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新态势

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方式的变革摘要：随着我国新一轮的城市化运动浪潮迭起，我国社区建设也面对着一个新的里程。

从社会学的视野看，无论是城市化、社会建设或是社区建设，都涉及到社会资源的配置格局与配置机制的调整。

我们将社区建设正在发生的这一转变称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

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建设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

通过“双维社区建设模式”，调整了社会资源“社区化”配置格局，找到了社会资源“社区化”配置机制的实际途径。

上城区的这一创新性探索与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对于我国社区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快速城市化过程的社区建设面对的一大挑战，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更为合理和优化。

就此而言，我国社区建设正面临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和机制的深刻转变。

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

2008 年9 月，我们对杭州市的西溪湿地、西泠印社、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保工程及杭州女装行业协会等十多个社会复合主体的典型案例做了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分析。

2009 年6 月，我们又对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建设进行了实地调查，这次调查覆盖了上城区的全部6 个街道办事处，深入到了数十个社区的工作一线。

杭州市及上城区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机制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对于我国新一轮的城市化过程及城市社区的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走向科学与和谐的城市化城市化也称都市化或城镇化。

一般来说，“城市化是由第一产业为主的农业人口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人口转化，由分散的乡村居住地向城市或集镇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居民生活方式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

通常以城镇居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代表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①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组织管理、社会生活方式等不同的学科及角度对这一过程给予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透析，对城市化的内涵与外延的把握也更为丰富和完善。

走进现代意义的城市只有300 余年的历史。

但是，其对人类生活的深远影响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

约18 世纪末，欧洲的工业革命迅速推进，城市化彻底告别了自然演化的缓慢进程，欧洲、北美、拉美以及亚洲、非洲等逐渐发生了城市化，而且这一过程日益提速。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07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2008 年，世界走到了一个无形而又重要的里程碑：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即33 亿人，将生活在城市地区。

到2030 年，这一数字将有望达到50 亿。

”②在发达国家，一定时期以来城市的增长已进入稳定甚至停滞状态。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快速增长势头令人关注。

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30 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和城镇人口将占世界城市人口的81 %。

在此趋势中，亚洲和非洲被认为是最引人关注的，因为这些地区人口众多，且具有巨幅城市增长的前景。

2005年，亚洲的城市化程度为40 %，而非洲为38 %。

③在当今全球城市化浪潮中，亚洲和非洲处于引领的位置，而中国城市发展则居于这一位置的最前锋。

“从各种预测来看，大概会在2012 ，到2013 年期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就将达到并超过50 %，这个意味着在下一个中国的5 年规划，‘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会出现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④随着我国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城市空间的规模也急剧扩张，城市问题亦将日益严峻，城市民生难题会不断加大压力，这种现实促使我国城市化必须走向一个“历史性转折”。

在我们看来，这是从初级发展的城市化转向科学发展的城市化的过程。

如果说，在初级发展阶段上，城市化的目标、手段、资源、结果以及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都是初级的;那么，在科学发展阶段上，则是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

⑤也就是说，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是未来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原则。

实现科学的和谐的城市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格局与配置机制是一个核心问题，涉及到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城市规划、老城区改造、城市治理、城乡一体化，到城市民生难题的解决、城市化成果的共享，以及城市社会的公平正义、个人的体面和尊严等等，都是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配置的一种结果。

就此而言，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性转变是我国从初级城市化转向高级城市化、粗放城市化转向科学城市化、旧式城市化转向新型城市化的“历史性转折”的关键。

二、城市社会建设的新态势与更高阶段的社区建设《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08 —2009》预计，2010 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316 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47 %，城镇人口约达到614 亿人;2020 年中国总人口约为1415 亿，城镇化水平56 %—58 %，城镇人口达到811 亿～814 亿;2030 年前后，中国总人口约为15 亿，城镇化水平约达到65 % ，城镇人口约达到10 亿人。

面对每年约100 0 万至1200 万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新增人口，我国城市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具体地说，城市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五大领域——都会面对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很大程度上将转化到城市社区，使社区建设面对新的考量。

面对快速城市化过程经济建设挑战的社区。

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与社会对经济发展要求的提高，在产业模式、产业结构、产业形态、市场竞争能力、经济创新能力，以及发展低碳经济、节约型经济和循环经济等等，这些方面的调整升级使城市经济发展面对的诸多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将转化为社区问题。

例如，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导致了生产及生活要素资源的短缺，从而加剧社会群体及个人之间的竞争;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一定时期和发展阶段上可能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降低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实施“退二进三”、“优二兴三”“、腾笼换鸟”，发展新型都市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短时期可能降低对农村人口和低技术群体的吸纳能力。

经济建设过程引发的社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将转化为社区问题，从而加大基层社会治理的强度。

面对快速城市化过程政治建设挑战的社区。

城市化过程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使城市的行政管理、民主政治、法治环境达到更高的水平。

随着这一过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和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张，“熟人社会”陌生化了“，陌生人世界”却常态化了，社会行为也“匿名化”了。

城市管理任务因而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同时，社会成员对于民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意识和要求也更为突出。

因此，要落实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使市民的政治权益得到切实保障，“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计于民”，形成市民的积极参与、健康参与。

这些都增加了城市政治建设的难度，许多问题往往需要社区管理来化解。

面对快速城市化过程文化建设挑战的社区。

对我国城市的历史稍作回溯就会发现，许多名城往往处于中华古文明滥觞或发展的地带。

然而，城市人口的密集化和人居环境的扩大正在挤占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

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与发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往往与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会形成一定的矛盾。

因此，如何保护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了一个重要任务。

而且，越是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这项任务也越是艰巨。

总体上看，我国探索有特色的、科学的城市化道路，传承历史、面向未来，注重以人为本、注重历史价值保护、注重城市可持续发展等。

在此过程中，使文化遗产获得生命力，将传统文化、历史文化、高雅文化融入到城市的现代文化、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之中，使生活、创业、消费、休闲融为一体，这些发展目标都有赖于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实现“落地”。

面对快速城市化过程社会生活建设挑战的社区。

高品质的生活质量越来越成为社会成员对当今城市生活的迫切要求，这本身也提升了城市化过程的挑战。

从社会生活领域看，城市已成为民生问题集中的重要区域，许多民生问题本身是城市化造成的，如“就业难”、“交通难”、“出行难”、“停车难”“、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等，已是许多城市难以根治的顽症。

如何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和实惠，让人民群众拥有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应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是一个重大课题。

为此，必须加强社会建设，不断改善民生，使广大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所有这些最终都离不开社区建设。

面对快速城市化过程生态环境建设挑战的社区。

城市化的战略目标强调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和谐、生态环境系统与居住环境系统的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一。

然而，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得城市生态环境的转变面临很大难度。

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垃圾处理量剧增、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加剧、光污染、噪声污染日趋严重等等，不仅使城市生态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也使城市居民付出了巨大代价。

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仍然比较滞后，而社区生态环境建设无疑是这种状况得到彻底改变的一个基础。

三、社会资源配置的“社区化”：重大变革与机制创新如果采取社会学的眼光，无论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或产业结构的升级，还是社会治理方式和制度体系的转变，其实质都将这样或那样地与社会的利益结构形成联系，最终将涉及到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与配置方式。

因此，快速城市化过程对社会建设以及社区建设提出的挑战，实质上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合理化问题。

对于不同的学科而言“，资源”可以有不同的解释。

经济学中的“资源”侧重于物质的、有形的和经济的、市场的资源，强调其对于经济生产和市场发展的规定性与决定性。

而在社会学中“，资源”被理解为“社会资源”，也就是说“，资源”的社会性涵义和属性受到更多的关注。

“所谓‘社会资源’，其内涵是指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机会等生产和生活资料。

”⑥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社会资源划分为不同类型，如不同领域的社会资源可区分为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生活资源等。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物质的、有形的、现实的、经济的、市场的资源固然重要，非物质的、无形的、抽象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源也十分珍贵，某种意义上甚至更为重要。

在我们看来，社会建设的宏观构想是必须向基层社区下沉，逼近城市居民的切实需要，在基础一线服务过程中实现“落地”，才能有效应对各个领域的挑战。

这也正是一系列的“进社区”行动——便民服务、警务治安、人民调解、基层民主、教育科技、社保医疗、卫生环保——的基本意义所在。

“进社区”系列行动逐渐推进了基层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制度体系的创新、治理方式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形成更为合理的、有效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从而使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共建共享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真正落实在基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