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社会思想

第八讲荀子的社会思想一、荀子的生平荀子(公元前325年～前235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

战国时赵国人。

他一生的政治、学术活动大约在周赧王十七年(前293年)到秦王政九年(228年)。

《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说他“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

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

大约亦在这段时间，荀子在稷下讲学，曾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

荀子曾经在55岁左右到秦国去过。

他很称赞秦国“百姓朴”，“百吏肃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莫不明通而公”，“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

”秦国已接近“治之至”了。

这次去秦国实地考察，对荀子的思想震动很大。

他虽以儒家思想继承者自居，但不再只讲“王道”，荀子非纯儒。

这大约是荀子一直被冷落的原因之一。

荀子一生游历较广，先后到齐、秦、楚等国，又处在战国末期，故能宗百家之长，成一家之说。

他的社会思想颇成体系，从社会起源论到社会组织说，再到社会控制论，社会理想说，都能以人的社会性这一基本思想贯穿起来。

并且把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属性区别开来，提出了与孟子“性善说”相反的“性恶说”。

《荀子》一书现存32篇，绝大部分为荀子本人所作。

自汉以后，《荀子》一书长期被淹没，一直到唐代杨琼始为《荀子》作注。

近人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现在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荀子新注》。

二、荀子的社会思想1、“化性起伪”的社会改造思想与孟子一样，人性理论是荀子全部社会思想的基础。

但对于孟子人性善的主张，荀子则根本上予以反对，认为人性本恶，仁义礼智等善的品德是后天人为造成的。

荀子所谓的“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2] 它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加工与社会的改造，所以荀子又称性是“本始材朴”。

（《礼论》）就此而言，人性应不具有道德伦理的价值，性也就无所谓善与恶，这种观点与告子“无善无恶”说似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么，荀子称“人性恶”的根据又何在呢？在他看来，善恶的分判并不能从自然的角度来观察，而应从社会组织的观点来看待，只有相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才有善恶的对立。

具体地说，荀子认为，凡是能促成社会组织、维持社会秩序者为善，破坏社会组织与秩序者为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

是善恶之分也已”。

（《性恶》）对于荀子来说，“性”作为一种人的生物属性，它体现为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趋利避害等方面。

这种人的本能行为本身无所谓善恶，但根据上述的衡量标准，如果放纵人们任其本性无节制地自由发展，则必然要导致社会的纷争与混乱，从而就要导向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

（《性恶》）这也就是说，如果顺任人的自然本性，必然会导致争夺悖乱不已，从而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

因此，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的治理互不相容，这也是荀子断言人性恶的根本理由所在。

既然“人性恶”，那么人类的“仁、义、礼、智、信”从何而来呢?荀子认为，“善者，伪也。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仪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这即是讲，人之所以还具有“善”的性质，完全是圣人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实践，不断地试行一系列社会规范——即“习”，才产生了礼义，然后在礼义的基础上建立了法度，“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我们讲，荀子关于人性的思想，关于社会规范起源的思想，关于社会法制产生在礼义基础之上并以礼义为基本理论前提这一系列光辉思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是空前的。

直到“明清之际”才出现了新的人性论思想萌芽。

当然，荀子把制定礼义、法制的功劳仅仅归功于圣人、圣王，有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嫌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有“劳心”与“劳力”的社会分工存在，而掌握文化，制定规约乃至于法制的人们，只能是统治阶级而非相反，因此“圣人制礼义而定法度”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

我们不能胡乱地批判，把真理的颗粒连同粪土一起倒掉。

不仅如此，荀子还以为：圣人如尧、舜、禹等与众人在自然本性上是相同的，“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这把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思想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而且与孟子肯定“人性皆善”思想在终级意义是相同的，都肯定了人性天生是相同的。

圣凡的不同之处全都在于后来各自在社会中的所为不同。

这种“圣凡天性相同论”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关于社会要素——人的思想中最闪光的地方。

假如按照荀子这一基本人性思想发展下去，中国可能会走一条法制道路，但这种思想不占主流，占主流的还是“圣凡不相同”思想。

这种圣凡不相同的思想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社会控制论的理论基石。

在荀子看来，如果人性本善的话，就置圣王、礼义于无用之地，或即使有了圣王、礼义，对社会的治理也无所用处。

[3]这可以说是孟子性善论中可能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即承认人性善与强调教化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孟子本人也不回避这一矛盾，他的性善论只是揭示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可能与根据，至于其实现与否，则有赖于后天的存养。

而荀子则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社会的礼法规范来裁抑人性中恶的因素以实现社会的善。

荀子认为，孟子之所以认为人性善，是因为孟子没有对“性”与“伪”这一对概念做出应有的区分，而荀子性恶论的基础则在于“性伪之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性恶》）“伪”不是“伪饰”的“伪”，而是“人为”的“为”，即“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性恶》）荀子又说，“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正名》）这就是说，“伪”是通过人的思虑与学习而成的，也可认为是社会所造就的。

更为具体地说，所谓的“伪”是指作为社会规范与制度的“礼义”，所以荀子说，“伪者，文礼隆盛也”。

（《礼论》）可见，“伪”根本上讲具有社会性的特征，从而与自然的“性”相区别开来。

对于荀子来说，人性无“伪”就不能自美，因此“伪”的提出就在于要改造人的恶性，通过矫抑与训练人性来使之合于社会的要求。

[4]这即是所谓的“化性起伪”，将人的生物属性改造成为具有“礼义”的社会属性，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也就是所谓人的社会化。

在荀子看来，化性起伪的具体方法有两个方面：（一）礼义的学习与道德的积累。

荀子非常重视教育与学习，《荀子》的开篇便是《劝学》。

学习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儒效》篇说：“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

这即是说，没有师法，人的本性就会任意地发展而趋向恶；有了师法，才能积礼义而走向善。

[5]然而，师法固然重要，但荀子更重视个人主观的学习与积累。

荀子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圣人，都是经过“积善”而成：“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

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

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

（《儒效》）（二）环境的影响与习俗的熏陶。

荀子认为，人所处的环境与风俗对人性也有巨大的影响，他举例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

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

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劝学》）因此，荀子十分强调社会风气与习俗的重要性，他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儒效》），即认为社会习俗与风气不但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甚至由于人们安于所习而可能变化其本性，即所谓的“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

（《儒效》）在荀子的理论体系中，“伪”是一比“性”重要得多的概念。

荀子在对人的考察中，不仅看到了人性“恶”，而是更加强调人能“伪”。

圣人之所以异于常人，就因为圣人能“伪”，[6]而常人若只有自然之“性”，则仍被视为无异于禽兽，只有“伪”才赋予人之为人的特征。

也正是因为人能化性起伪，所以荀子尽管宣说人性恶，却依然肯定性恶之人可以为善，即“涂之人可以为禹”。

（《性恶》）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不但社会的伦理道德失去根据，而且连社会组织本身也无由成立。

孟子道性善，荀子称性恶，这两种立场似乎完全互不相容。

其实，从所要回答的问题上看，两人所作的努力是一致的。

两人所要解决的都是社会人伦道德的根据问题，而对于社会的人伦道德本身则丝毫没有怀疑，这一点正是儒家与其他学派的重要区别所在。

两人所不同的是考虑问题角度的差别，性善论所强调的是积极地成就善，这可以说是哲学的立场；性恶论所努力的是消极地防止恶，这是社会学的立场。

二、“明分使群”的社会组织思想荀子认为，人要生存，要战胜自然，必须能“群”，即必须过一种集体的、社会的生活，离开群体人就不能独立以自存，所谓“人生不能无群”。

《王制》：“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把人的社会性看作是人区别万物，高于万物的根本所在，这是荀子人性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共同特征，只不过论述的方式不同而已。

人力不如牛，跑不如马，而牛马却能为人所用，其理由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王制》）对于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君主，荀子也是从“能群”即能组织社会的角度予以阐释，他说，“君者何也？曰：能群者也”，（《君道》）又称，“君者，善群者也”。

（《王制》）“群”的观念在荀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即是一个“群道当”的社会，而他之所以反复宣说要“化性起伪”，其目的就在于要保证一个有序的“群”体。

在先秦诸子之中，荀子是第一个揭示人能“群”这一基本社会属性的思想家，这是荀子对中国社会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以致于后来人们把“群学”作为社会学的代名词。

但是，仅仅从人群集合的角度来看还不足以说明“群”的社会特性。

如果“群”只是个体简单集合的话，它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社会。

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人的欲望无穷而社会的财物有限，这必然要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端，有“争”则“群”乱，社会也就不可能组织得起来。

因此，要建立作为社会意义的“群”，首先必须对人群进行必要的社会角色定位与职业分工，使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其固定的位置，这也就是“分”。

“分”是“群”的前提与基础：“人何以能群？曰：分”。

（《王制》）荀子极其重视“分”。

“分”的古义有“职”的含义。

[7]荀子的“分”首先意味着一种职业的分工，即所谓的“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王制》）。

主张让社会形成分工，各务本业，各司其职，“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