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谈科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

从万尼瓦尔·布什的建议谈科学与社会的契
约关系
摘要：以二战以来美国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社会关系为线索，探讨两者之间的契约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展现了在美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科技与政治之间所呈现的一种物质经济关系，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般表现为委托和代理。

而由于科学和技术之间多元的关系，导致了政治在处理科学、技术之间的差异。

关键词：科技、政治、契约、委托、代理。

1.万尼瓦尔·布什的生平
二战发生于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9月2日，以纳粹德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为首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为轴心国一方，以三巨头美国、英国、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国家同盟国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

在二战结束前的那一年，罗斯福总统要求当时的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预测科学在和平时代的作用。

五年以后，布什报告中提出的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观点，成为战后几十年里国家科学政策的基础。

其中布什用了两句重要的格言说明了关于基础研究的表述。

第一句是“基础研究的实施不考虑后果”，这一句论述表明：基础科学一旦受命于不成熟的实际应用目标，就会断送它的创造力。

布什看到了就研究目标而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进而认识到基础和应用研究内在的分离。

第二句是“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先驱”，这句话表明：使基础研究远离应用的过早考虑是合适的，基础科学将被证明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长远而强大的动力，因为应用研究与开发能把基础科学的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国防、健康及其他需要。

万尼瓦尔·布什早年就读于塔夫茨学院,毕业后受聘通用电气公司，担任试验检验员；随后在塔夫茨姊妹学校教过数学，在海军船厂当过检验员；但1915年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气工程学博士学位，从此与麻省理工学院结下不解之缘虽然他1916年回母校塔夫茨任教，但1919年他就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任副主任。

自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尤其是担任副院长并和院长卡尔•康普顿一起试图加强该校的工程研究时，布什就大力为工程研究的社会地位辩护。

此时他采用的是自一战开始就在美国逐渐流行的工业研究信念；这种信念与自19世纪初以来美国人关于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争论联系紧密。

我们先考察这一背景。

万尼瓦尔·布什所提出一系列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近年来，这个战后的框架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在冷战初期形成的科学界与政府间的联系开始瓦解。

从更深层次上讲，战后人们对于科学技术间关系的信念的减弱淡化了政府与科学间的契约关系。

人们需要对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有一个更为现实的认识。

在社会日益科技化，科技日益社会化的今天，科技与政治一样，越来
越成为影响人类生活要素中最重要、最深刻的系统。

在美国科技史上，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是一位重要人物。

他不仅在数学、电力工程和计算机技术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美国科技组织的发展确立了新方向。

在国内，已有一些关于布什的研究。

但学者们主要集中于布什的科学组织活动，而对他组织美国的科技模式背后的思想观念缺乏关注。

换言之,我们只关注了布什的思想观念带来的美国科技体制化这一历史结果。

而对布什关于科学技术的观念以及为这些观念辩护的话语形式则缺乏研究，这反映了我们对美国科技发展背后起作用的科技文化缺乏理解。

所谓“文化”是指使得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的符号的创造与使用活动及过程；“文化研究”的根本含义在于：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活动过程中如何生产和表达、体验和重构符号及其“意义”。

以此为方法论，理解美国科技体制背后的文化，美国科技共同体及其他人对科技范畴的基本观念及其争论的历史为背景，对布什借助相关的基本概念来建构美国科技文化和科技组织模式的历史过程展开话语分析。

2.工业发展中的信念工程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美国，人们创造了“纯科学”、“应用科学”、“工业研究”、“工程研究”等概念作为辩护话语，围绕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场论战反映的不仅是美国科学与技术本身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演变，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科技共同体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们为争取一定的社会资源、名望、地位和身份而进行的竞争与协调。

换言之，这场论战实际上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相关群体建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话语实践。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纯科学家采用“所有应用科学都只是纯科学的直接应用”的论战策略，已经在19世纪末的“纯科学信念”运动中为他们争取到了较广泛的社会承认和文化权力。

同时，技术的发展已由原来的工匠艺术逐渐产生了一些可称为“应用科学”的学科领域，如机械力学、材料力学。

于是从一战到二战之前这段时期，由于美国工业实验室猛增，大批科学家和工程师进入工业研究实验室，一种新的科技职业群体即工业研究群体就壮大起来。

这样，通过工业研究者的努力论战，“工业研究”作为一种与“纯科学”一样的原创研究也获得了科学共同体及更广泛社会的承认。

工程研究的落后状态阻碍着获得这种社会承认的努力。

这主要表现为，虽然自19世纪末物理学和工程开始职业化以来，一些工程师就希望社会承认工程是一种原创科学研究，并赋予他们从事这种研究的科学家身份以及独立的职业地位，但是，由于工程教育和工程研究本身发展不充分，而且从事工程“研究”的职业群体也相对弱小，所以工程一直被人们认为仅仅是“纯科学”的应用。

是从属于“纯科学”和“工业研究”之下的应用性的“手艺活”。

3.科学与政治相分离
自近代笛卡尔以来的科学论传统以来，科学一直都是理性知识的典范，科学知识一直被认为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一种祛情绪化和祛局域化的理论体系，而非科学的信念或想法都被排除在真正的科学知识之外。

如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独立于理论而存在，依靠理性和证据就能检验真伪，科学对自然的表达是近似地正确，外部情景包括社会、政治
对科学没有影响。

在主流思想家看来，科学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科学家运用逻辑方法和实验观察研究自然，得出普遍有效性的知识。

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虽然有社会文化因素的介入，但是科学知识的辩护是与情景是无涉的。

理性主义主张科学是神圣的、客观的、普遍的，科学是与社会条件、阶级地位、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认知结构等偶然方面无关的纯客观的必然过程，与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政治因素无涉，这种理想主义传统统治人类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现在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日益兴起和发展的是历史主义传统。

4.科学的社会建构
虽然万尼瓦尔·布什和其他一些从事工程研究、教学和实践的人都使用了上述策略来表明工程的自主性和原创性，但总体而言，二战之前，工程研究的发展并不充分，这妨碍了工程师们去塑造一种强的措辞方式比如“工程科学”这样的话语来对抗纯科学理想。

这表现为有许多的工程领导仍然坚持纯科学理想，通过原有的“纯科学”、“应用科学”等来表达工程就是科学的应用的观点，试图以依附“纯科学”的策略来使“工程”脱离“手艺”的低下社会地位。

实际上，“工程科学”这个概念更能清晰地表明工程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但是在二战以前，“工程科学”这个术语在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措辞中并不常见，“工程科学”还没有成为一个日常话语。

不过到了二战期间，战备的需要促进了美国科学研究进一步地转向应用领域,使工程研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

二战时期，布什组建了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局，他征召美国科学、工程和工业为战争服务，并实现了政府与它们的广泛合作。

科学家共同体和工程师共同体的合作造就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研究—开发共同体，以及政府—工业—大学的合作雏形。

然而，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这种基于知识内容与科学活动方式相分离的传统科学观开始转变，并导致对科学的研究发生了转，神圣化的科学逐渐走向世俗，随着社会研究视角的转变，科学被赋予新的含义，其研究方法、内容、重点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科学与社会、与政治联系起来。

二战之后，科技与政治的关系是通过国家对科学研究的介入和支持而得到发展的，因此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已成为决定英美等国的国家政策走向的焦点。

问题的关键是，在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中如何定向、支持、协调、组织科学的研究。

科学之所以在社会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完全是由于它对提高利润所做的贡献，而不在于科学家自身受什么崇高的目标驱使。

很简单，只要终止企业界和政府对科学直接和间接的资助，科学的地位很快就会沦落到中世纪的水平上去。

科学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等其他要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科学的产生，发展与最终的目的，只有在社会历史因素与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科学建构的关系中才能实现。

5.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契约关系
“契约”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签订或达成的一项协议。

它共有以下几方面的要素：第一，契约主体，即订约主体或当事人。

这既表明订立契约必须是两方以上的行为，同时也表明订约双方的地位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和地位也包含着道德因素。

如双方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彼此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或是相反。

第二，契约目的，意味着定立契约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契约目的”的道德性就体现在契约是实现订立契约双方的目的还是为了某一方的目的。

第三，契约合意，意味着订立契约是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意见表示，正是这
种双方的共识或合意才使契约得以生效。

“契约合意”的道德性表明是双方的自愿还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达成的一致。

第四，契约允诺，这是契约的实质内容。

这种允诺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或者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只要是契约，必须有允诺因素的存在，才能称其为契约。

“契约允诺”的道德性主要体现在这种允诺是单方的还是双方的。

第五，契约的义务和责任，契约一旦订立就意味着义务和责任的开始，那种允诺和合意都是对双方义务和责任的同意和允诺。

契约的道德性也在订约者之间的义务和责任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谁承担义务和责任，承担多少，这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问题，以上五点构成契约的最基本因素。

契约的基本精神是独立、平等、自由、合作和合理利己。

契约的缔结必须是以主体具有独立的地位为前提的，任何强制的和外在的影响都会造成契约的质量和契约的成败；缔结契约是平等主体间的事情，同时平等也是契约实现的过程和结果；契约是当事人通过自由意志达成的合意，其相互间只能是凭借自愿与诚信，自由的协调而决定着契约的内容和形式；缔结契约过程实际是人们合作的途径和过程，契约是人们合作的最具有道义性渠道。

缔结契约的目的是明显的，是合作，是为了获取利益和好处，但这种合作和获取利益的方式是在互相尊重的条件下进行的。

独立、自由、平等、合作和合理利己分别是契约精神五个方面的表现，同时也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

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美国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物质经济关系，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关系一般表现为委托与代理。

通常政治主体是科技活动的委托者和资助者，科技主体则充当受托者或代理者，承担着政治主体委托的研究项目和科技活动。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相关，其中尤其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为相关。

科学、技术研究在作为个人兴趣阶段，作为职业，作为国家意志以及作为人类共同事业阶段，与政治关系是大为不同的。

在最初的没有国家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中，科学、技术研究是受个人兴趣影响的，科学家享有自然权利。

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出现政府支持部分科学研究活动的实践，开始了政治与科技订立契约的过程。

特别是在19世纪科学职业化过程中，科学职业化的主要实现机制是通过建立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集体契约”的方式实现的，只是长期以来，这种实践处于经验探索的状态，或者以一种没有明言的“集体共识”的形式存在着，而且这种以隐含方式存在的“集体契约”包含着不确定性和一定的脆弱性。

在最初，科技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契约关系具有隐蔽性、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也使得对这种契约关系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科技职业化的实践。

同时，也导致即便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长期难以在明晰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制定国家的科学政策。

就美国而言，不同历史时期两者契约关系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在1945年到1950年间，是美国科学技术新体系的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很明显是战争强化了科技与政治之间的联系，也突出了军方作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庞大支持者的角色。

科学技术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帮助美国取得了胜利，科学在政府和公众中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在战后的许多领域中，更多的政府介入将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主要表现为冷战中的军事科技竞赛，而70年代到80年代又从军事竞赛转向解决社会问题，到90年代主要是促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世纪转折期，
科学更服务于国家目标。

6.结语
本文通过布什使用科技范畴的一些核心概念来构建美国的科技组织模式、资源流向与权力分配。

科学与技术相比较而言，后者离实践更近而更有预测和计划性，前者由于距离现实更远而难以预测其前景，所以在科学与技术之间，人们更倾向于技术要立竿见影的创新，实现更快的技术转化，带来更有效益的社会效果。

但无论如何，科学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其效益很难在契约订立之初就被具体的观侧和预见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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