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论略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论略

俞祖华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它虽然没有孕育出现代民主之花，但历代进步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阐发仍有值得今人借鉴之处。

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以民为根、以民为本、关爱苍生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加以阐发、诠释，从而形成了丰富、深厚的民本思想。它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民众在历史长河与社会舞台上的作用与地位是根本性的、基础性的。“以民为本”在天人关系上体现为贵人轻神。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总是不断制造“君权神授”的理论，编造受命于天的神话，以天意、天命、天心为君权镀上一层神圣的灵光，并假天威以加强君威。但与此同时，古代哲人从西周开始就特别重视天命与民心的关系，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把“天”诠释为“人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读通鉴论》卷十九）。这就是说，民众即天，民众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就是天理。“以民为本”在民众与国家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即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国之三宝。东汉王符在《潜夫论·边议》中说：“国以民为基。”清初唐甄在《潜书·明鉴》中说：“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近人梁启超在《新民说·叙论》中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这些论述都旨在说明，人民是国家之根本和基础，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以民为本”在民与君的关系上体现为民贵君轻，民本君末。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则在《荀子·王制》中提出了“民水君舟”之说。他说：“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近人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原君》中提出执政者应当把自己看作民众的仆役，“视己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为天下之人主”。谭嗣同在《仁学》中也明确提出，“民本君末”、“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

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

二、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对残民、害民的独夫民贼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加以推翻。春秋时代，奴隶暴动、国人起义使一些强大封国毁于一旦的事实让先哲们对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有所认识。《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战国时期，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时，阐发了“政得其民”的思想。《孟子·离娄上》说：“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贾谊在总结“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秦王朝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时也强调，无论一个政权如何强大，但只要失去民心，就难逃覆灭的命运。近人王韬在《 园文录外编·重民》中也说：“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对于残民以逞的独夫民贼，历代贤哲都认为用革命的手段去推翻是天经地义的。孟子认为，国君如果“暴其民”，就必然导致“身弑国亡”的下场，而人臣杀死像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也不是

“弑君”，而是合理的行为。《孟子·梁惠王下》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三、治国者要哀民生之疾苦，念稼穑之艰难，与民同忧乐。春秋早期政治家管仲认为，富以养民是治国为政者的首要任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周易》主张“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子认为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横征暴敛。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西汉的贾谊认为，“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主张为政者应当从民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上把儒家的民本思想落到实处。对民众中的穷困者，对社会上的弱者，历史上的仁人志士倾注了关注、同情与关爱。屈原在《离骚》中哀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礼记·礼运》篇提出了“矜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的思想。孟子提出，为政者不可“独乐”，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北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进一步提

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传统民本思想对政治的影响及其局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不仅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也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

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清明盛世都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统治者认识到民为邦本的影子。如汉初的文帝、景帝在政治上实行“清静无为”的宽和原则，减省刑罚，避免征战，与民休息；在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于是出现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非常注意节俭，爱惜民力，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无所增益。他曾打算造一露台，预算需花费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就感到惶恐羞愧，取消了这一打算。又如唐太宗李世民以做“乐民之君”为志，常以“载舟覆舟”的古训自诫，并以此诲喻太子，倡导去奢从俭，实行轻徭薄赋，选用清廉官吏，使社会迅速由大乱进入大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古人习惯把爱民亲民的贤臣良吏称为“爱民如子”的“父母官”。西汉名吏召信臣勤政为民，在任南阳太守时，组织人民开通沟渎，以广灌溉，增加了良田，民得其利，蓄积有余。他还严禁嫁娶丧葬过于奢靡，严惩游手好闲的官家子弟，提倡耕稼力田，因而深受百姓敬慕，被称为“召父”。东汉光武帝时的名医杜诗在担任南阳太守任上，清廉节俭，诛暴立威，并发明了用水力鼓动排橐冶铁的水排，方便了百姓。人们称他为“杜

母”。

古代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尽管有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但他们悲悯、体恤、爱护天下苍生，体谅民众疾苦，关心百姓生活，反映了人民的某些利益和愿望，有利于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其历史借鉴作用与道德价值是不可忽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以“重民”、“爱民”、“亲民”、“利民”、“恤民”为旗帜的民本思想及其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实践，虽然体现了古代思想家与政治家对“民”的重视，但它形成、发展于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因而其

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民本思想虽然期盼、仰望圣君贤相“为民”作主，但“为民”只是手段，“仁政”只是幌子，而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因此它以君为主体和本位，而不是以民为主体和本位。其次，民本思想要求执政者“爱民如子”，明君与清官只要关切民生，就被视为“君父”、“父母官”，骨子里流露的是官尊民卑的观念。又次，在古人那里，亲民、重民是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手段，人民被认为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