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正是由于作为“现象”的技术蔽而不显，使得通常关于技术的诸多议论远离技术的本质，对技术的本质视而不见。

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就在于使技术这种“现象”澄明起来。

技术作为“现象”的深藏不露，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密切相关。

特别是在近代，这个通过科技的繁荣而使形而上学极度发达的时代，技术正是作为完成了的形而上学在起作用。

“技术这个名称本质上应被理解成‘完成了的形而上学’”正是“形而上学的完成”这个维度规定了海德格尔技术之思的走向。

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质疑技术中立论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特征就在于超越存在者的层面，直追存在本身。

如果他真的把运思的焦点对准了“技术”，那么，技术就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技术，技术就一定承担着让存在者的存在得以开显的决定性角色，也就是说，技术必定要作为真理发生的方式，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就是开显。

通常人们都说，技术是今天最显著的现象，因为我们在这儿那儿到处都碰到技术的东西，技术占据着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空间。

然而，这里说的“现象”绝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

在这个技术支配一切的时代，技术的本质作为一种“现象”反而可能是最不显著的。

在时下关于技术的众多谈论甚至争论中，人们关于技术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海德格尔称为流俗的技术概念：它把技术看成是工具，看成是人的行为。

由于共同的禀承这种工具论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观，海德格尔称那些表面上对立的双方——盲目的推动技术者和无助的反抗技术者——始终是一回事。

说他们是一回事并不是说他们持有相同的观点，也不只是说他们有着某种共同“语言”，而是说，他们对于他们共同持有的技术观完全缺乏反思，特别是，在他们双方或多或少持有的技术中立的看法中，这种反思被完全消解和完全放弃了。

人们为何会持有技术中立观，以及为何会放弃对工具论和人类学的技术观的反思呢？因为它们是正确的。

在我们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技术的东西中，哪一样都是人们为着某种用途和目的而制造的工具，无论这些工具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正确的东西又往往与真理相混同。

然而，正确的东西并不等于真理。

正确的东西总是活跃在某种开显之中，它是同处一个平面上的存在者之间的某种对位和错位，为着成为正确的东西恰恰并不需要使这种无蔽向我们显现出来。

因此，在正确的东西那里，事情的本质尚未揭示出来，毋宁说，在正确的东西那里，真理恰恰被遮蔽起来。

因为工具论的技术观是正确的，人们就因此不再追问“工具”和“手段”是怎么一回事，把它们看成自明的东西，这就错失了“真理”──那使得正确性得以成为正确性的东西。

因此，为了由正确性深入到真理，我们就得进一步追问“工具”和“手段”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从工具论（instrumental）的技术概念入手。

通常的工具论总是带有“工具”与“目的”相分离的性质，以致人们常常把工具论也就看成是工具中立论。

工具与目的相分离之后，工具获得了独立发展的空间，而且不受制于目的，相反，它仿佛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目的，可以为多种目的服务。

通常用来形容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所谓“双刃斧”表达的就是这种看法。

它认为技术是中立的，既可以用来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危害人类，所以技术本身无罪，罪在使用技术的人类。

工具与目的的分离，在导致工具中立论的同时，也无形中使工具成了某种现成的东西，只等随时取来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工具的现成性就忽视了工具本身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也就不能解释工具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和发展。

实际上，工具和目的的严格区分只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暂时的有效，任何进一步的追究都会进入到工具与目的的那种互相归属的关系中：任何工具都服务于因而受制于某种目的，而目的也会创造自己的工具。

使工具与目的达成它们的相互归属关系的，是世界和物的展现，是存在者之存在的开显。

---------------------------------------------------------------------------------------------------------------------- 海德格尔提醒说，对工具之本质的理解依赖于对因果性之本质的理解，而对因果性的本质我们至今还茫然无知，这一茫然无知特别表现在我们对希腊四因说的误解。

导致一个物出现的东西被称为该物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曾经主张原因有四种，即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

比如造一顶皇冠，金子是它的质料因，皇冠的形状是它的形式因，皇帝用来举行大典、显示威仪和华贵是它的目的因，工匠汇总各方面的要求和准备并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最终将皇冠拿出来，工匠是它的动力因。

今日我们对这四因说不是太理解，不知道为什么要提出四种原因，更不知道为什么单单提出这四种原因。

因为当我们说到“原因”时，指的往往只是那直接产生作用并造成和带来最终结果的东西，也就只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动力因。

皇冠作为被造出来的结果，在我们今天看来，工匠是其唯一的原因。

动力因成为四因中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并最终决定了对因果性的规定。

这发生在16、17世纪之后，包含着近代思想对于目的因的排除。

一个物的出现被描述为另一个早先的物加上某个作用力的结果，物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现成的东西，即所谓“物质”。

物不再“出现”（coming to），它根本就在场，恒久的在场。

因果性说的也不再是那种使物“出现”的东西，而是根本上在场的物质的在数量方面的变化。

这种对因果性的规定使我们无法理解希腊人的四因说，特别是，使我们对希腊人四因说中的动力因的理解打上我们时代的烙印：对物产生作用，使其发生改变。

但是那种希腊意义上四因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完全丢失了。

海德格尔认为，所谓原因，罗马人称之为causa，希腊人叫做aition，是“肇致”（Verschulden）另一个东西的东西。

四因说揭示的是四种因素共同“肇致”的方式。

以当做祭器用的银盘为例。

银是质料因，盘的形状或外观（eidos）是形式因，通过“外观”进入银质东西中，它们共同“肇致”银盘的出现。

但最重要的肇致因素是所谓“目的因”，它给出完成后的银盘的活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规定性。

这个规定不是“成为银盘”这件事情的终止，而是开始和发动，它使“成为银盘”这件事情发动起来，并朝着那个规定性发展。

这个规定性希腊文称telos，它肇致质料和外观，而质料和外观又共同肇致作为祭器的银盘。

第四个因素是银匠，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已完成的银盘产生了作用，事实上，银匠发挥作用的时候，银盘还没有完成，有待完成，还不能作为一个现成的东西作为银匠施加作用的对象。

事实上，如果银盘已经完成，就不再需要银匠了。

银匠的“肇致”方式在于他仔细考虑(uberlegen)并且聚集了上述三种肇致方式。

这里的仔细“考虑”希腊文叫做legein, logos，源自apophainesthai，是“把……带入现象”、“使……显露”的意思。

银匠把银的质地、盘的外形以及银盘作为祭器的礼仪功能充分考虑，并最终把这三者融入银盘，在把银盘拿出来时，他自己的劳动和心血也融入其中。

四个方面共同聚集在作为结果的银盘中，并继续支配着此物作为此物的存在。

银盘被银匠造出来也就是让银盘进入在场之中，在这里起作用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带出”，即把在场者带入显露中。

希腊人称之为poiesis，它是指那使得不在场者向在场过渡和发生的引发和产生。

在这个意义上，甚至physis也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带出”，只不过physis 的“带出”是在在场者自身之内“涌现”，而人工产品的“带出”是在工匠或艺术家手中发生的。

“带出”总是由遮蔽状态而来进入无蔽状态，因此任何“带出”都是一种真理的发生方式。

工具和目的共属于这种去蔽意义上的“带出”，因此我们在工具论意义上所谈论的技术的本质最终落实到真理的发生方式。

对技术这样的理解，可以从技术一词的希腊词源那里得到更好的把握。

技术一词的希腊文是technikon，意指属于techne的东西。

techne不仅指手工行为和技能，也指艺术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在早期思想家看来techne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技巧，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广义的“知”和“识”。

它与另一个表示认识的词episteme 交织在一起，均指对某物的精通和理解。

这样的“通”和“解”，不是对此前未被知晓的现成事物作单纯判定的结果，而是要看到现成事物之外去，即把存在开动起来并作为一个存在者起作用。

希腊人把本真的艺术称为techne，因为艺术最直接地在一个存在者、在场者中即作品中把它的存在安定下来。

作品作为作品并不是因为它是作出来的，而是因为它在一个存在者中导致存在，也就是把存在“带入”作品中并发动起来，使之起作用，使physis升起来，亮起来。

通过这个艺术作品，其他一切现象者才能够作为存在者或不存在者被理解、被说明、被证实。

于是，techne的真正意识就是使存在开动、起作用，就是导致存在在存在者中敞开，就是去蔽。

“知”是一种去蔽。

techne作为一种去蔽（aletheuein）方式，揭示那种并非自己带出自己而且不是眼前现成的东西，它的揭示作用在于将质料和外观聚集到通过直观而完成了的东西那里，从而决定制作的方式。

所以，“techne中的决定性的东西决不在于制造和操控，也不在于工具的使用，而在于上面提到的去蔽。

”技术的本质是去蔽和无蔽的发生，技术在真理的发生领域成其本质。

在我们达成了对技术的这一理解之后，工具论的技术概念就被置于对工具的新的理解之中。

工具不再是中立的，它与目的之间互相归属。

更重要的是，工具如要作为工具发挥作用就首先是作为通盘考虑的结果，在这一通盘考虑过程中，物作为其所是的物出现。

物的所是即物的存在，就在工具的运作过程中彰显出来。

什么样的工具得以运用，就意味着什么样的世界被呈现出来。

因此，技术并非目的的单纯手段，而是世界构造。

任何手段被纳入技术，只是因为该手段的运用适合于技术已经开辟的世界。

“一般来说，机器的利用和机械的制造本身还不就是技术──它还只是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技术的本质在其原材料的对象特征中被建立起来。

”海德格尔在论述不同的技术显现不同的物时引用了诗人里尔克的一段话：“对我们的祖父母而言，一座‘房子’，一口‘井’，一个熟悉的建筑尖顶，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斗蓬，依然有着无穷的意味，是无限亲密的。

几乎每一件东西都是一个这样的容器，他们在其中发现已有人驻留，并且可以往里添加人的东西。

现在有了从美国闯入的空洞无关痛痒的东西，假冒的东西，是生命的赝品。

……一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的苹果或葡萄树，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思想所寄托的房子、水果和葡萄都毫无共同之处。

”这段话把技术问题与技术时代的物的问题深刻的揭露了出来。

如果技术作为真理的发生方式来理解，那么技术作为人的活动的人类学概念就需要一个新的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