份额的手段（阎云翔，2000）；后阎又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再次强调了彩礼由礼物向遗产预支的转换，提出了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阎云翔，2006）。

刁统菊在《婚姻偿付制度的地方实践—以红山峪村为例》（《民俗研究》2004年第六期一文中认为，聘礼有助于确立和巩固联姻家族之间的关系，嫁妆可以维护亲属关系的结构，帮助平衡、协调姻亲之间的往来这一结论。

其本人又在《嫁妆与聘礼：一个学术史的简单回顾》（《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中对国外的嫁妆和彩礼理论进行了综述，一共归纳为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六类。

此外，吉国秀在《婚姻支付变迁与姻亲秩序谋划—辽东Q镇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中提出，婚姻支付的持续上涨不仅增强了个体性和夫妻关系，娘家还利用它作为文化和社会资源，与新建立的家庭发生联系，达成了与娘家地位平等的谋划，从而强化了姻亲关系在民间社会中重要作用。

关于婚俗的变迁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的婚姻习俗的现代复兴，二是传统婚姻习俗的某些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新元素代替和重新塑造。

代表著作如吉国秀的《婚姻礼仪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一书，作者把一个汉族社区传统婚姻礼仪的复兴，与当地社会网络的重构以及民间社会的重塑进行了关联，并认为这是当地民众应对国家权力与社会变迁的一种策略。

其它的有周大鸣的《凤凰村的婚姻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柏贵喜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