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鲁恂眼中的中国道德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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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治道

中国文化中的治道●方朝晖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认为，中国人公共领域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孤立无助。

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明确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

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

然而，这不等于私人关系就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仍时刻争相利用它为己服务。

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人们拼命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甚至瓦解公共权威，毁坏正式制度。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91, 291-299）正因如此，白鲁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消长，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公私矛盾”。

公私矛盾实际上就是文化心理学上常常讲到的“自己人”（in-group）与“外人”（out-group）的区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

此外，这种矛盾还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官场上表现为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矛盾，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君子与小人的矛盾。

国家是公，社会团体是私；中央是公，地方是私；唯贤是公，唯亲是私；君子公正公平，小人自私自利。

在我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

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发生呈现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方式。

国家思想文档

五位学者在华东师大“首届思勉人文思想节”对谈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9日记者田波澜对话人物●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中，论坛主持人）●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左一）●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左二）钱永祥，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副研究员(右二）●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右一）“儒家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1980年代的现实。

今天运用的很多观念都和自由主义传统有关，比如权利、法治、各种各样的自由、平等观念。

而这些自由主义话语也被宪法吸纳，成为我们价值正当性的来源。

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外来传统，能够成为中国未来文化的主流吗？能把原来的儒家传统轻轻地放在一边吗？”10月17日，华东师范大学“首届思勉人文思想节”上，围绕自由主义与儒家在当代中国能否在分歧中寻求共识的问题，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科中心的副研究员钱永祥，复旦大学哲学院白彤东教授，和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擎、哲学系教授陈赟，在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教授的主持下，就自由主义与儒家在政治秩序的重建、心灵秩序的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持续三个小时的对话。

这也是国内知识界少见的不同思想流派坐在一起如此“推心置腹”地交流。

自由主义是面，儒家文明是体？许纪霖:今日中国有个说法“通三统”，即要建立未来的中国文化，要通儒家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

这三种传统都在当代中国的现实思想中发挥了作用，在走向未来的时候，这“三统”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还是相互理解、对话，寻找最基本的共识点，共同走向未来？儒家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中国的过去，一个代表1980年代的现实。

儒家传统在两千年中国历史当中是中流砥柱，“五四”以后被边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启蒙的传统、外来的思想进入中国，在“五四”以后和1980年代以后两度复兴。

今天运用的很多观念都和自由主义传统有关，比如权利、法治、各种各样的自由、平等观念。

2016《儒学复兴与当代启蒙》期末考试CSB

16杜维明先生认为在21世纪崭露头角的新型人文主义全都离不开宗教传统。（）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17安乐哲是韩国著名的儒学家。（）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18尤尔根·哈贝马斯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19牟宗三被誉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的“东方诗哲”。（）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44《第一哲学沉思录》的作者是笛卡尔。（）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45《天工开物》的作者是明朝的科学家沈括。（）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46圣菲研究所（SFI）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复杂系统科学。（）1.0分
正确答案：√我的答案：√
47《女吊》的作者是鲁迅。（）1.0分
A、
梁簌溟
B、
张君劢
C、
冯友兰
D、
熊十力
正确答案：D我的答案：D
48《国富论》的作者是（）。1.0分
A、
大卫·休谟
B、
康德
C、
亚当·斯密
D、
李嘉图
正确答案：C我的答案：C
49“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出自（）。1.0分
A、
老子
B、
庄子
C、
孔子
D、
韩非子
正确答案：C我的答案：C
50白鲁恂是（）的著名汉学家。1.0分
《儒学复兴与当代启蒙》期末考试
一、单选题（题数：50，共50.0分）
1“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出自（）。1.0分
A、
《中庸》
B、
《论语》
C、
《大学》
D、
《孟子》
正确答案：A我的答案：A

外人眼里的中国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我们的祖先真英明。

连老外都逃不脱背后说人的宿命。

我们且看这些老外，是怎样谈论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的：1．没有哲学，只有恐惧黑格尔：没有意志自由，只有主奴关系。

“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因为他们意志活动是被认作有限的，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

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的阶段。

在这阶段里，恐怖一般地是主要的范畴。

意志还没有从这种有限性里解放出来，因为思维本身也还不是自由的；因此意志可被认作是有限的，而有限的就可被假定为否定的。

这种否定之感——感觉着某种东西不能长久下去——这就是恐怖。

……人或是在恐怖中，或是用恐怖来统治人；二者是处在同一阶段。

”“他们性格也可以是那样不确定、自由、独立。

……既没有良心、也没有内心道德，只是一种[僵化了的]自然秩序，让最高尚的东西与最恶劣的东西并存着。

由此得到结论：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

”孔子的<论语>只不过是些道德常识。

“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

”（《哲学史讲演录》）2．神圣的权贵孟德斯鸠：在权贵面前,百姓的生命不值钱。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论法的精神》）费正清：中国的统治者将权力和真理全都垄断。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是把教会和国家的职能集为一身，他是军事的也是精神的领袖，是行为的楷模和正义的主宰。

他的全能总括了国家的一切主要职能，包括国家对于皇帝在大自然力量面前代表全人类的尊崇。

他是天下一人，是社会政治殿堂前的帅旗，历代王室把天子的形象供奉在人世间的顶峰，学会了怎样把权力的缰绳集中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保证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平、安宁与繁荣的方法。

”（《伟大的中国革命》）伏尔泰：中国“除现职贵族外没有其他贵族”（《论风俗》）。

先秦儒家廉政思想的文化内涵及当代价值

亡和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由此，党员干部要带头修身正己，廉洁自律，要严守自身的道德底线，提升自己的 “ 慎
民族伟大复兴的 “ 中国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 修身律己”的廉政之本
一
耻矣ｏ，ｆＳ］ｚ￣。。先秦儒家的 “ 知耻”之心是儒家伦理道德建没
的基石，古代封建社会单靠残酷的暴政统治和极端的刑罚惩治，而缺失知耻律己的明德教育是完全行不通的，也更不可能从本质上彻底根治腐败，历代治国贤儒都会坚守知耻明志、慎独律己、正心寡欲的廉政之本作风，从人的真
会出现 ‘ ‘ 虽令不从 ”的可悲现象；反之，就会收到 “ 不令
使人能独立于天地之间，而不受任何世俗的干扰，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刚性的人格品性。廉洁奉公．施政为民，自然而然就会受到百姓真心爱戴和热烈拥护。儒家这种修身正己的廉政思想客观一卜为封建统治者 “ 腐化变质” 设置了第一张防护网有效促进了廉政治国的时代进程，在儒家治国的 “ 四维”中，“ 廉”应该居于重要的位置，也是个人政为国的主要德陆修为，它关乎目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
焉，耻也。孟子也有： “ 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
效、高效的廉政之路，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对于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乃至实现
这是对儒家修身律己廉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仁政为民的廉政之基先秦儒家积极倡导仁政为民的廉政文化思想盘庚枠中得以体现686可以看出民为邦本的思想是先秦儒政为民思想的文化生命之源孔子创立了以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提出修己以安百姓2236而孟子将孔子的仁爱学说发展为仁政之说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5304孟子把民众作为国家的文化价值主体加以肯定和认同他认为仁政为核心的政治统治思想是建民为贵的基础之上的孟子非常的重视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主张大力推行自己仁政为民的治国方略有真正抓住民心才能做到552孟子民心向背的廉政文化思想精髓始终贯穿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依然闪廉政为民的智慧之光这在如今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依然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价值借我们应结合我国反腐倡廉的现实实际大力倡导这种仁政为民的廉政思想使其保持鲜活的生机和生命活真正使当今社会的主政者和施政者真正的敬德保民真心为民为民造福先秦儒家提出仁政为民的廉政思想是国家他们伟大的人生抱负和崇高的政治理想积极地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恪尽职守真正地恤民制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奢靡腐败之风积极地倡导孟子游说列国曾多次劝说告诫当政者真心为民众谋取福利造福四方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热心爱戴孟子这种仁政为民的廉政思想在后世的儒家哲学思想中得到很多人的政治共鸣和历史回应北宋代改革家范仲淹南宋大儒朱熹明清以来的黄宗羲康有为等都受到先秦儒家仁政为民政思想的文化侵染其价值影响深远

儒学的政德观

儒学的政德观“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儒学的政德观王杰中华民族很早就确立了修身正己立德为人之大本的思想，并将其作为为官理政的根本。

比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东汉张衡：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唐罗隐：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宋王安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

这些都强调，修身正己立德对为官者的本根作用。

非常重视以政德要求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古代为官入仕者首先得读“官箴书”。

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

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

《尚书·立政》中有“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即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

《周礼·天官》中有“六廉”说。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

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

《论语》中有“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

秦《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中有“五善”说：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

汉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

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

光禄四行：质朴、敦厚、逊让、节俭。

汉朝选拔官员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的。

晋有“中正六条”说：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

唐有“四善”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

从“孝悌” 到“举孝廉”——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

从“孝悌”到“举孝廉”———略论汉代政治与伦理的同构曹婉丰【摘要】西汉虽承秦的制度而立国，然而统治思想上却极力矫正秦政的流弊，从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孝”的推崇、践行到以此为基础和标准形成“举孝廉”制度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这个过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学“独尊”，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的多方面渗透与引领。

“举孝廉”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基础与增加政治活力的有效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推行儒家教化、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以孝治天下；孝悌；举孝廉；《孝经》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４２－０６作者简介：曹婉丰，黑龙江伊春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１４４）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规划项目“中国政治哲学通史”（１８ＸＮＬＧ０４）汉代尤重孝道，在西汉汉武帝年间形成重要的“举孝廉”制度。

对汉代孝道以及相关问题，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已然相当丰富，这里不准备对之做全面的介绍与论述，而着重从汉初重“孝悌”到“举孝廉”制度形成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秦的教训与汉的问题历来对秦政的批评抨击，多集中在其繁密的法网、严苛的刑罚上，通常认为秦因严刑酷法的推行导致覆亡。

这样的论述并非全无道理，但对秦法繁密严苛的强调，同时容易给人造成似乎秦只行法令而完全不讲伦理道德的错觉，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对此需要全面而深入的审视与考察。

在秦代，仁、义、礼、智、信、俭、贞节等道德得到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提倡，各地秦刻石的文字中多有记载，如“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禁止淫?，男女薭诚”①。

《史记·李斯列传》赵高夸奖胡亥，除“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②外，又有“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③等语。

而不孝在秦代就是罪名。

赵高、李斯在矫诏杀害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时，罪名便是“为人子不孝”和“为人臣不忠”。

高考历史一轮复习模块4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单元测试卷课时跟踪(含解析)新人教版

单元测试卷(十六)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1．(2019届福建南平二模)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5分)材料1917年2月，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攻击。

对此，中国政府以中立国的身份，从维护国际公法和遵守人类公理道义原则出发，对德国提出严正抗议。

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发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布告。

8月14日发布《大总统对德宣战布告》，并立即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

至此，中国正式成为协约成员国并加入国际体系。

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

西方学者白鲁恂评论说，北京外交官是中国最成功的文人领袖，他们巧妙地利用国际均势及当时的世界同情，达成与中国国力全不相称的成果。

——摘编自李志学《“一战”对德外交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外交取得的积极成果。

(8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一战期间中国对德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

(7分)解析：第(1)问，依据材料“收回德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得出收回列强侵占的部分权益；依据材料“中国正式成为协约成员国并加入国际体系”得出主动加入国际体系；依据材料中“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得出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根据所学知识得出民族认同。

第(2)问，依据材料“一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成为国际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得出一战的契机(有利的国际形势)；根据所学知识得出爱国外交官的努力；群众运动(有识之士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依据材料“当时的世界同情”得出盟国的支持。

答案：(1)成果：收回列强侵占的部分权益；主动加入国际体系；参与国际事务；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民族认同。

(2)原因：一战的契机(有利的国际形势)；爱国外交官的努力；群众运动(有识之士和社会舆论的支持)；盟国的支持。

2．(2019届安徽黄山二模)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思考

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思考李汝珍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以明末士人为背景，揭示当时社会风气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刻画出了各色人物的性格与命运，展示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对伦理问题的思考。

本文将从几个主要人物的角度出发，探讨《儒林外史》中的道德观念与伦理思考。

一、儒家道德观念的体现1.1.书香门第：主人公孔尚任出身书香门第，家教严谨，他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儒家道德观念的影响。

他忠厚善良，有克己奉公的精神，时刻将礼义廉耻放在首位。

他对待父母、妻儿和同事都体现出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

1.2.忠诚与奉献：在小说中，孔尚任与其他一些士人都有着一定的政治抱负。

他们以忠诚、奉献的精神为人处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们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努力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才华。

1.3.德行塑造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儒家的道德观念塑造：忠厚善良、仁义礼智的理想形象，或贪婪自私、道德败坏的丑恶形象。

这种对德行的塑造，既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也是对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二、伦理思考的反思2.1.家庭伦理：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家庭伦理观念有很大的差异。

有的人忠诚守信、尽职尽责，把家庭责任看得很重，有的人则放纵自己、不担当，对家庭缺乏责任感。

这种差异的描绘，提醒人们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相应的责任。

2.2.友谊与人情：小说中描绘了许多友谊的故事。

在友谊关系中，某些人能够义无反顾、真诚相待，而另一些人却因私利得失而背叛、出卖友情。

通过对这些故事的叙述，小说思考了友谊的真谛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

2.3.权力与道德：小说中的权力斗争展示了权力与道德的矛盾。

有些人为了追求权力地位，不择手段，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准则，而另一些人则能够始终坚守道德原则，不受诱惑。

这种对权力与道德的反思，使人们意识到权力的使用应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

三、儒林外史中的启示与反思3.1.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小说中对儒家道德观念的继承与反思，表明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

论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之关系——兼论欧美社会科学论著中的中国意象及其问题黄俊杰【作者简介】黄俊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键词】社会科学理论/汉学研究/紧张性/互为主体性【参考文献】[1]Tsuen-hsiun Tsien.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s[J].Far Eastern Quarterly，XIII：3（May，1954），pp.305～327.[2]梁启超.戊戌变记[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3]李国祁.清末国人对甲午战争及日本的看法[A].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1994.[4]熊十力.读经示要[M].台北：广文书局，1970.[5]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自序[M].上海：中国学术研究所，1948.[6]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J].香港：亚洲周刊，1994—07—10：（64）.[7]黄光国.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三部曲”[N].台北：聊合报，1994—09—11.[8]傅斯年.答书[A].顾颉刚编著.古史辨[C].香港：太平书局，1962.[9]法兰西斯·福山著，李永炽译.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1993.[10]刘述先编.儒家思想与现代世界·导言[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7.[11]李明辉.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M].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12]S N Eisenstadt.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e Empir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ies [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3，1969.（中译本：S.N.艾森斯培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系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3]Eisenstadt，op.cit.[14]黄俊杰.埃森西塔对帝国的政治系统之研究及其对中国历史之解释[A].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论丛[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7，1981.[15]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M].London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16]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A].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7]Barrington Moore.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M].Boston：Beacon Press，1966.[18]石之瑜.政治学的知识脉络[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Z].台北：明伦出版社，1970.[21]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1979.[22]邹文海.政治学[M].台北：作者自印本.[2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附录：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1983.社会科学理论与汉学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具有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论上又有其紧张性。

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

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德行”被誉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最重要的价值观，它不仅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更是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因此，理解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德行”观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时期的“德行”观，主要取材于先秦诸子的思想，尤其是《论语》和《孟子》，是中国古代伦理学中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

“德行”包括了古代诸子学说中的德、仁、义、礼等伦理思想，认为要做到礼仪之道，就必须承担“德行”。

“德行”包括慈善、礼义、恭敬、节俭、乐善、知足等内容，尤其强调仁义礼智四大美德，这四大美德与先秦思想中的“仁”、“义”、“礼”、“智”有着一致的思想内容。

魏晋时的文人礼法之士，追求的是以“取义以己”之道，在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中获得“真德”，认为“真德”是礼法之士最重要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上的“德行”，只能在道德原则的指引下获得，“德行”可以作为建设社会的重要动力。

在魏晋礼法之士的思想指导下，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讲究“德行”的内容，这些文学作品既反映出文人对“德行”的重视，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例如，魏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陆机《贞观太宗传》中，如此传述两晋太宗时期的重要事件：“成礼乐、巡狩钓鱼、筵宾客，博德范行，能坚文明，乐陶宏。

”这里，描述的就是魏晋时期礼法之士认为德行观的思想内容，两晋太宗时期坚持德行，致力于文明行为和乐陶宏礼，以及维护安定。

魏晋时期礼法之士以其“德行”观作为其主要价值，他们认为社会道德的兴衰，是关乎政治统治的关键，因此他们怀抱希望，认为只要人们奉行仁、义、礼、智的德行之道，就可以改善当时腐败的社会道德，实现政治统治的完善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魏晋时期礼法之士的“德行”观，是他们重要的价值观，是当时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与当时文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认为只有坚持“仁、义、礼、智”的德行之道，才能改变腐败的社会道德，实现统治的完善和文明社会的建设。

尚书中的理念与儒家文化的治理

尚书中的理念与儒家文化的治理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儒家文化一直以其伦理道德和治理理念而闻名。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尚书》对于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尚书中所体现的理念以及其与儒家文化治理的关系。

首先，尚书中体现的理念包括仁政、法度、忠诚、正义等。

这些理念是儒家治理的核心价值观。

尚书提倡以仁政为本，即推崇以仁爱之心为出发点的治理方式。

比如《尚书·尧典》中提到：“信服厥中，包恂忍於群众。

”这句话强调了领导者应该以信任和包容的态度对待人民，体现了仁政的核心观念。

其次，尚书还强调了严明的法度。

法度的坚守是儒家治理的重要准则。

在《尚书·殷杞》中，记载了周武王依法治国的故事：“闯中共白玉、中行白玉、从白玉。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君王应当严格依法办事，不偏袒也不纵容，体现了法治的原则。

忠诚也是尚书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

在《尚书·殷命》中，提到了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和忠诚的关系：“君臣相保，慎保守之。

”这句话强调了领导者和臣民之间应当建立起互相尊重和保护的关系，体现了忠诚的重要性。

正义是尚书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理念。

在《尚书·洪范》中，提到了正义的重要性：“王道之行，正直诚明。

”这句话告诉我们，领导者应当秉持正直和诚实的品质来治理国家，体现了正义的原则。

尚书中的理念与儒家文化的治理密不可分。

儒家文化注重以仁爱之心统治国家，秉持法度和正义来维护社会秩序，培养忠诚的领导者。

儒家治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注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儒家治理还要求领导者具备高尚的品德和道德修养。

他们应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引导人民向善、追求卓越。

尚书中的理念在儒家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指导着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和决策思路。

此外，尚书中还提出了君民合一的思想。

《尚书·泰誓》中提到：“无愧於天，无愧於地，无愧於先祖。

”这句话强调了领导者应当履行自己的责任，以无愧于天地和祖先为信念，与人民心心相印，实现君民合一的理念。

_三言_二拍_中对官吏的道德诉求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ＥＩＺＨ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Ｄｅｃ．２０１０冯梦龙与凌濛初都是在儒家思想教育下的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虽然才华横溢，但命乖运蹇，久困场屋。

冯梦龙直到五十七岁才补为贡生，清兵南下，以七十高龄奔走反清，乃至忧愤而死。

冯氏任职期，“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有恩，待士有礼。

”［１］（ｐ２６）“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

”在寿宁，他采取“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２］（卷下《官司》，Ｐ８８）的施政方针，使该县吏治大有改观。

凌濛初三次赴考未中，崇祯四年，以副贡授上海县丞，署海防事。

在上海县丞任上，于“催科、抚字两无失”。

在“又署海防事”时，“灶户奸商交相蒙蔽，而吏胥弄法，莫可究悉”，凌氏以法除弊，果断行事，颁布了打击不法盐商与牟利吏胥的“井字法”，盐政为之清，百姓深受其益。

在徐州通判任上，与防河主事“昼夜图维，防筑有法”，为百姓祸福而兢兢业业、奔波操劳，他在房村“呕血而死”，竟有“自死以殉者十余人。

”［３］（Ｐ５４）晚明吏治腐败，纲纪无存，冯梦龙、凌濛初二人对此有深刻的体认，故“三言”、“二拍”中有不少的涉吏题材。

本文主要从善恶报应的角度去窥探他们对封建吏治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及二人对官吏的道德诉求。

一、对欲为官者的道德诉求由于官吏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在选拨官吏时，德也就非常重要。

各个朝代在选拨人才时，都很看重这一点。

《周礼・天官冢宰》提出考察官吏有六条标准：“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４］（Ｐ６０），每条标准都离不开“廉”字。

“廉”者爱人。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认为欲为官者，其最基本的道德素质是“利心不动”。

《初拍》卷二一入话：秀才林积拾珠百颗，寻访失主并还珠，后来一举及第，位至三公，二子历任显宦。

入话中还涉及到裴度还带故事：裴令公相该饿死，只因还了玉带，后来出将入相。

白鲁恂-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先驱

白鲁恂:西方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先驱话题：休闲阅读心理学文化研究文化的概念政治白鲁恂(Lucian w.Pye，1921年10月21日～2008年9月5日)，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一生致力于政治学研究，是国外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出生在山西汾州，父母是在华传教士。

从小在中国长大，后回美国，就读于著名的卡勒顿学院(CarletonCollege)，并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后来，他曾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知名学府任职。

曾担任美国比较政治学会主席、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还是美国国务院与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

在学界和政界颇有声誉，对中国研究和对华政策均曾产生较大影响。

白鲁恂首次采用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他沿着文化、心理、人格的路径来分析中国政治文化，揭示出许多中国政治文化底层积淀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与阻碍因素，建构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具有权威性的认识。

他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能自生出现代政治即宪政与民主的制度，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可以包容民主制度。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借助于外力撞击并进行有效的内部整合。

白鲁恂写于1968年的《中国政治的精髓：一个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一书提出，中国政治的主要问题，在于政权总是无法调和中国文明已载于史册的辉煌成就与当下社会要求急剧进步的心态。

中国的地理环境和频繁的自然灾害，迫切要求一个强大政权来维持这一博大地域内的社会稳定。

经过历代政权的血腥暴力更迭，集体意识中对分裂与离乱的恐惧逐渐压倒了对高压威权的抵触。

1976年，白鲁恂出版了一部以其擅长的心理学方法为特色的毛泽东传记——《作为领袖的毛泽东》(MaoTse-Tung：The Man in the Leader.NewYork：Basic Books，1976)。

该书是西方众多毛泽东研究著述中的名著之一，被认为既不乏洞见又充满学术上的危险性。

中国智慧之11：孝悌忠信

中国智慧之11：孝悌忠信孝悌忠信，人伦规范的框架与治国的核心理念胡立根原创孝悌忠信，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与文化难题谈中华文化，最不缺事例的是孝悌忠信。

“孝”的故事如著名的“二十四孝”，其中如孔子弟子曾参事母至孝的“啮指痛心”，汉文帝刘恒的侍奉母亲的“亲尝汤药”，汉代董永的“卖身葬父”。

“悌”的故事，如“泰伯采药”，讲的是殷朝时候一个叫泰伯的为了让位给弟弟而逃到深山采药的故事；“庚衮侍疫”，讲的是，晋朝时候一个叫庚衮的男子，亲自侍候得了瘟疫的弟弟的故事。

“忠”的故事，那就太多了，像比干死争，苏武牧羊，岳母刺字，文天祥的宁死不降等等。

“信”的故事也有不少。

如“朱晖许堪”的故事，讲的是东汉一个叫朱晖的太学生，与同乡张堪结为忘年交，张堪说要将妻儿托付给朱晖照顾，朱晖因为觉得责任重大，并未当即答应，后来张堪死了，朱晖却一直周济张堪的妻儿。

再如“季札挂剑”，讲的是春秋时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去拜会徐君，徐君不仅为公子季札的气质所征服，也被公子季札的腰间佩剑所吸引，不时流露出羡慕的眼神。

季札暗想等完成使命回来，一定要将此剑送给徐君。

不料等他完成使命返回，徐君却已去世，季子来到徐君的墓旁，悲戚地将那把长剑挂在了徐君墓旁的树上。

算是完成了心中对徐君的承诺。

孝悌忠信，尤其是孝和忠，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也是传统文化中最遭诟病的观念。

所以，列举孝悌忠信的故事不难，对孝悌忠信的概念字面意思的理解难度也并不大，难点在于怎么理解其精神实质？难点在于弄明白它为什么会招来如此多的诟病？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维新方式与忠孝文化的发展路径在《家国天下》一章，我们曾经提到，中国文化是一种特别重视家的文化，而这种“家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其特别的政治功能，因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是以家的关系功能和伦理为范型，推行于国又推行于天的路径。

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曾指出，我们的祖先在告别氏族组织而成立国家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维新”的路线，我们并没有消灭血缘氏族关系，而是将其带入国家的范畴，以家的精神来组织国，从而形成了“家庭——家族——国家”一体化的组织结构。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

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礼义廉耻,孝悌忠信这四维八德,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这三纲五常是儒家治国的核心思想.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非常重视.文革中批林带着批孔,批周文王,是四人帮想搬倒周总理这位大儒,儒家大英雄,继而好打击周总理所保护的一大批老干部,所使的阴谋.转帖毛泽东与李自成张俊谊发表时间：2008年11月29日18时31分本文地址：/blog/363538-12279546961935年10月毛泽东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江西来到陕北。

陕北，是李自成的故乡，也是李自成起义的发祥地。

他来到陕北，听到了不少关于李自成起义的故事，他对这位英雄是十分敬佩的。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热情地赞美了中国的农民运动。

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他列举了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农民运动领袖，肯定了其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因素，同时也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原因米脂人李健侯先生系李自成之本家，于民国十五年（1926）动笔著书，经多年辛勤笔耕，终于写成40回本38万字的《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

1942年这部书稿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带到延安，交毛泽东主席过目。

毛泽东抽时间读完了这部书稿，他对此书很感兴趣，让人抄存了一部，于1944年4月29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信，专门评价了米脂文人李健侯先生的《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和著名的李自成起义：“《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此书赞扬了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仰其整个运动。

实则吾国自秦以来，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是农民战争，就是两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

分析理学治政的法律思想观

分析理学治政的法律思想观陆陇其(1630~1692),初名龙其,字稼书,清浙江平湖人,学者多称之为平湖先生,自幼苦读不辍,博闻强识,同辈目为“书痴”。

康熙五年(1666)举人,九年进士。

历任嘉定(今属上海)、灵寿(今属河北)知县,监察御史。

任内移风易俗,兴利除害,守约持俭,以德化民,被举为清廉官。

雍正二年(1724)入祀孔庙,谥清献。

陆陇其为学励志圣贤,博文约礼,宗朱熹为正学,有着丰富的政治法律思想,为清初政权的巩固、传统社会礼法伦常的回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理学治政的法制观对明亡原因的总结是清初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陆陇其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他认为,要吸取明亡教训,巩固清的统治,必须要以明亡为鉴,确定理学为治国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国家的礼法建设。

1.治政须以理学为宗。

陆陇其指出,王守仁心学的泛滥和流行是导致明代治政失控而亡的根源所在。

指出“:其蔽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睢横肆,不得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

故愚以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

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

”正是王阳明心学背离了古先圣学的宗旨义理,进而败坏了传统社会的礼法伦常,以至酿成了寇盗朋党之祸,造成了治政的失控,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覆灭。

因此,陆陇其极力主张尊崇朱子理学,倡明孔子之道,以达学术淳正、人心向善、政顺治明的目的。

他说“:今之学者必尊朱子而黜阳明,然后是非明而学术一,人心可正,风俗可淳。

”建议清统治者效仿汉代,实行“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

对非朱子之说者,不许他们从政为官。

2.执政应以德化为要。

陆陇其认为,社会风俗的好坏是判断一个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准,因为风俗的好坏在于从政为官者如何根据理学的要求,对所属民众进行道德教化。

“世运之盛衰,风俗实为之。

而所以维持乎风俗,使之淳而不浇,朴而不侈者,则惟视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时,非无浇漓奢侈之民,然而道德一而风俗同者,其政教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