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语修辞研究的综述

现代汉语词语修辞研究的综述

摘要：词语修辞是汉语修辞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古已有之,但真正比

较系统的研究则是在现代。总的说来,词语修辞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本专著对词语修辞的研究有所建树外,其余大都显得比较粗浅。也就是说,词语修辞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悬而未决,而且有些问题争议很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不但是词语修辞研究本身的需要,还是汉语修辞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字：现代汉语；词语；修辞；

词汇是一种语言中全部的词和固定语的集合,因为它包含了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和固定语，所以又叫词语、语汇。词语是造句的材料,也是修辞的材料。古人说“夫人之立言, 因字而生句,……句之精英,字之不妄也。”[1] “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2]这里所谓的“字”相当于现代的词。古人“炼字”的理论和实践,都精辟地说明了词语修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现代修辞中关于词语选用、加工和调整等各种方法,就是对古人“炼字”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传统词汇学对汉语词汇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其内容结构、意义、源流、分化、发展诸方面作日益精细的条分缕析和考辨性研究.20 世纪70 年代末,词汇的研究领域扩大了,派生出相关的词典学、熟语学、语义学等新的分支学科,但大多只作单一的静态研究。90 年代开始,一些语言学家把视角扩大到了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了词语研究的层面和空间,如词汇学与语义学、语用学、修辞学、心理学、文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汉语词语修辞的研究也突破了传统的选用、加工、调整等方法手段及效果的研究层面,扩大到语形、语义、语用、语表、语里、文化、审美诸多层面,且这些层面尚待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研究的方法更为多样化。

一．问题的提出

最初的修辞,专以修辞格为主要对象,甚至达到了相等同的地步。这显然是有偏颇的。而今我们将修辞研究的本体范围扩至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使用和语言风格四项组成部分,整个体系建设应该说才变得相对完善了。从内容的丰厚度上讲,足以和其他的学科相抗衡了。但真正以冷静的态度来认识修辞学自身建构的话,即会发现,它仍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是四项内容间轻重份量不但不对应,而且差距甚大。拿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中的有关内容为例,前边两个、后边一个,三者是各占一节,而辞格一项即占四节,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透现了辞格仍为修辞学主体的现实。再看我们修辞学领域最值得推崇并引以自豪的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其体系的建立虽与唐钺的《修辞格》已有根本差别,然则各部分内容份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再则是这种差别不但表现在数量上,从质量的厚重程度上讲似乎也有明显的不同。比如说修辞学研究里一向很少讲规律二字,好像这种言语使用及效果往往都是个案性质的。这里,唯独辞格好像是个例外。吴士文先生曾对辞格的建立提出过三项要求,即特定的语词材料、特定的表现方式以及特定的修辞效果。以此将辞格与非辞格区分开来。人们在认识该类言语现象的时候因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可遵循的价值标准。其他三个方面呢? 语言风格,其实是对前边三项内容综合运用所形成的整体格调,不是某一方面的着意苛求便能达到的。而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其内容如何? 有没有规律? 具不具备可操作性? 多少年来,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

的说法,没有个一定之规。我们这里主要看看词语修辞。

二．前人词语修辞的研究

对于词语修辞的研究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在当时,直至今日,所提出的用词修辞观都是相当全面的了。他将此看作“立言”之“本”, 《文心雕龙·章句》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他的用字四避说:“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3]还有如正面的“当”的要求,“以少总多”的要求,注重色彩及对象的要求,含意须明晰的要求,以及最高境界的“捶字坚而难移”等,共同形成了难得的学说系统。

自此以后,有唐诗宋词的精工实践,炼字用词的修辞阐述也更为丰富多样。那些卓有建树的文学大家们大都有自己的经验体会表述,像已不知出于何人之口的“千金易得,一字难求”、“一字未安,绕室终日”、“一个字未稳,数宵不得闲”。韩愈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李翱的“词不工者不成文”,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僧文“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义”。宋人更是讲究“诗眼”、“句中眼”。有许多还逐渐形成感人的典故流传至今,像吕不韦的一字千金，贾岛的“推敲”,杜甫的“炼字”，郭沫若的“一字师”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一词说”等故事,一直广为人民群众盛传着。但传统的修辞学研究往往受时代的局限。如刘勰的“四避”说,具体倒很具体,针对性也强,但有些语用现象随特定文体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也便失去了它的普遍的指导意义。诗词是文学中的精华,选字用词更须下功夫,故诗话词论这方面的内容也更见丰饶。让我们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有关的表述大多只是就现象本身进行体悟。朱熹的“虚心涵泳,切己省察”,似乎就将这里的特点概括殆尽。究竟是怎样个好法,缺乏客观依据,自然也就不能形成共识。如宋祁《木兰花》中的“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认为这个“闹”字用得不确切,“争斗有声谓之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余实未见之也。”王国维却认为:“着一‘闹’字,境界全出”。见仁见智,无足为怪,但判断的本身出于什么样的标准不明确,则是问题的关键。清代张谦宜倒提出了相当简单明了、又便于实施的方法,指出:“炼字之法,莫妙于换了再看。熟字不稳换生字,生字不稳,亦不妨换熟字。雅俗虚实,喨哑明晦,死生宽紧之类,莫不互更迭改,务求快心。”[4]这里的标准显然是比较全面的。生熟、雅俗、喨哑、明晦、死生、宽紧,这些基本上似乎将词语修辞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的要求,都包容了进来。理论上可以这么讲,而且我们还认为以此为基础可以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词语修辞体系,但如何使之精密化并具有操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当今词语修辞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在修辞学萌芽时期（1905-1918）吴曾祺的《涵芬楼文谈》中，推崇孔子关于“辞达”的修辞原则，为了做到辞达，他很重视谋篇造句之法，但更强调炼字。“欲知篇必先知句，欲知句必先知字”，这是他的主张。他还认为好用险字，则要流于奇诡僻涩，因此主张自然古雅，以虚心善改为贵。但他受古雅、雅洁说到影响，又赞同“不可入时文贴括语，不可入小说俳诨语，不可入汉人笺注语，不可入宋儒学案语”，并以此四者为“修辞者之所宜知，不可不悬为戒律”，这就比较片面了。关于炼字之法，他强调字段活用，如静字作动字用，善用虚字等。林纾的《畏庐论文》涉及修辞的内容颇多，代表了桐城派末期的修辞观。从正反两方面谈用语、用字之法，他除了总结虚字“矣”、“也”的用法及修辞效果外，还提出“换字法”与“拼音法”。

现代修辞学的逐步建立时期(1919-1932)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这个的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谈到消极修辞中谈到要使语言表达明确，首先必须在写说前把表达的内容理得清楚、明确，要注意三点：第一是用意义分明的词；第二是使词与词的关系分明；第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