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浅谈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中江县回龙中学：邓海棠“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的14周岁及其以下的儿童。留守儿童按户籍分，可分为城市留守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近日表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将近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管理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结合中江的实际，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作一些粗略探析。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从区域分布看，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具体表现为西部多于东部、山区多于沿海、农村多于城镇。以中东为例，素有“七分山三分地”的回龙镇，仅小学阶段父母双方均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就占全区的20.6%。

从性别比例看，留守儿童中的女性多于男性。以泉港为例，全区小学阶段1670名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中，女性952名，占57%。

从监护形式看，具体可分为五种：一是隔代监护型，即留守儿童由祖辈——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的监护形式；二是单亲监护型，由父亲或母亲一人在家抚养的监护形式；三是亲朋监护型，留守儿童由父母托付亲戚朋友如叔婶、姑舅或要好朋友管理的监护形式；四是学校监护型，留守儿童在寄宿制学校住读，生活、学习由学校负责管理的监护形式；五是自我管理型，由留守儿童自己管理自己。其中，以单亲监护型为最多，隔代监护型次之。据中央教科所调查，农村留守儿童单亲监护的达56%，隔代监护的占32%。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

隔代监护比例大大提高，如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江晓村的调查报告中，隔代监护的比例高达84.6%。

从留守形态看，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稳定留守型。这类儿童长期生活在户籍地，从未有过流动经历，与父母离多聚少。其在农村留守儿童中占绝大多数。二是流动—留守型。这类儿童幼年跟随父母生活，到了入学年龄，被送回老家上学。三是留守—流动—再留守型。这类儿童在幼年时期主要生活在户籍地，后跟父母在外生活，出于某种原因，又回到老家生活、学习。四是阶段留守型。这类儿童主要为留守学生，他们在寒、暑假与外出父母共同生活，开学时又回到老家继续上学。

从留守儿童的思想状况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健康型。这类留守儿童能自己约束自己，自觉性强，善解人意，往往是家庭生活的重要支柱之一，即俗话所讲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二是情绪型。这类留守儿童的情绪波动性极大，时好时坏；三是问题型。这类留守儿童的逆反心理强，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出任性、孤僻、郁闷、暴躁、冷漠、敏感等，容易走极端，如2004年公安部有个调查，显示了两个“大多数”，即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问题型留守儿童人数在所有留守儿童中占大多数，也是各级关注的焦点。

从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看，一是留守儿童的价值观念扭曲，“读书无用论”、“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享乐主义人生观在留守儿童中相当流行。这是当前留守儿童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二是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监护不力或不足，具体表现为监护人不会管、管不了，监护过程中重养轻教、重身体轻心理现象较为突出；三是留守儿童的情感支持过于单一化，亲情抚慰弱化，家庭教育缺失，

人际交往能力较差，性格缺陷明显；四是因监管不力引发留守儿童安全问题让人堪忧。在全国各地，留守儿童溺水、触电、打斗等意外伤亡事件屡有发生，甚至被拐卖、被侵害的恶性案件不在少数。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分析

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不单纯是一项教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主、客观原因。

1、从社会现实看，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并与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了深刻矛盾，这是产生留守儿童的制度性原因。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开放度越来越高，贫富分化的差异，农村率先入城致富者的示范，使得“穷则思变”的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尤其是发达城市。他们在为城市发展做出默默无闻贡献的同时，也在努力为自己和家庭寻找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但城乡二元结构的强大惯性使得进城务工农民融入城市生活困难重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利益，除工资外，并未给他们生存状况带来较大程度的改善，如户籍制度以及随之产生的入学问题、无法承担子女在务工城市入学的高昂费用、居无定所等，迫使进城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原籍地入学，直接推动了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的产生。

2、从农村家庭现状看，启蒙阶段关爱缺位、教育意识薄弱和教育方式不当是留守儿童形成性格缺陷的根本原因。家庭是儿童初级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场所，是儿童自我得到充分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也是孩子通往社会的主要媒介。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一是父母关爱的缺位使然。尤其在留守儿童幼年成长过程中，与父母聚少离多，亲子互动减少，使幼儿早期社会经验出现不同程度的缺乏。经济和精神上的双贫困，容易让留守儿童成为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严重

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发展。二是监护人教育意识薄弱使然。经济落后与文化贫困，使广大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更多关注自己短期内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高校自主择业制度的改革、就业竞争压力的加剧，大大削弱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他们期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耐心和信心，当外出务工发展家庭经济与子女就学、教育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前者。农业部200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劳动力不外出的原因中“怕影响子女上学”仅占第一、第二选择的6.7%，更多的留守儿童父母把教育当作是一种最大的负担。三是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或不力使然。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在外为生计奔波，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动态缺少切实的感知和了解，不能对孩子作很好的引导。同时，出于补偿心理，他们更多注重孩子的物质需求。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家长认为教育孩子的责任主要在学校，自己只要付钱就行，当起了“甩手掌柜”。一旦孩子出了问题，又当起了“出手伙计”，搞“棍棒教育”。隔代监护则大多数偏于溺爱，以生活照顾为主，且祖辈与孙辈年龄相差一般都在50岁左右，绝大多数又是文盲，无论从体力还是从智力上都难以承担品德培养、学习辅导的重任。笔者走访发现，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的家庭道德教育处于真空状态，挂在祖辈们嘴边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孩子小时候很听话，现在‘脚肚大股了’，管不了!”。

3、从农村学校教育实际看，条件所限使得学校在留守儿童的教育上显得力不从心。在农村教育基础薄弱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形下，学校教育无形中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但由于教育理念、教学经费、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农村学校没有条件对留守儿童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和关爱，更没有条件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并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疏导和生存教育。在升学压力的指挥棒下，有的学校对一些有问题的留守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