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索引

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简图2008-01-01 23:59:42 来自: 西柏林韦伯通过预设一套特殊的理性观和价值观构筑了其社会行动理论，微观的行动理论和宏观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分析则构成了其庞大的社会理论框架。

由于韦伯并没有建立起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他去世后，人们在其精神遗产上构筑的韦伯思想肖像也经历了数次的变化。

相应的在其法律社会学领域，学者们的研究的主题也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主要集中在法律理性化以及法律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只是近年来有所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注意韦伯法律社会学与支配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韦伯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更加逼近韦伯社会理论关注的核心。

就汉语学界的韦伯研究而言，韦伯热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

籍借着上世纪末的第三次浪潮，中国法学界也逐渐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纳入到自己的学术传统中。

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法学之两个方向的研究中，一是在理论法学方向，一是在法制史学方向；随着研究的积累，我国学者在这些方面研究的问题意识也逐渐与国际韦伯学界研究的问题意识相接近了。

可以说关于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问题，当前已经全面展开：首先，就韦伯法律社会学的内在理路而言，研究者们从内外两个层面重构了法律的理性化问题，并且探讨了法理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还从中引出了“英国法问题”；也有学者把韦伯的法律理性化问题纳入到韦伯整个社会理论的核心关怀：理性化与自由的问题中来研究，重构了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

其次，是从法律文化的视角研究韦伯的法律社会学。

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主要探讨了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对法律文化研究的启发和推动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法律文化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对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进行反思性的批判（尤其是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指出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及其限度。

再次，关于韦伯对中国法的定位问题，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该问题是和上一个问题紧密相关的。

最早引起的争论是在日美两国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学者之间进行的，涉及中国古代的法律在韦伯的诸法律理想类型中，究竟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抑或是实质理性的？直至最近的一次争论，即2006年11月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进行的一场“中国传统法制座谈会”专门探讨此问题，以研究外国法制史起家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是属于“卡迪司法”性质的实质非理性的类型，而专注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传统文化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并非如韦伯所界定的那般，甚至质疑韦伯在研究中国法律时“理想类型”方法的可适用性。

最后，是在法学方法论方面。

有研究者分析了韦伯的理想类型在法学方法论中的意义，以及比较了韦伯该研究方法对法学中类型化的方法应用方面的影响；甚至有学者从法学的视角出发研究了法学思维对韦伯方法论的启发。

另外还有一方面的研究刚刚兴起，即主要研究韦伯法律社会学理论中法律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这方面的文献比较少，可以参见波斯纳和斯维德伯格的论述。

2008-01-02 00:05:18 西柏林1、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可以参见顾忠华：《韦伯学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第一篇文章全面地描述了自韦伯去世以后迄今的德语和英语世界的韦伯诠释范式的流变；李猛：《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载“思想与社会”第一辑：《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48页，注118。

，该文主要是以明确的问题意识精辟的概述了二战以后韦伯思想肖像的变化；Swedberg ,R. “The Changing Picture of Max Weber’s Sociology”, Annu. Rev. Social . 2003.29:283-306.该文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学视角描述韦伯思想的肖像及最近的变化。

2、Rheinstein Max, “Introduction”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Mass.1954 ; 本迪克斯:《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960) ; Julien Freund, The sociology of max web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1969);Trubek., Max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Wisconsin Law Review ,No.3 ,1972.；Hunt, The sociological movement in law ，London : Macmillan.1978；Schluchter,The Rise of Western Rationalism: Max Weber’s Developemental History,Berkley.1981; Anthony Kronman，T. Max Weber ，Edward Aronld .1983[该作者已有把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放置到韦伯的整个社会理论中理解的想法，只是总体来看，重点仍限于对法律社会学的解释]; Treiber Hubert, “Elective Affinities”between Weber’s Sociology of Religion and Sociology of Law , in Philosophy and Criticism,vol.10.1985; Sally Ewiing,Formal Justic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Max Weber’s Sociology of Law,21Law & Soc.1987;陈介玄：《韦伯论西方法律合理化》，载张维安、陈介玄、翟本瑞：《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台北巨流1989年版。

郑戈：《迈向一种法律的社会理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论文1998；洪谦德：《法律社会学》，台湾扬智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聪富：《韦伯论形式理性之法律》，载《清华法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

3、这方面的研究与法律社会学在韦伯整个社会理论中的位置相关，有学者认为法社会学是韦伯实质社会学的核心，如帕森斯（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ety , New York : Free Press,1967）、郑戈（1998）等；也有学者认为支配社会学更为重要，且在一般情况下法律社会在这些学者的著作中是作为支配社会学的一部分出现的，如本迪克斯（2002/1960）、Kronman（1983）以及国内不少社会学者亦持此观点（翻看国内的西方社会理论教材可以发现这一点）。

也有一学者持这种立场认为，只有在分析法律社会学时将其放在整个支配社会学中来理解，才可以说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分析具有核心的地位，参见前引1，李猛文（2001）；这方面的文章还有Toby E. Huff, “On Weber, Law, and Universalism,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Review ,vol21,1989 ; Stephen Feldman, “An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s Theory of Law : Metaphysics , Economics , and the Iron Cage of Constitutional Law”, Law and Social Inquiry,V ol.16,1991. 王崇名：《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法律个体的诞生》，东海大学社会学所博士论文1996、《法律与社会：西方法律文明与未明的韦伯》，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4、此处借用的是刘东的一个说法，参见刘东：《韦伯与儒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主要是以中国大陆为主进行论述的，台湾地区的学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兴起了韦伯热的浪潮，不过其广度和深度都要大于大陆学界，近年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持续引进的一套台湾地区的韦伯译丛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在本文的论述中以大陆学界为主（例如对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法学界的学者这一说法，在台湾地区就不成立），但是同时兼顾台岛学界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来讲，即使推及台湾学界，与域外韦伯法社会学研究的情况相比，汉语学界的法社会学研究也是法学界学人的研究占有主导性地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韦伯的法社会学研究在我国学界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5、这一点从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的文献可以看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仅仅寥寥几篇介绍韦伯法律思想的文章，而在九十年代末以来，介绍韦伯法律思想的文献逐渐增多，且范围有所扩展，不仅仅局限在介绍和比较韦伯的法律合理化的思想，而是扩展到了其研究方法方面，也可参见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中国法律研究的另一思路》，《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尤其是近年来，还有一些法学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以韦伯的法社会学为题作毕业论文，例如（较早的一篇博士论文是郑戈的：《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2001；该作者1998年的博士论文也是大致相同的内容）曹也汝：《法律的理性结构——“韦伯命题”中的法哲学意蕴》，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论文，2002年；臧桂朋：《论韦伯的法律理性化进程理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论文，2005年；马可：《韦伯的官僚制与法律合理性理论》，湘潭大学法学硕士论文，2006；李强：《从法律文化研究的角度审视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吉林大学法学博士论文，2006年；韦伯法律社会学对法学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本文在此整理的是法学界研究韦伯时的问题意识，故索引文献局限在了法学界，但是在文中正式进行论述的时候将以韦伯法社会域的问题研究为中心。

6、参见前注5引文，以及前注2郑戈文、陈聪富文、胡玉鸿：《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兼论法学中类型的建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蒋传光、杨文杰：《韦伯法社会学方法论探源》，《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等。

7、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对法制史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国法制史领域（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参见R.C.Van Caenegem,“Max Weber:Historian and Sociologist,”in Legal History:A European Perspective ,London:Hambledon,1991;Hrold Berman&Charles Reid,“Max Weber as Legal Historian”in Stephen Turner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eber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另一是中国法制史领域，由于本文问题关怀所在，故此索引主要为中国法制史领域的相关著作；而且在中国法制史的影响也要追溯到前期日美学者之间的一场争论，以及近期的一次海峡两岸学者的争论：相关文献可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编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载《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