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高薪养廉为何不能奏效

蔡京也是奢侈无度。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家饮食的奢侈糜费：有人在汴梁买了一个女人做妾，据说这人是蔡京家做包子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却说不会。主人质问她，你是蔡太师家包子厨的厨娘，怎么不会做包子呢。该女子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葱丝的人。”切葱丝都有专门的佣人，想像一下厨房里该有多少奴仆？
高薪制度下的贪官百态
然而，封建王朝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高薪也没有达到养廉的目的，一些官员一手拿着皇帝发放的高薪，另一只手仍然在狂敛钱财，中饱私囊，难怪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王安石在实施变法、拟给胥吏增加工资时曾向神宗表白：“胥吏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意思是，胥吏工资太低不够花，所以才向百姓克扣索贿，给他们发点工资，让他们知道自重，就不会贪污了，地方政府就会达到清廉的效果了。
而且从乾隆开始，对于官吏的约束放松，各种陋习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比如张集馨，道光二十七年调任四川臬台时，在北京就又收了15000两银子的“别敬”。其中军机大臣每人400两，六部尚书每人100两，侍郎每人50两，军机处秘书每人也有16两。至于使费、部费、门敬、跟敬之类，各地方、各衙门、各官员也都照收不误。
胥吏是古代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按道理，胥和吏本非一回事，吏是不入流的下级官员，胥则为官府里的充役之人，二者有着官民的分殊。可是自从宋代官吏分途以来，正经八本的读书人羞于为吏，在人眼里，吏也就逐渐跟胥相混淆，被混称胥吏。胥吏包括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类似于今天的科级，但他们不被人们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称为“衙蠹”。几乎所有的官场恶习，欺上瞒下，敲诈勒索，都跟胥吏有关。
但是，胥吏是离不了的，无论什么时代，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胥吏都要占绝对多数，十倍，甚至数十倍、百倍于政府官员。清朝中叶以后，州县的衙役和书吏，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政府的运转，实际上是胥吏在推动。
其实胥吏的为害（危害），各个朝代都知道，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有时甚至低到了象征的地步。常识告诉我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所以，象征性的工资，就等于默许他们自己想办法。当然，凡是跟权力沾边的所在，总能生出银子来。既然上面不给银子给“政策”，那么这些人捞过了头，也就算不上是原则性问题，顶多是制度设计者的自作自受。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要尽力缩小政府机关人员“吃财政饭”的比例，以减少国库的压力。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不能变成“吃饭财政”。将“吏”排除在官员队伍之外，压低“胥”的社会地位，给他们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甚至对官员也采取低薪政策(最极端的是元朝，各级官员统统没有工资)，无非是把负担丢给了官员和非官员的政府中人自己。
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于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在这种情况下，高薪养廉惟一的出路，就是压缩政府机关中的人，但是压缩只能压缩正式的官员，那些半正式的政府机关成员吏和胥，以编外的形式膨胀，是根本挡不住的。压缩不了人，只好中薪、甚至低薪养廉，但依旧挡不住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所以说，高薪养廉，只能是工商社会才能做到的事情。
文章摘自《另类视角下不为人知的真相：历史的空白处》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保障并提高其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事实证明，宋代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清代也是一样。
乾隆初年，养廉银制度基本确立。但随着这一制度的深入，官员们逐渐将养廉银作为自己的正常收入，而忽略了该项收入设立的初衷，“提解已久，耗羡渐同正项，州县官员，重新征收，与耗羡之外又增耗羡，养廉之中又私取养廉”。
雍正年间，养廉银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官员养廉银数额差别较大且多有变更，如云南巡抚养廉银初定为17000两随后又减到12000两，继而又减为10550两；四川巡抚的养廉银初定为12000两，继增为18864两，后又减为10000两；山东、河南巡抚的养廉银则高达20000两以上，随后亦多有调整。其他如总督、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府州县官员的养廉银亦参差不齐、多有变化。
北宋之所以实行官员高薪制，目的在于养廉。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实现养廉的目的而不断给百官涨工资。
北宋少数官员对高俸养廉与皇帝保持一致看法。比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
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北宋之所以实行官员高薪制，目的在于养廉。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实现养廉的目的而不断给百官涨工资。清代雍正帝实施养廉银，也是出于此目的。
北宋和清代官俸最高 目的是养廉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一个同样的农业国度里，当只有在政府里工作才是获利最多，而且是最稳定职业的情况下，政府机关是不可能不膨胀的。如果把正式官员的员额硬性固定下来的话，那么吏和胥队伍就要扩张。明清两代，尽管吏的门槛一再提高，缴纳银两逐年增加，但乐意充任者依然挤破门，有的人，宁可借贷，也要充吏。衙役也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其法律地位的低下，市井中人甚至城郊农民往往求一位而不得，于是正役之外有帮役，帮役之外还有白役。
Hale Waihona Puke 古代中国高薪养廉为何不能奏效
在古代中国，之所以“高薪养廉”对于制止政府官员的腐败不能有效，与中国当时是一个设官分治的农业国度有直接关系。
把胥吏和高薪养廉摆在一起，估计学界的专业人士会骂我疯了。不过，在我看来，很长时间以来嚷得很凶的高薪养廉问题，大概只能从胥吏谈起，才能说得清楚。
历史上的高薪养廉为何不能奏效
高薪养廉，是古今中外都在争论和探讨的话题。然而，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低薪基本不可养廉，而高薪也未必能够养廉。诚然，历史上也存在着包拯、海瑞这样的所谓清官，然而，官员的廉洁，往往取决于其官德如何，属于偶发性原因。如果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公务员队伍建设，仅靠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法律和制度层面的综合的顶层设计。那么，为何低薪和高薪都不能养廉？腐败的根源究竟在何处？怎样才能使官员达到克己奉公的境界？
清代实行高薪养廉更为直接明了。清初，地方在征收正赋时，总要多收一些火耗银，以满足衙门日常办公以及官员生活的需要。雍正帝即位以后，实行耗羡归公制度，再从中支取一部分火耗银，作为养廉银发回给官员。耗羡归公的实施也就同时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肇始。钱陈群在《条陈耗羡疏》中说：“世宗宪皇帝御极之初，见吏治日就侈靡，……骤难扫除……通计外吏大小员数，筹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羡，按季支领。”雍正自己也说，耗羡归公以后，“恐各官无以养廉，以致苛索百姓，故于耗羡中筹定数目，以为日用之资”。
鉴于此，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帝提出，按照“地方远近、事务繁简、用度多寡”原则发放养廉银，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对各省的养廉银额进行了调整，从而使各省布政使的养廉银额已基本划一。基本上，品级越高，养廉银越是丰厚。实行养廉银制度之后，养廉银已经成为官员们的主要收入。与巨额的养廉银相比，官员的正俸显得微不足道，越来越被忽视。
王安石的“本意”未免太过天真和乐观。“仓法”刚刚实施时，胥吏确实惧怕法度，况且工资也还优厚，所以贪污受贿的情况有所收敛。可惜好景不长，能洁身自爱的官员太少了，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中的记载，“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更严重的是，即使有“厚禄”，但贪婪的官员并不满足，因为厚禄也没有贪污钱财来得又多又快。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一名节度使的三公经费可高达两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完了再给，没有限制。除公用钱之外，又设“职田”。职田数量按官职高低来分配，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这些职田由佃户租种，官员则坐享其成。
我国古代官吏俸禄制度初步成形于夏、商、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贵族分封制被废除，各级官吏不再拥有封地，大小官吏开始从国家领取一定谷物作为俸禄，真正意义的官吏俸禄制度正式形成。宋朝以后，封建官俸中的货币量逐渐增加。纵观中国封建时代官俸制度的演变：秦汉、魏晋为发展时期，隋唐以后为成熟时期；隋唐以后，宋朝、清朝实行的是高薪政策；唐朝、明朝则实行低薪政策。
尤其是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官是由朝廷除授、领取俸禄的在编人员；吏则或出于招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临时工”，没有俸禄，一向靠克扣、受贿为生。王安石给这些胥吏发放俸禄，无疑是想阻止他们受贿，以恢复官员和朝廷的清望。
当然，这种“给政策”或者说政策默许的做法，弊端也很明显。最大的危害就是容易造成竭泽而渔，激起民变，导致统治危机。好在，默许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可以随时收回。县以下地方的乡绅自治，以及无所不在的监察制度以及机构和官员之间的制衡，也可以比较有效地把这种出自政府机关中人的积极性抵消一部分，地方正印官也会由于纱帽的关系，自聘幕友，“看”住书吏和衙役，至少在朝廷的制度还没有老化，年景还太平的时候，这种“给政策”的做法还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危害。当然到了王朝末期，制度老化，所有制约机制失效的时候，各级政府中人的“积极性”就会爆发式地显露出来，造成雪崩式的官逼民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