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

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论衡·儒增》）

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但这种积极有为，也引起了内外关系的新变化，使原本缓和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时代的变化要求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要作出与之相应的变化。

董仲舒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巩固新兴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问题，即如何来巩固西汉王朝的问题。具体地看，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来论证西汉王朝长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不仅包括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且还包括刘姓子子孙坐天下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还包括西汉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永恒性。不解决这一问题，西汉王朝是难以坐稳天下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种机制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秩

序所赋予的。对于这一点，由于秦王朝因秦始皇的暴力统治激起民众反抗而迅速灭亡，引起了汉初思想家的关注和探讨。到汉武帝时，由于中央集权的强化，使得最高统治者的权力变得更加巨大，使问题更加突出。这两个问题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汉王朝的稳固必然会强化中央集权，放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而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如果加以滥用，又会极大地危害中央集权的稳固。因此，这两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是如何巩固新兴大一统封建国家、如何巩固西汉王朝这一时代的大问题。

董仲舒之所以成为西汉时期的大哲学家，就在于他面对时代风云变幻，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大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回答。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大问题进行探讨与回答。这一探讨与回答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董仲舒对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作了认真的汲取。在他看来，要想避免秦王朝的覆辙，就必须寻找一种制约大一统国家君主至上权力的机制，防止由于君主权力的滥用而造各种社会矛盾的紧张和激化，导致大一统国家的动乱和崩解。另一方面，董仲舒又积极从理论上论证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合理性、永恒性。他力图为封建社会的长久存在找到哲学上的根据，从而把大一统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及统治秩序凝固化、永恒化，把与这些社会关系及统治秩序相联系的伦理道德凝固化、永恒化。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董仲舒面对时代进行哲学的思考，力图从哲学上回答时代的大问题，这本身无疑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面对时代的两大问题，董仲舒感到仅仅从现实的人自身出发是难以作出回答的：西汉王朝的长久存在需要有一种无限性的东西作保证，限制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也需要有一种无限性的东西作制约机制，而现实的人自身毕竟是有限的。因而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需要找到一种无限性的东西。这种需要找到的无限性的东西，在董仲舒看来，只能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的观念，是中国先民通过“绝地天通”而形成的，在夏、商、周三代时期被赋予了无限的力量。特别是“天命”观念，曾经深入人心，影响很大，即使在孔子那里也还有“畏天命”（《论语·季氏》）的主张。因此，董仲舒要重新找回这个具有无限力量的“天”，把自己的哲学归结为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特别是董仲舒所面临的如何制约大一统封建国家君主的无上权力，防止这种权力无限制的滥用，保证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在今天看来，要在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严格说来是不可能的。

但在二千年前，在中国封建社会还在上升、还在显示出生机与活力的时期，当时的思想家们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不可能远远地超越时代的和历史的限制来看问题。他们所思考的，是如何在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框架内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还要使这个框架永恒地维系下去。董仲舒也是这样的思想家。他当然不可能在这个框架内找出制约君主权力的现实的力量，也不可能构想出制约君主权力的现实的机制。于是他只好去发现另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并不存在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是通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实现的，而是在人的观念中纯粹构想出来的，是通过幻想的力量来实现的。这就是“天”的观念的重提，“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董仲舒对“天”的观念的重提和对“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有其哲学史的根据和时代思维的特点。利用“天”的力量来制约君主权力，是墨子想出来的办法。秦汉之际的思维模式讲天、地、人相统一，又使得“天”与“人”之间有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