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解题目录演变之轨迹

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古文献与古代目录息息相关，无论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修目录、私家目录，或是史志目录。

通常情况下，古代目录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部类之后有序，书名之下有解题；有序而无解题；序及解题皆无，只记书名［１］３４６。

特别是以书名之下有解题即解题目录著录价值和意义最为突出。

“优于西洋目录者，仅恃解题一宗。

”解题是目录学中常用的一个术语，也称叙录、提要。

不同于一般的目录摘要，不仅记录书名、卷数、作者、成书时间，更重要的是叙述了学术渊源，介绍了书的内容，有的还作出简要的评价。

此外，还著录了版本类别、款式、版刻特点、得书经过等内容。

最早以解题命名的提要式书目是《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南宋陈振孙撰。

一、解题目录的起源和沿革解题这一形式，在我国古代出现很早，它起源于书的传叙［２］１２３。

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很早就有简单叙述作品的主题旨意所在，“言其作意”的传叙。

淮南王刘安奉诏所作的《离骚传叙》，可看作是一种目录解题的雏形。

解题首创于西汉时期著名的目录学家刘向。

解题被刘向称为叙录，以后根据解题的内容及体裁的演变，呈现出性质一致，但称谓不同如“提要”、“题跋”、“读书记”等。

西汉末，刘向奉诏整理图籍，他在整理校勘书籍之后，给所校的每部书都写一篇叙录，阐述校勘经过，简述作者生平，叙述书籍的学术源流和价值。

即“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汇编，成为《别录》一书。

该著录方式首创古代目录学史上解题体式的先例，对于中国目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惜刘向的《别录》没有流传到后世，但从现存的《列子》、《孙卿书》、《晏子春秋》等书的叙录，尚可略窥《别录》中各书叙录的概貌。

自解题目录创立之后，历经发展、短暂停顿、成熟、鼎盛的过程［３］３５－３７。

魏晋南北朝期时期，刘宋王俭撰《七志》和梁朝阮孝绪撰《七录》作有解题。

隋朝时期，解题目录呈现了短暂停顿，目录“但记书名而已。

”唐代元行冲等撰《群书四录》和毋煚修撰《古今书录》均有详细的解题目录。

其中《古今书录》四十卷，每部皆有小序，每书皆注撰人名氏，有解释、论述。

宋代解题目录走向成熟。

例如国家藏书目录《祟文总目》，由王尧臣、欧阳修等修撰，该书６６卷，分４部４５小类，著录图书３００６６９卷，每类有序，每书有提要。

史志目录如历朝的《国史·艺文志》，私人藏书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均存在提要；元明时期官修目录不景气，明代仅编撰一部重要目录《文渊阁书目》，只录书名、册数，编者亦不能尽列。

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古代最宏大的官修目录即《四库全书总目》，目录学编撰实践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参与《四库全书总目》编撰的馆臣们，被严格要求对誊录入库的３４００余种图书和抄存卷目的６７００余种图书全部撰写出精练的提要，汇集起来，编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总目》）一书。

该书属于一部规模庞大的解题书目。

它不同于正史中作为史书的组成部分的艺文志，而与《别录》、《祟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一样，属于书目的单行本。

所以，它在各部类的序论、解题、作者介绍、版本源流等领域，不同于史志目录备受篇幅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尽量较多地叙述和评论。

二、解题目录内容刘向创立解题的先例，对后代古籍目录影响极大，后世出现的目录解题虽在内容取材、撰写方法上有所变动或改进，但总的来说出入不多。

因此，以刘向《别录》中的叙录，来分析古籍目录中解题这一体式所包括的内容。

解题的内容大体包括六个部分：（１）说明书籍的流传情况。

刘向校书是在广采异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删定的。

叙录中记述了当时见到的《列子》有五种传本，如“秘中书”、“太常书”、“太史书”、“向书”、“参书”。

叙录曰：“孝景皇帝时，贵黄老之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

”这一段话，是对《列子》一书流传情况总的说明。

（２）介绍书籍的文字增删与篇帙分合。

叙录中介绍了书籍文字的情况，如有的本子“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

同时也介绍了各种本子篇帙的不同，有六篇、五篇、四篇不等，于是删除重复的十二篇，《列子》十二篇，《列子》一书定著为八篇。

（３）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时代。

《列子目录》叙述作者的情况：“列子者，郑人也。

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

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

”这段话内容虽不多，但对作者的名氏、出生地、时代、学行都作了简要的交待，读者可借此了解作者的时代与学术背景。

（４）探究学术源流。

《列子》叙录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持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

”是对《列子》一书学术源流的探讨，指出列子及其著作是师承黄帝一派学术的。

并对道家的学术要旨作了简明的评介，使解题的内容也起到“辨章学术”的作用。

（５）分析书籍的内容。

《列子》叙录从对《穆王》、《汤问》、《力命》、《杨朱》等四篇文章的内容分析入手，指出前两篇内容“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而《力命》、《杨朱》二篇，又其义相悖，“不似一家之书”等问题。

（６）对书籍的评价。

叙录指出《列子》中某些篇章的不足后，对全书作了一个总的评价，认为“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别录》的解题内容中，常有“皆可观”、“亦有可观者”或“可常置旁御览”等评价和建议，对读者而言，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价值［４］５６。

三、解题形式的流变自刘向的《别录》叙录之后，许多目录书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宋代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时，将这一内容结构称为“解题”；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把这部分内容称为“提要”。

千余年来，随着古籍目录书的增多和发展进步，解题的编写也有所发展变化。

由于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的不同，解题体式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１．叙录体。

叙录体是解题目录最早，也是数量最多的类型，基本上古代解题目录演变之轨迹□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张小兵摘要关键词解题目录又称叙录、提要。

在分析解题目录起源和沿革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解题目录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派别，指出解题目录对诠释传统学术史上的某些问题将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解题目录目录学演变LISHIKAOZHENGLISHIKAOZHENG ………………………………………………………………………………………………………………………………………………………仿照刘向《别录》的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对书籍的作者、篇卷、内容、源流、价值、流传等状况进行揭示。

一类型的解题目录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２．传录体。

传录体是比叙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解题类型。

由于采用这种类型的古籍目录书多已亡佚，只能通过其他的记载了解情况。

传录体解题始于刘宋王俭的《七志》，《隋书·经籍志》中记载：“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

”可见《七志》的解题比较偏重于作者的生平事迹，而对于学术思想则少有发明揭示。

据余嘉锡考证，不仅王俭《七志》运用传录体解题，梁朝阮孝绪《七录》的解题也属于传录体类型。

《七志》、《七录》虽已亡佚，但从现存一些古籍中引用以上两部目录的原文，可以看出这两部目录的解题内容确实偏重著者事迹，类如列传。

例如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便有《列传》，专载译经人的传记。

后代学者编辑的许多诗文总集，也常在作品之前附上作者的小传，以加深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

３．辑录体。

辑录体是广泛辑录与某书相关的资料，来揭示这部书籍的内容和进行评论的一经种解题类型。

它以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

《文献通考·经籍考》辑录的材料除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外，还收集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代各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以及原书的序跋、正史列传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

将这些材料分别罗列于相关的书名之下，有的地方再加上马端临自己的按语，就成了一书的解题。

由于这种解题是博采众说，汇聚群文，加以排比辑列的，所以称为“辑录体”。

由此可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首创辑录体，能够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和谢启昆的《小学考》两部目录解题，也采用了这种辑录体形式。

后世对目录书进行辑佚、考证、拾补的工作，也多采用这种方法，如清季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

辑录体解题运用会注的形式，使有关材料汇集一编，对于参证考索某一书籍的相关材料，对于某一专题的研究极为方便。

此外，还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许多学者和藏书家，自己编写目录，不少目录有解题内容，但没有小序，这些目录也应该属于解题目录的范围。

例如版本解题目录在古代目录解题中突出版本的渊源考究。

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钱曾撰写的第一部著名的善本书目《读书敏求记》［５］８９，为后世研究古籍版本提供了可资的珍贵资料。

该书收书６３４种。

著录各书均标注卷帙完阙，作者名氏，或述授受源流，或记考证评论；对于一书缮写刊刻之工拙，版本优劣之辨别论述较多。

该书目一经刊印，引起诸多藏书家推崇，争相效仿，以至编制版本目录达到鼎盛。

综上，解题目录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足以决定了解题体式在古籍目录书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这一体式，往往把目录是否具有解题，以及解题撰写的水平高低，作为衡量一部目录质量的标志之一。

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各类古籍，也要重视古籍目录中的解题，把它作为认识、熟悉和利用古籍的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１］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２］周少川．古籍目录学［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３］钟向群．论目录的辑录体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Ｊ］．大学图书情报学刊，２００５（６）．［４］余嘉锡．目录学发微［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５］（清）钱曾．读书敏求记［Ｍ］．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３．明代道路交通运输钩沉□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警察体育与战术训练教研部付新河摘要关键词本文探究了明代的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呈现的特征，彰显出道路交通运输关系国计民生，不仅直接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影响着明代王朝统治的稳定。

明代道路交通运输交通运输是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

古往今来，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普遍关注。

明代也不例外，因其社会政治与军事的需要，以及城市工商业呈现的繁荣景象，其道路交通运输秩序获取显著的发展。

一、道路交通运输建设通常情况下，道路建设工程浩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关系明王朝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主要由明朝官府负责承担修建。

洪武十三年（１３８０），明太祖出于军事、财政战略的考虑，“督兵略地”，即命都督濮英“开哈梅里（今哈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