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篇一：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孙文辉文化名著导读
文化名著导读1《士与中国文化》：追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流变作者简介：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现居美国，当代华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者之一，曾师从钱穆，学贯古今中西，对儒家思想及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
导语：《士与中国文化》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重点考察了“士”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特殊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
为使论述免于空泛和武断，作者没有采用通史式的写法，而是将历代“士”的错综庞杂的内容梳理整合，集结为十二篇以“士”为研究对象的专论，先讲“士”的兴起与特点，再选取汉、宋、明清几个典型时期，分析“士”的演变脉络。
本书所关注的“士”约等于现今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类人一方面术业有专攻，一方面充当着社会的良知，是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在专业越分越细、工具理性盛于价值理性的当下，重申“士”的传统，有利于增强知识分子关怀天下、秉公批判的社会责任感。
【有底蕴·精素材】素材一标题：士志于道文本：王子垫问“士何事”，孟子答曰“尚志”，这实际上发挥了孔子“士志于道”之说。
此时的士不但摆脱了封建身份的羁绊，而且解放了自己的心灵。
他们已能够超越个人的工作岗位和生活条件的限制，而以整个文化秩序为关怀对象了。
所以孟子又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现代社会学家指出，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这样，他们才能坚持其“思想上的信念”。
孔子所谓“士怀而居”或“耻恶衣恶食”便不足为“士”，也是指着这种知识分子的情操而言的。
此时“士”的特性已显然不在其客观的社会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节选自《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章《道统与政统之间》）名师点拨：这段文字准确而又简明地揭示了春秋战国之际“士”的身份与精神的蜕变：原先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如今他们获得了“道”这种精神凭借。
这样，士就跳出了个人阶级背景的限定，拥有了社会批判的资源和自觉，具备了知识分子的雏形。
素材二标题：避世与觉醒文本：汉末士大夫之避世，颇有非外在境遇所能完全解释者。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今年的读书活动，我在党校的推荐读本书目中看到一本书——《士与中国文化》。
这本书的名字很快吸引了我的兴趣，从书名可以看出其叙述的主要对象就是‚士‛。
那么究竟什么是‚士‛，与中国文化又有怎样的一些联系？
这本书的作者余英时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史学家，一位以中文写作为主且专注于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学者，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华裔学者获此奖的第一人。
余教授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书的序言中阐述了‚士‛的现代意义：‚‘士’在古代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余教授引用了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
‛而且它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并且‚超越个人的私立之上的‛
关于‚士‚的起源，书中所记‚‘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多数近代学者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社会变动转化为文士‛，‚士最初是最低级贵族‛。
到春秋战国时上层贵族下降，下层庶民上升，士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场所，人数随之大增。
当时农人可上升为士。
这一阶层扩大，使得士不再是有职之人，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士与中国文化》是余英时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部作品中，余英时将对汉学的研究置于与世界其他文明共同演进的大背景下，强调中国文明发展的连贯性和特殊性，这是有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特有的眼光。
这与“唐宋变革论”的争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内藤湖南的“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更是斩钉截铁地划定了唐宋这个历史节点的特殊性。
然而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在时间上难以割裂，唐宋的变革基础是承袭前朝的制度而来。
不是割裂，而是强调，是在历史长轴中勾勒出唐宋这一环。
《士与中国文化》充分体现余英时要“在西方文化的对照之下”，力图整理岀中国士人思想变化的脉络的思维。
这里不得不提到两个人，启发和影响了他在汉学研究的思维和观点。
余英时师从钱穆，他的作品，从学脉上或者学术关注情绪上，都有钱穆的印记。
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余英时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他的不少观点是对老师的研究的重新思考和发扬光大，《士与中国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西学方面，余英时于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
在访谈中，他说自己从杨联升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受益颇多，能将思想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士与中国文化》开篇自序中，余英时从历史比较的观点上，将中国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作对比。
其中西方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其基本性格与中国孔子所揭示的“士志于道”极为相似。
而“在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即是将所学用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维护社会基本价值，都是“士”的重要的特征。
余英时本人也认同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和价值，尽管自称对政治只是“遥远的兴趣”，但却时常发文评论时政、文化，对于台湾服贸争议和香港游行等公共议题，他均有发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1、俳优并非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二者存在身份上的重叠，如东方朔。
2、俳优的说话方式——嬉笑怒骂，讽刺等为文人所借用，如苏东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3、文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意见的，被称为狂士，狂士说真话而见弃，或有被杀的危险，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4、三代而至周，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而“道”不兴，因此才有了知识分子来承担“道”，懂礼仪的士人来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第一位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与帝王的“势”有相互依存亦相互对立的关系。
帝王需要“道”来增强“势”，维护“势”的合法性，因此有时会采取一些措施保证其为己所用。
但知识分子的道没有可靠的途径保证自己的地位，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人格。
因此“道”很容易屈从于“势”，但只是分子为此做出很多努力，才会出现中国强调“德”与知识分子自身修养的做法。
思考和总结：春秋制度解体，士的解放同时亦是其经济基础的消失。
春秋战国的士因此才需要去游说，希望自己的学说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如孔、孟这样的士，因为政权的需要而论道，他们纷纷解释什么样的道才是最好的。
士的这种责任感从何而来呢？试回答：古代的读书人都习礼、乐等，从旧制度的动摇中而解脱出来的贵族，都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天然地继承了这种使命。
△《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1、循吏对文化的传播，传播儒家大文化，传至边区，保证了虽国灭但大一统或对汉文化的认同仍在。
所以中国文化及传统可以一直传承下去。
2、循吏的这种教化，导致文化中“师”重于“吏”，“教”高于“政”，中国文化重于传教，不重求源。
3、①大传统代指精英文化或上层文化，小传统代指通俗文化或未受正式教育的一般人。
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流通，“雅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②观风采谣是为了理解各地不同的“小传统”，以利于推行风化政策，即文化统一，同时限制皇权。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意义并不单纯。
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9神州文化觉民行道，任重道远——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杨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余英时先生将“士”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呈现“士”的精神风貌，其中很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对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
“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我们要在批判中去去启发当今的知识群体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一、士的起源与演变春秋战国之际，周代封建秩序崩坏，“士”从固定的封建关系中游离了出来，“士”的地位逐步从贵族的末席转变为平民的首座，过去那种“有职之人”的“士”成为自由流动的“游士”。
而起于文化秩序崩坏的“哲学的突破”则使原来有职事而无更高的精神凭籍的“士”发展了自己的精神凭籍，即所谓的“道”。
因此，余英时先生用孔子的“士志于道”来概括其基本特征，指出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有的“社会阶层”以“道”自任，他们的人生追求是治国、平天下。
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上这一传统的认识，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明道救世”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实际上也应该成为我们当今知识群体的价值取向。
但是，对于余先生把“士”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应该用“群体”来代替“阶层”这一说法，“社会阶层”这一说法把“士”这一概念及范围太过局限化，因为“道”的重任虽在“士”的身上，但是它的实现却是社会上人人分内之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纵观历史，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只是文中所提的“士”，草根阶层也大有人在，群众力量功不可没，正所谓“高手在民间”。
二、“士”处在道与势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关于“道”尊于“势”或“势”尊于“道”的争论从未停止。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用一种超越的“道”来批判现实世界，尤其是儒家之“士”坚持“道”高于“势”，主张用他们的“道”来纲纪世界。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①读书笔记序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知”,认为他们是人类得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等的维护者。
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自序第2页“知识分子”并不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首先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同时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于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厉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实际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自序第2页康德“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之上运用理性”,乃为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
自序第4页古希腊哲学家是否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答曰:“否。
”古希腊哲学家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由希腊文“理性”翻译而来,即以静观冥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他们虽重视理性,但他们的“理论理性”不屑用于康德所谓的“公共事务”上,也就是说他们冥想的理论并不是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
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是“行动的人生”,即把他们所研究出来的理论拿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旨在用实践来改变世界。
自序第5—6页基督教教士与古希腊哲学家有什么不同?与近代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关系?基督教是一种“救世”的宗教;它不但为西方文化树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且持此标准以转化全世界。
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它在中古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否认的。
基督教的教士之中有人教化了入侵的蛮族,有人驯服了君主的专暴权力,更有人发展了学术和教育。
显然和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他们做的正是改变世界的工作。
希腊哲学家并没有对奴隶制度提出怀疑,中古教士则明白的宣称奴隶制度是不道德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因此,就文化和社会使命而言,欧洲中古的教士确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之一面。
但另一方面,基督教又有严重的反知识、轻理性的倾向;知识必须从属于信仰,理性也必须匍匐于上帝的“启示”之前。
士与中国文化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古代欧洲的知识阶层特点：垄断当时教化权力的特殊阶级，其主要的功能是在为当时流行的世界观提供理论的根据，为当时的政治、社会秩序做辩护士。
典型代表：古代印度的婆罗门或欧洲中古的僧侣。
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特点：既不具有垄断教化的权力；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没有组织严密的中古教会作后台；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内从事于公平而自由的竞争。
（一）士的起源“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
“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激烈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
（二）“封建”秩序的解体与士阶层的兴起顾颉刚：“士为低级之贵族”。
传统的“封建”秩序到了解体的阶段，“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
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
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回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
这是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
变化的原因：春秋晚期，各国内部的剧烈政争是促使阶级制度崩坏的原因之一；庶人以学术仕进者而上升对传统的“士”阶层所造成的激荡更为严重。
四民社会的成立必须到了春秋晚期后以士从最低层的贵族转化为最高级的庶民为其前提。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
”（三）士的文化渊源严格的说文士并不是从武士蜕化而来的，他们自有其礼乐诗书的文化渊源。
（四）“哲学的突破”士阶层的发展将始于孔、墨学派的建立，而终于秦代的统一。
“哲学的突破”是指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则是从来未曾有的。
哲学的突破的影响：1、为古代知识阶层兴起的一大历史关键，文化系统从此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2、分化后的知识阶层主要成为新教义的创建者和传衍者，而不是官方宗教的代表；3、导致不同学派的并起，因而复有正统与异端的分歧。
哲学的突破造成王官之学散为百家的局面。
（五）“士志于道”——兼论“道”的中国特征道的特征：历史性、人间性、强调秩序的安排。
浅谈中国文化中的士
浅谈中国文化中的士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在中国史上也确然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
那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而我却不大喜欢“分子”这种说法，我更喜欢“知识人”的提法。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商务印书馆，1985版，第324页）中，“分子”是指属于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而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也。
从八，从刀，刀以分别物也。
因此我个人觉得“分子”这个词带有一定的团体的性质，是一类物的整体；而“人”就可以具有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的自由。
我觉得“知识人”比“知识分子”更为贴切于对中国文化中“士”的表述。
在中国历史上，“士”从社会身份上讲，经历过一个从贵族阶层到庶民阶层的转变。
在周代春秋时期社会阶级的金字塔中：1.金字塔的塔尖：天子2.金字塔的第二层：诸侯3.金字塔的第三层：大夫4.金字塔的第四层：士5.金字塔的第五层：庶人6.金字塔的底层：奴隶、蛮裔等等从第一层到第四层都属于贵族，在春秋晚期直到西汉末年的社会中，“士”都是出现在贵族阶层的，而在封建社会科举制施行之后“士”便从贵族阶层逐渐走向庶民阶层。
英国的哲学家柯林武德的核心理论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中国的“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的变异也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2019-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word版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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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
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
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
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一，全文综述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的资料和古书中剥离他人对这一论题的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
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他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的士，而非士的原始意义。
而“士即农夫”的说法，恐怕过于古远。
在士的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的士之起源的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的转化的看法仍需补充。
而后，他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的起源的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的记述，原本士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和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的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人的上升，士的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的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的剧烈政治斗争和封建阶级制度的崩坏的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的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的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的成立不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的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的范畴之内：他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的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的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
因而“仕”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的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的兴起。
在士的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的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对他的看法进行修正和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看出，古代贵族所接受的教育是文武合一的，贵族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
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
而士的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的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的同时，更与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关。
士与中国文化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学生：王瑶作者余英时先生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师从钱穆、杨联陞二位先生，熟知世界历史。
以中国古代的士阶级为入手点，详细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士与当今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士阶级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联以及中西方知识分子在自我使命之间的差异，进一步阐述士这个特殊的历史阶级在萌芽，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对社会的影响，品味这个阶级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淀的独特的个性魅力。
本书中作者并没有直接论述观点，而是以当时历史文献为依据，用当时的历史情境还原给读者自由思考的空间，作者抓住了士的两个特点。
一、与西方对比，士把“道”当做自己的独特使命，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超越个人而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的意义。
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统治阶级士的不同发展历程。
这本书读者不仅可以自己通过史料品味和感受，以史为鉴，更启迪当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治世风骨和入世情怀。
《士与中国文化》以朝代为叙事线索。
首先，追溯士的起源，早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游士，但是当时的士与庶人之间的界限还不明显。
之后，在战国时期，经过激烈的战事，游士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
到秦统一前后，士逐渐被统治阶级转换吸收，成为最低级的统治阶级。
到汉代，士又被统治者任命为循吏，旨在教化人民。
士与统治者的关系逐渐加深，西汉末期王莽夺政，主要的支持者就是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但是王莽改革触动了士阶级的利益，导致其失败。
从中可以看出经过两个王朝的发展，士已经具备相当的实力。
到魏晋时期，由于统治黑暗，报国无望，许多知识分子都归隐山林，佯狂而抨世，传承着初秋时期的俳优寓严肃的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
到宋代士大夫更多的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一直到明清王朝灭亡，士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下面我主要以魏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士的表现以及社会礼教的变化，表达我对士的看法。
在东汉末期王莽夺政靠的就是当时已经发展壮大的士阶级，士已经从春秋的游士，转变为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的群体。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1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间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扫瞄一遍，其中很多地方不乏是跳动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很多启发。
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索。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很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
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整个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扫瞄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当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好像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同学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同学是否应当得到爱护，由于他高校的专业好像与他的爱好并不相全都。
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索，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究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
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当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学问分子，根据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学问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全部的人都是学问分子，但并不是全部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学问分子的作用。
那本人也就忝列为学问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学问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推断应当是正确的。
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日所谓的“学问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学问分子的作用)。
依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学问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需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需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
因此，有人指出，“学问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学问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消失的时代也许不能早于十八世纪。
士与中国文化
从传统“士”到现代知识人——《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作者：2006-05-30《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刊行于1987年。
十五年来我在同一园地中继续做了一些垦荒的尝试，现在趁着再版的机会，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以扩大新版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眼前。
以下让我先对新版的内容稍作说明，然后再提出一两点通贯性的历史观察，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新版《士与中国文化》有些什么不同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没有更动，只有第八篇增添一个附录——《士魂商才》，稍有补充。
但初版时我未能亲校一过，误字、遗漏、错简等等触目多有，使我一直对读者怀着愧仄。
这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
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凡是可疑之点，我都重检原书，一一还其本来面目。
初版“自序”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的观点凸显“士”的中国特色。
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当时我曾指出，“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
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inio Gramsci，1891——1937）的《狱中笔记》，他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Selections Fromthe Prison 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9年，331页）。
所以我仍将这篇“自序”保留在新版中。
第九至第十二篇都是1987年以后所写。
第九篇是最新研究所得的一个初步报告。
自1999年以来，我以朱熹为出发点，详细研究了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
全书刚刚脱稿，与本书篇幅相等，不久即将印行。
读者阅过本书所收《概论》之后，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士”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可以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第十篇《士商互动》可以说是第八篇的一个续篇，更深入地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士”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以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以士与中国文化》是一部描写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作者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思想和境遇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代
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士人精神的伟大价值。
在书中，作者通过对士人的生活方式、修养和品格的描写，展
现了他们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理想。
士人不仅注重修身养性，更注
重修养心灵，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追求道德、智慧和仁爱，追
求内心的宁静和心灵的净化。
他们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而是追求内
心的平和与道义的坚守。
这种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深深地吸引
了我，让我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书中还通过对士人与社会的关系、士人与文化的关系的
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士人不仅是道德的楷模，
更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他们通过对经典的研读和思考，传承
和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又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书中，作者通过对士
人的学识、文化修养和文学艺术的描写，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博
大精深，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阅读《以士与中国文化》，我对中国古代士人的生活和精
神世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中国古代士人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理想，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更加珍视和热爱中华传统文化。
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够不断深入了解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让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代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士与中国文化 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是十二篇历史论文的集合，主要探讨了“士”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在引言中，余英时先生通过与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对比，定义了“士”：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承担着传承文化、维护基本价值的功能。
他们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着对全社会的关怀；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贯穿了超越性和理想主义精神。
明道救世的使命感让他们超越了学者—地主—官僚的组合体，显出了宗教式的情操……首先，余英时先生探讨了士的兴起与发展。
知识阶层来源于有着文化渊源的春秋贵族，在春秋时期封建秩序解体时兴起，他们因当时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分化而具有相对独立性，最终形成了四民社会。
“哲学的突破”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以道自任，持“道”抗“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政统要靠道统给予合法性，而知识分子正是“道”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形成了与君主的师友关系，并可以批评政治以达到重建人间秩序的目的。
春秋战国直到西汉前期，下层知识分子以食客游士的方式存在，形成一种自由的舆论力量，对政治产生了影响。
然而大一统政府无法忍受他们游离于秩序和政治权威，最终游士阶层与独立王国一道消失了，也正是从此之后，道无法与势再相抗衡。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批判性的传统，这种传统部分地来源于俳优的“狂”的外在保护，也依赖于“修身”的内在保证。
在“势”的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宗教作为外在支撑，只能“内圣”，以内在修养做道的保证。
除此之外，儒家也向外寻求客观基础，如董仲舒的天和程朱的理。
总的说来作者认为，在这两种传统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才得以不绝如缕。
作者认为汉代的循吏对于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他们是“教化之吏”，在大传统（精英文化）和小传统（通俗文化）之间游走交流，传播了文化，以期实现其德治、礼治的理想。
他们处在“政统”与“道统”的交叉点上，因此，作者希望以对循吏和吏道观的分析来折射时代的政教关系。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
《士与中国文化》读书报告一，全文综述余英时先生首先从不同得资料与古书中剥离她人对这一论题得见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修正。
如说文解字中说“推十合一”、“士,事也”,她补充说,以“事”训“士”太过宽泛,而“推十合一”“通古今,辨然否”等定义则仅适用于发展至定型阶段得士,而非士得原始意义。
而“士即农夫”得说法,恐怕过于古远。
在士得起源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士原为武士。
于先生认同顾颉刚先生勾勒得士之起源得历史轮廓,但认为其对于士得转化得瞧法仍需补充。
而后,她从古书史料中总结得出关于士得起源得结论。
综合《孟子》《礼记》及金文中得记述,原本士就是低级贵族,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且后来,随着传统封建秩序逐渐走向解体,士与庶人得地位趋于平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阶级流动,上层贵族得下降与下层庶人得上升,士得人数也随之大增,导致士阶层得社会性格发生了基本改变。
而根据几条引征古文得时间集中在公元前六世纪与五世纪之交,可知各国得剧烈政治斗争与封建阶级制度得崩坏得发生,也促成了贵族下降、庶民上升,士阶层得扩大。
余先生根据一段《战国策》中描写一个“四民杂处”社会得文字,分析出这样一个四民社会得成立不就是短期形成,而必须以士从底层贵族转化为高级庶民为前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才存在。
士得身份由此被确定在“民”得范畴之内:她们从封建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一种“士无定主”得状态,因而这些有学问有知识却没有固定职位得人开始寻找就业方式,即入“仕”。
因而“仕”就是伴随士民而来,士民得出现真正标志着中国知识阶层得兴起。
在士得文化渊源上,余先生认为,顾颉刚对武士到文士得转变论证虽已被多数人接受为定论,但其中仍有自相矛盾得地方,对她得瞧法进行修正与补充。
由古文记叙可以瞧出,古代贵族所接受得教育就是文武合一得,贵族都具有较高得文化教养。
而到了后期贵族开始“不知礼”,也表明贵族时代走向没落。
而士得形成也非从武士蜕化而来,而就是自有文化渊源。
此外,在士阶层得发展上,余先生认为,古代知识阶层得兴起在于社会变迁有关得同时,更与学术思想得发展有关。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以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以士与中国文化》是一部描写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著作，作者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进行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的重要性和价值。
这部著作不仅让我对中国古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仅具有高尚的品德和深厚的学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道德、艺术和文化的追求。
他们不仅在文学、诗词、书法等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以士与中国文化》中，作者对古代士人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精神追求，让我对古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士人精神强调的是道德、修养、忠诚、孝顺等传统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以士与中国文化》中，作者对士人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了士人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价值。
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代社会，士人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社会，我们需要弘扬士人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
士人精神所强调的道德、修养、忠诚、孝顺等传统价值观念，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过学习古代士人的精神追求，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更好地应对当代社会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总的来说，读完《以士与中国文化》这部著作，让我对中国古代士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对古代士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人精神的重要性和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弘扬士人精神，让这种精神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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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读书笔记
《士与中国文化》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关于士人在传统中国地位与功能相关论述的基本范式。
余先生接续钱穆先生的衣钵，继而发扬光大之。
这本书不只是作为学术论文的典范，也有余先生化不开的士人情怀与文化中国的情结在。
“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等状况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阶层的内涵、外延以及禀赋都在发生着变迁，不仅仅与政治密不可分，对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影响更是深远。
《士与中国文化》较为全面权威地为我们解剖了这些内容。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士”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整体上看，“士”的形成及演变在中国历史上也确然具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中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
”“我们如果要追溯历史，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已延续了两千五百年，而且流风余韵至今未绝。
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
士是中国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独特的阶级。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士是我国的知识分子。
可是这并不是士所包含的涵义。
以及士，士大夫，士君子等一系列的称谓所代表的阶级群体，文化思想,都在我国历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士文化。
士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一种政治力量。
士与知识分子是两个概念不完全相同，后者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指社会知识与智慧的承担者；前者却兼有伦理学的上的意义，它同时也是社会道德的承担者。
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传统文化中士的标准就是儒家的道德标准。
“仁”是儒家的最高境界，所以达到了“仁”的境界的人，可成为“完人”，孔子把它定为士的最高标准。
其实，士还有其一般标准，那就是“内圣外王”，自强独立。
这里面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要严格地加强自身道德与文化修养，即“内圣”；二是要有入世精神，为社会做贡献，即“外王”；三是在精神上要独立，如“士可杀不可辱”等价值观长期以来被人们认同。
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以士的准则存在的，虽然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可成为士，但士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士的标准与属性，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作为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
黄宗羲把学校也列为政治机构，因为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地方，力量集中，便于进行政治活动，同时影响也更大。
中国的士，通过科举为仕的途径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参与和深刻影响了社会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以此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士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