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

论教育管理学的性质来源：《新华文摘》2005年第9期作者：杨天平[字体：大中小 ]一、教育管理学的科学性长期以来，英美等国没有明确教育管理学的科学性，而是习惯于以school(education)administration(management)等概指之，并未在其前后加上science和discipline之类的词汇。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他们一直固守狭义的自然科学观，认为只有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以实证方法为研究手段的实证研究活动及其知识体系才是科学的，而将包括教育管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排斥在外。

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教育管理学只是企业管理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套用，是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基础科学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是一门以解决现实的教育组织中的管理问题为主的应用学科，而不是理论学科。

显然，这种对教育管理学的认识，已落后于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不能反映教育管理学发展的实际水平。

19世纪中叶以后，人文社会科学异军突起，打破了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的概念，把人类对科学的认识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显示了现代科学所应具有的广博胸襟和恢弘气度。

如果以这种广义的科学概念来认识教育管理学，则它早就进了科学的行列。

从教育管理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考察，它也早就跻身于科学之列了。

自19世纪末开始，一方面，它以教育为出发点，沿着传统的经验管理及其研究之路向前发展，至20世纪50年代，逐步建构起教育管理学的经验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以管理为始发点，沿着科学管理及其研究之路向前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它也达到了简单的应用研究水平，其后则有了较快的发展。

这两条道路分别代表了现代教育管理学演进的两大源流，又共同构成了现代教育管理学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果说教育管理学是一本书的话，那么写这本书的是经验研究和移植研究两支笔。

前者将教育管理的经验归纳成书，荟萃成教育管理学的经验知识体系；后者将管理理论在教育领域应用的研究成果演绎成书，汇集成教育管理学的理论知识体系，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当然，上述这两条道路都还是以实证主义的理论框架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在以自然科学研究规则为内核的科学主义的旗帜之下，特别是经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教育管理学发展史上那场“理论运动”，它们殊途同归，致力于教育管理本质的追问和教育管理科学化的探求。

此后的教育管理学虽未完全突破传统科学的界域，但却在尝试。

自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另类研究传统，并高扬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标帜，以现象学、解释学、价值理论、批判理论等为手段，由实证主义转向后实证主义，进行多元测量、多元观察和多元认知，从而呈现出“理论的增多”和“观点的增多”等流派纷呈、多元并置的学术气象。

如果说经过20世纪前50年的理论准备和50年代到70年代的理论造势与洗礼，教育管理学真正走上了科学化之路，．形成其科学化的第一高峰，那么经过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反思和检讨，教育管理学则走过了艰难而困惑的高原期，走向科学化的第二个高峰，即多样化、丰富化、精致化、整体化与系统化。

总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这一百年间，教育管理学沿着以教育为起点的归纳总结和以管理为起点的移植演绎两条路线，继而又沿着两者交汇的第三条中间路线直至其后多元分岔、“碎片化”的后现代教育管理研究路线，走过了从潜科学、前科学到经验科学、理论科学、多元科学、综合科学的世纪之旅，科学性是其最基本的性质。

二、教育管理学的人文社会性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下属学科的教育管理学应具有人文社会性。

所谓人文科学，就是指以人类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并运用意义分析和解释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等普遍人性的科学，它涉及人类和人类文化的研究及其各种分析和评价方法，它包括哲学、史学和文学等。

所谓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并引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以及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社会的东西”的科学，它主要涉及人类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行为，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

可见，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看，教育管理学都综合而典型地体现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特征。

就其人文科学性而言，教育管理学所应用的以论证、解释为主的研究方法沿用至今，且已构成现代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管理学的核心命题是关于人的研究。

综观从古至今的教育管理活动，关注的都是人的教育和管理的问题。

近代教育管理中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不仅代表了教育管理发展的某个时代和特定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也构成了现代教育管理学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教育管理学不仅要研究作为教育管理者主体的人，而且要研究作为教育管理臣属主体的人，要研究教育管理所特有的人的互主体性。

教育管理学尤要研究教育管理中的人性，包括基本人性———人类共有的自然和社会属性，民族人性——一个民族或国家所特有的众趋人格体系，特殊人性——每个人所独有的个性品质，还要研究上述三者有机结合的人性的假设、人性的满足、人性的培养、人性的激励、人性的开发等。

简言之，教育管理学研究是人学研究，是对人的个性、尊严、价值、精神、行为等方面的研究。

就其社会科学性而言，教育管理学既要研究作为个性的人的行为和精神世界，又要研究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团体的心理和行为，更要研究高于群体的组织的结构和功能。

在国外，由于一般学科的专业理论都会设置一个被论述的对象，因而管理学也“制造”了“组织”作为其论述的对象。

受其影响，在相关的教育管理学著述中，组织理论几乎成了整个教育管理理论的核心。

无论是古典组织理论还是现代系统组织理论，它们所共同关注的都是教育管理组织及其“社会”问题，其研究方法也多以经验性的陈述和实证为主，体现出明显的社会科学特征。

由于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双重特征，教育管理学既要遵循客观逻辑，又要奉守主观逻辑；既是普适性和个例性的统一，又是经典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统一，亦是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的统一。

按照现代正统的科学观，科学的根本特性在于其非旨趣性及其研究的客体性、精确性和真理性，它排除任何的主观情愫，拒斥所有的价值判断和立场理论，回避用任何的价值规范来影响和诱导研究。

但按照后现代的科学观，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下属学科的教育管理学，就应当跳出这种空幻的、不切实际的科学思维窠臼。

一方面，它要解除神魅，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在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旗帜之下，运用实证的、经验的研究手段和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等逻辑思维探寻教育管理活动内部的必然联系，从而达及对教育管理现象长远持久的实在性、本质性诠释，实现其科学的认识功能。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解放思想，以适度的价值承诺、价值自由为依据，以教育管理活动的目标与价值为辩护对象，综合运用体验、解释和主观介入的研究手段和直觉、联想、灵感等非逻辑思维，在对现有的种种教育管理目标和价值的局限性进行理性批判的同时，提出新的教育管理目标和价值体系，以实现其意识形态功能。

虽然教育管理学一再推崇理性的研究方式以及客观中立的研究取向，但它也不免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效率崇拜为标志的古典教育管理研究，其实也在灌输意识形态。

通过研究，不仅可以制定一些约束学校的规范，以界定何谓“效益低”的学校，还可以配合一些评价标准，引导学校找出自己的不足。

当然，古典教育管理理论仅是教育管理学的内容之一，远不足以反映其全部，作为特定时期的专题研究，与相对已臻成熟的教育管理学也不当并论，但由此折射出的教育管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教育管理学的交叉性教育管理学的交叉性来自于其上位的教育学和管理学的交叉与结合。

教育管理学既是教育科学的组成部分，归类于教育科学的门下，又是管理科学的分支，从属于管理科学的范畴，说到底，教育管理学是一门交叉科学，交叉性是其自然本性。

法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讲过，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整体，它之所以被分割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学到化学并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19世纪末以前，由于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均还未独立出来，所以还没有专门意义上的教育管理活动。

20世纪以后，由于管理活动和教育活动的独立以及管理科学和教育科学的发展，以教育组织管理为其对象的教育管理活动应运而生，其研究活动则沿着经验归纳和移植演绎两条道路向前发展，虽然从一开始这两条路就都有着自己的方向、标准等，但它们又始终是交织杂陈在一起，而且演变至今乃至推及未来也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开的。

教育管理学是由管理学和教育学交织组合而成的一个有着生命灵动的活的有机体，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不分彼此的同胞体，其连合的本质既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混合，也不是化学意义上的化合，而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媾和，是人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融合。

虽然随着教育管理学的逐步成熟和独立，它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和系统科学等有着越来越多的关联，但是，其直接的上位学科仍然是管理学和教育学。

教育管理是对教育进行管理的专门性活动或管理教育的专业化活动，是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交叉结合而派生的活动。

一方面，它是对教育的管理，其中，“教育”是对“管理”的限定，组成介宾结构，表明它是以教育活动为对象的管理活动的一个分支或专门领域；另一方面，它又以“管理”作为施动者，以“教育”作为受动者，组成动宾结构，也即管理教育，表明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不可分离性。

“管理”标明了其共性和普遍性，“教育”标示了其个性和特殊性，它们既具有各自的独立与独特性，又共同构成现代意义上的管理教育的专门性活动。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管理之于教育管理，是大前提与小前提之间的关系。

作为大前提的管理及其管理学研究，运用的是归纳法，即对各类散若珍珠式的实证性、实地性、实验性或经验性等个例研究进行系统的归纳，将它们串成管理学的项链；作为小前提的教育管理及其教育管理学研究，运用的是演绎法，即从一般管理学的公理和公设出发，将其移用于教育领域，并借以进行递推式的实践、实证、实验、实地研究，形成教育管理自身纷繁多姿的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评价活动及其成果，进而又构成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当然，这种移植不是简单的搬用，更重要的是通过管理进行教育价值的传播。

由于教育活动有着自己的本质和特点，因而教育管理活动不可能完全是工业管理或一般管理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复制和翻版，它当然要以管理科学为基础，但又必须切合自身实际，并有所选择和改造。

近代以前的教育活动和管理活动一样，也是一项横断性的混合于社会其他活动之中的从属性活动。

只是到了制度化、组织化的学校教育诞生以后，它才逐步有了自己的独立范畴，并促进了教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