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语言特色与京味研究北京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老舍的创作

老舍语言特色和京味研究

一、北京文化对老舍创作的影响

老舍的创作集中体现了他作为北京文化的特殊个案体现出对这个文化的深厚感情和深切反省。

北京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保守性的北方大都市。封闭、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三朝皇都的特殊地位，使文化中固有的保守、愚昧从一种深入骨髓的奴性得到加强。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汉文化中原本属于贵族文化的享乐主义被发展到极致并趋于民间化。满族对汉文化的崇拜，使它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实际是以强烈的占有和同化意识全面“汉化”；惟其是一种崇拜导致的趋同，满清对汉文化的吸取，就带有普遍的享受意识。老舍对我们描绘的满清文化，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和进取性，吸附在千年文化积累的残羹冷炙上尽情享用的败家子文化。“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满族男子，可将必胜的精力花费在养鸟养花、听戏唱戏等生活小刺激和小趣味中，自我陶醉，不思进取。他们依靠俸禄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万不得已也寅吃卯粮，而绝不去做工，学手艺，他们以自食其力为耻。老舍自幼所感受的贫困、所目睹的贫困对母亲的折磨以及母亲的坚韧耐劳，事实上已使他形成了一种满清主流文化相背离的生活信念。但这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信念远不是满清影响下的北京市民文化的主流。一个社会普遍的群体意识常常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在满清统治的近三百年里，汉文化不但没有受到新鲜文化的刺激而获得新的发展，相反，它处于停滞状态，他的文化精华被满清玩味的“烂熟”以至于腐朽。满清社会的八旗屯兵制和经济的衰落，在绝大部分旗人沦为贫民之后，也便将一种享乐和苟安的贵族文化习气带到了民间。这就促成了近代北京文化，也即我们成为“老北京”的市民文化的特有形态：不乏旷达和趣味，然

而苟且偷安、敷衍、妥协并且妄自尊大，具有一种皇天在此的优越感。

老舍生于这个文化，然而他最终成为这个文化的反省者和批判者，一方面归因于她从母亲那里获得的平民的进取性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现代西方文明对他进行了直接的熏陶。五年的旅英生活，使老舍鲜明地感受到了西方人的进取精神、认真精神、独立精神和国人普遍的愚昧和惰性的悬殊对比。老舍多年来对现实所怀的隐忧在东西方文化的具体对比中，化成了对本位文化的理性怀疑和批判。他选择了他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的生活，将它作为反省民族文化的民族性格的对象。因此，老舍对文学创作的冲动，是在一种直接的和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在对民族文化的忧虑中产生的。老舍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风貌是表现并批判以北京市民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保守性。

老舍长养于北京市民文化，自然和这个文化有割舍不断的亲情联系。他是在一种逆境中，以平民的进取姿态选择着文化的养料，因而，北京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不是敷衍，而是宽容；不是鄙俗，而是朴素。对比老舍同时代很多作家对愚昧保守文化的激愤态度，就不难清楚地看到市民文化赋予老舍的文化性格。他自己也认为：“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我不彻底。”“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可是好人也有缺点”。正是老舍这种对人世所抱的普遍的同情态度，他的小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温和的讽刺。这形成老舍特有的幽默。老舍作品注重文化，谱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老舍用“文化”来分割他的市民世界，其中不同类型的市民形象的分割，体现着老舍对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和批判。他的“市民世界”中，活跃着三种类型的市民：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

正派市民。老舍常常喜欢通过有些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惰性和病态，从而实现他对北京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成分的批判。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二、老舍作品中的“京味”

老舍作品的“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所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失雍容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生活和寻常世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画卷。这画卷所充溢着的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在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时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方面。北京长期作为皇都，形成了帝辇之下特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习惯，以及和之相应的审美追求，迥异于有更浓厚的商业气息的“上海文化”。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生活态度的懒散，苟安，廉和，温厚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北京人多礼，《二马》中老马赔本送礼；《离婚》中老李的家眷从乡下来，同事们要送礼，张大哥儿子从监狱中放出来也要送礼；《骆驼祥子》中虎妞要祥子讨好刘四爷更需送礼；《四世同堂》则直接详尽描写祁老人“自幼长在北京，耳濡目染跟旗籍人学习了许多规矩礼路”。这不仅是一种习俗，更表现了一种“文化性格”。《四

世同堂》第一章就这样写到：无论战事如何紧张，祁家人也不能不为祁老人祝寿：“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就连大字不识一、二的车夫小崔也熏染了这种北京“礼节”：他敢于打一个不给车钱的日本兵，可是女流氓大赤包打了他一记耳光时，却不敢还手，因为他不能违反“好男不跟女斗”的“礼”！这种“北京文化”甚至影响到中国市民知识分子，《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就是这样一个衰老的北京文化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性格。小说写了一个细节，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人”，他十分振奋，但他没有“高呼狂喊”；“即使有机会，他也不会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声音似乎是专当吟咏用的，北平的庄严肃穆不允许狂喊乱闹，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好去配合北平的静穆和雍容。”祁瑞宣因此而感叹自己缺乏那种新兴民族的英武好动，说打就打，说笑就笑，敢为一件事，不论是为保护国家，还是为试验飞机或汽车的速度去牺牲了生命。老舍对“北京文化”的描写，是牵动了他的全部复杂情感的：这里及充满了对“北京文化”所蕴含的特有的高雅、舒展、含蓄、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及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致若有所失的怅惘，同时也时时为“文化过熟”导致的柔弱、衰败而惋叹不已。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主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和北京市民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描绘的统一。

老舍性情温厚，其写作姿态也比较平和，常常处于非激情状态，更象是中年的艺术。他的作品追求“幽默”，一方面来自狄更斯等英国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地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了更内蕴的“京味”。老舍说“北平人，正像别处的中国人，只会吵闹，而不懂什么叫严肃”，“北平人，不论是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