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批评

第一章先秦文学批评

【教学重点】杂文学观念、儒家文学观、道家文学观

尚书·尧典（节录）

《尚书》是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记载了唐尧至周朝的公文，主要是帝王的诏命以及帝王对臣下的训诫。先秦时也称《书》，汉代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因列于儒家经典，故又称《书经》。自汉代开始，即有今古文之别。汉初由伏生所授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文字隶书抄写，是为《今文尚书》。而相传汉景帝时发现于孔子故宅壁中、由孔安国献上并以先秦文字书写的《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时亡佚。今传《古文尚书》以及孔安国《传》乃东晋梅赜所献，其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篇，另增二十五篇，自南朝梁即得到承认，并为唐朝官方所尊崇。然经宋以后学者考证，所增二十五篇经文及孔传系伪作，其中以清代阎若璩考辩最为详尽。《尧典》为《尚书》第一篇，近人以为由周代史官根据传闻编著，又经春秋战国时人补订而成。伪《古文尚书》则把“慎徽五典”以下文字析出，另加二十八字作为《舜典》。

《尚书》的文字，虽然经过后人的增饰，但是其中“诗言志”一说，当属远古留下的观念，并作为成语而被先秦诸子所引述。比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等等。所以《尚书·尧典》中帝舜对夔说的这段话，可视为“诗言志”说的渊源。

所谓“志”，最初只是一个浑沦的概念，是对人的主观意识的整体概括，包含情感和意志。故《国语·鲁语下》又可以说“诗所以合意”。屈原《惜颂》：“发愤以抒情。”《悲回风》：“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此“抒情”与“明志”，实可互训。唐孔颖达解释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诗大序正义》）应该说这是比较符合“诗言志”的最初内涵的。至于汉代儒生将“志”解释为一种合乎规范的道德内容，“诗言志”亦成为儒家诗教论的一个命题，致使“情”、“志”分离，而“言志”与“缘情”遂成为两个不同的观念。这是后来的演变，应当与原初的观念区别开来。又按近人闻一多的理解，“志”有“记录”的意思（《歌与诗》），于是“诗言志”也就有了叙事的意义，而《诗三百》中确实也有一些诗作是具有叙事性特点的。但是这并非是古代诗歌创作以及诗论的主流。

由“诗言志”这一基本观念，衍生出了先秦时代的若干诗学主张。

其一，诗具有教育作用。虞舜命夔以诗乐“教胄子”，培养其敦厚的品德。这是

儒家诗教观念的起源。孔子即以诗乐作为其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二，诗具有社会作用。夔说诗乐使“神人以和”，即建立起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则是全从人后来孔子说诗“可以群”，这里尚未脱去上古巫文化的色彩。关系。．事本身立论，但是两者之间仍可见其上下相承的脉络。此外，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过程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此即所谓“赋诗言志”。这是赋予了诗的交往功能，正如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交往双方对于诗句的理解，只是截取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意义而加以主观性的发挥，叫“断章取义”。当诗句脱离了作品的上下文关系，从相对确定的意义中游离出来时，诗本身的“志”也就可以被赋诗者的“志”自由阐释。这就有了“诗无达诂”的说法。

其三，据汉代一些文献所载，周王朝有“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无论这一说法是否确凿，至少可以说，“诗言志”这一观念，在当时或后来产生出了关于诗的一种认识，即它是民间政治意向的表达，是社会风情的反映，因此“采诗”既是一种广开言路的方式，也是君主考察社会风尚的依据，并有助于政治教化。这是诗的政治作用，在这里，诗具有明显的工具性。

在《尚书》的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文明初期的艺术现象，即诗乐舞的三位一体。这种现象首先具有一种起源论的意义。如果把“百兽率舞”理解为一种原始图腾舞蹈，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产生，与原始巫术活动有着某种联系，正如现代一些文化人类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其次，这种现象还可以说明，最初的诗学观念，常常是寓诸乐论而提出的。比如《荀子·乐论》以及《礼记·乐记》，在某种意义上可同时作诗论看。

“诗言志”之说确立了中国诗学注重表现性的基本倾向。中国诗学即以此为基本叙述而建构起来的。因此汉郑玄说：“诗道放于此。”（《诗谱序》）近人朱自清更明确地将“诗言志”称作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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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选录）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的作品。先秦时称《诗》，又举其整数名《诗三百》或《三百篇》。汉代列于儒家经典，故称《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大概（而非精确）地说，《风》是采集于地方并经整理的民间歌谣，《雅》系王畿乐歌，《颂》为宗庙祭祀乐歌。作品均为合乐歌词，以四言为主，往往重章迭句，反复咏唱；风格素朴自然，也有不少诗篇已成功地运用了赋、比、兴手法而富于艺术性。《诗经》对后代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传《诗》者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属今文经学，先立于官学；毛诗属古文经学，东汉以后日渐流行，而前三家则于魏晋以后先后亡佚。今传本即《毛诗》。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园有桃，其实之殽。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墓门》）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小雅·四牡》）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烝民》）

《诗》的时代，理性的文明刚刚开始，诗人们以其痛苦、怨愤或者爱慕、欢乐，以其一切直接发自生存渴望的情感，来触及诗的本质。他们也就成了中国诗学的奠基者。

一个可怜的缝衣姑娘，辛辛苦苦地为一个贵妇人做了一件衣服，这位妇人却拿腔拿调，不理不睬。于是缝衣姑娘就将她的委曲和哀怨，化为“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的诗句（《魏风·葛屦》）。一个牢骚满腹的士人，别人说他孤傲，可是谁能理解他心中的忧伤？于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一个忧国忧民的大夫，眼看着国运衰微，民不聊生，无奈呼天告地，作此诵歌，“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从小民到大夫，各人有各人的不幸，然而他们都找到了一样的表达不幸的方式。汉儒将这种方式总结为“刺”，也就是《诗大序》中说的“下以风刺上”的“刺”。郑玄对“刺”的解释是：“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诗谱序》）在汉儒的观念中，“刺”被工具化了，并且偏向了政治道德意义。但是在《诗》的时代，“刺”有着更为丰满的内容，正如《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所说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种种的不幸者，本都有各自的祈求。

当周天子与大臣们一起游乐时，一位公卿看到车马之盛美，而想到朝廷贤才荟萃，于是向天子呈献了一首诗，“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申伯有着美好的品德，柔顺而正直，他回到封地的时候，卿士尹吉甫写了一首诗，“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喜悦和崇敬之情。汉儒将这种方式总结为“美”，也就是《诗大序》中所说的“美盛德之形容”的“美”。郑玄将它解释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诗谱序》）就像“刺”一样，“美”也被汉儒工具化了，成为歌功颂德的手段。但是对于《诗》的时代的诗人们来说，“美”有时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欢乐情感的表达，对美好人事的赞美和祝愿，如《樛木》《桃夭》等等。

《诗》的“刺”和“美”，是对“诗言志”三字最感性的诠释。在《诗》成为《诗经》之后，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刺”和“美”逐渐失去了其日常性意义，而《诗》本身所呈露出的生动感性的诗学精神，也就随之变得抽象起来。但经学文学思想对古典诗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我们看到，作为经学文本的《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