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符号学视角的西湖“十景”变迁研究

基于符号学视角的西湖“十景”变迁研究作者：蔡礼彬尹晓来源：《旅游世界·旅游发展研究》2016年第03期【摘要】文章基于符号学和建构理论，结合方志、游记等景观文本，对“西湖十景”题名景观的变迁过程进行历时性梳理，发现其形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是“十景”景观的符号化过程，同时也是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和对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也是西湖形象演化和社会文化变迁的映射。

本文认为，理论上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是可以被无限衍义的，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思想和旅游者新需求的产生会激发形成新的符号意义，最终呈现一种螺旋式的意义循环，但始终保留着景观文脉和地方记忆，这也是“西湖十景”得以保持可持续旅游吸引力的最本质原因。

【关键词】西湖十景；符号学；景观；变迁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3.005地方（place）是记忆的仓库，而景观则是地方历史记忆的符码[1]。

英国地理学家D·格温塔尔论述了景观与记忆的关系，认为历史必然存在于现在的景观中，而历史景观提供了文化连续性，可视的物质文化景观可以再现或重塑地方记忆，从而实现地方精神与文化的传承。

“八景”、“十景”作为中国传统景观概念的重要范畴，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涵，承载着丰厚的时代记忆，它们通常有文学化的景观题名，以数字的集合来称谓某一时期、某一范围的景观，有学者称之为“集称题名景观”[2]，其中兴起于南宋的“西湖十景”题名景观流传最为广泛、保存最为完好、也最具影响力。

2011年6月，杭州西湖被作为“关联性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西湖十景”题名景观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文化传播价值在西湖成功申遗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那么，作为西湖标志性景观的“十景”，其变迁会不会影响西湖的形象表达，景观变迁的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文化内涵、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呢？一、相关文献综述（一）旅游符号学理论皮尔斯认为，人类的一切思想和经验都是符号活动[3]，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如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产物[4]。

旅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有赋予自己的行为、活动以一定符号意义的倾向，研究旅游就是要分析其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Graburn）。

Dean MacCannell首次将符号学思想引入旅游研究，提出旅游景观的符号意义，认为旅游景观是由景物、标志（关于景观的信息）和旅游者形成的一个符号系统，标志是景观符号“能指”，“所指”是景物本身，两者构成表征关系[5]；麦肯奈尔特别强调标志体验的重要性，认为真正吸引旅游者的往往不是景观或景物本身，而是景观的象征性标识物，后来研究者多受其思想的影响，旅游符号学研究多围绕“标志”符号的生产、传播和体验展开。

而对“标志”符号的过多关注引起旅游“符号化”危机，旅游开发忽视对地方文化内在精神的挖掘，旅游者亦停留在对目的地文化的表面参与上，旅游的文化内涵被简单化、表象化[6]。

后来，Lau（2011）指出在历史战争地点，旅游者真正感兴趣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关于该事件的信息（即旅游标志）。

他强调了景物体验的重要性，认为景观符号“能指”是景物本身，“所指”是真实历史事件，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的产物，着重对旅游景观的物质载体及其文化意义进行探讨[7]。

麦肯奈尔的“标志符号”与后来学者提出的“文化符号”是旅游符号学研究的两种不同形态。

皮尔斯符号理论认为，符号始终处于符号（sig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三角关系之中[3]，符号即“能指”，对象为“所指”，符号所引发的思想为“解释项”，“符号”与“对象”之间构成表征关系，“对象”与“解释项”之间构成意指关系，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完整的符号；皮尔斯符号学将符号“表征”与“意指”过程联系起来，能够对“十景”题名景观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本文认为“十景”的题名即是“十景”景观的标志，而“十景”历经历史文化变迁，景观的文化内涵（“解释项”）不断变化并日益丰富。

因此，将每个景观的景名看作符号“能指”，“所指”即具体的景点景观，社会所赋予景观的文化内涵是“解释项”，它们共同构成皮尔斯理论中的完整符号。

（二）旅游景观的符号学建构旅游景观是自然的，更是社会的，其生成、演化与变迁不仅是简单的时间和空间的延续，更是被注入了情感色彩的产物，它渗透了时间的深情和人文的依恋，充盈着地方的历史记忆，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想象和社会内涵，是在自然与社会双重意义的再生产中不断建构的产物[8]。

马凌[9]曾提出旅游吸引物不但具有客观属性，还具有人为建构的符号属性。

旅游景观要具有旅游吸引力，需要对其符号属性进行社会建构，使其成为承载社会价值与理想的符号。

旅游景观的社会建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价值的建构和意义转移过程，且这一过程随着社会主流价值与理想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动态特征。

林清清、保继刚[10]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结合社会文化变迁，发现茶王树从物理属性到具有符号属性的旅游吸引物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时代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社会意义的转移，极好的印证了马凌的观点。

马凌、王瑜娜[11]运用“文本与语境”范式对凤凰古城目的地形象的社会建构进行历时性分析，揭示了随着社会语境和时代特色的转换，旅游目的地形象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意义的动态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旅游景观建构过程中的意义转移的最基本动力是“社会人”，是多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

陈岗、黄震方[12]曾指出旅游景观的形成和演变是基于各方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马天、谢彦君[13]认为旅游吸引物和旅游体验是多主体（旅游生产经营部门和政府、旅游者、旅游地居民）共同建构的结果，旅游者对景观符号的建构是基于政府和旅游生产经营部门等初次建构结果的再次建构，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对预先形成的景观符号记忆加以检验、深化和再创造[14]，实现对景观符号意义的再生产。

以上学者的研究中关于旅游景观的建构实质、建构过程和建构主体等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讨对本文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在既有符号学和建构理论基础上，本文对“西湖十景”景观符号的形成和演变进行历时性梳理，结合方志、游记、诗文书画等景观文本，对“十景”景名、物质景观实体和景观符号内涵进行深刻解读，探讨“十景”符号内涵的传承与变迁折射出的西湖形象演化路径及社会文化变迁；最后对如何在现代化背景下通过对“十景”景观的修复和重建来实现对历史记忆的再现和重塑进行探讨，并分析“西湖十景”传承数百年并保持持久旅游吸引力的原因，既有为其他区域集称景观资源开发所借鉴的现实意义，又开辟了集称题名景观和符号学建构研究的新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二、“西湖十景”兴与衰“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亦声名鹊起于南宋。

自1129年南宋王朝迁都临安，这里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文化日益繁荣。

据《咸淳临安志》载“西湖……自唐及国朝，号游观胜地，中兴以来，衣冠之集，舟车之舍，民物阜蕃，宫室钜丽，尤非昔比。

”都市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使临安市民追求起了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西湖“朝昏晴雨，四序总宜”，成为杭人首选的游览胜地。

随宋室南迁而至的画院画家惊艳于西湖山水之美，因景作画，因画命景，形成了中国留存至今最经典、最具影响力的集称性题名景观——“西湖十景”。

“西湖十景”走过近千年岁月，于南宋兴起、清康乾时期达到鼎盛、民国时曾因大众旅游兴起兴盛一时，其余时期多因不被统治者重视或战乱处于衰败状态，“十景”景观在衰落期毁损衰颓却又在繁盛期得以重建，它见证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变迁，承载了丰富的社会记忆和文化意涵。

“西湖十景”在南宋时其景、其人、其文达到完美融合，仿若“诗意的天堂”。

此时的西湖“湖边园圃，如钱塘玉壶、丰豫鱼庄、清波聚景……皆台榭亭阁，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贵宅宦舍。

列亭馆于水堤，梵刹琳宫，布殿阁于湖山，周围胜景，言之难尽。

”[15]文人画家汇聚于此，吟诗唱词、挥毫作画，使“西湖十景”广为人知，后继文人纷纷到访，在“十景”驻足，或留恋美景，或缅怀先贤，为“十景”增添了丰厚的文人内涵和审美观照。

明清时期，杭州成为江南区域的经济中心，特别是清代，统治者对处于江南经济中心地位的杭州高度重视，康熙、乾隆皇帝几度巡幸杭州，康熙帝亲为“十景”赋诗题碑，乾隆帝亦多次作诗吟咏“十景”，再次掀起文人们游赏西湖、吟诗题词的热潮，“十景”亦得以修复、重建，一定程度上恢复旧时风貌。

民国时因近代旅游兴起，杭州进行城市建设时带着“欲借天赋艳丽之湖山，吸引游客，振兴事成，效欧洲瑞士之故伎”的经济意图，对西湖进行全方位整治，“十景”也得以重新修整，且大众传播媒介的兴起使得“西湖十景”广为人知，融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西湖十景”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多以名存而景衰的状态现于人前，其传承却从未中断，文士及其创作的诗文书画是最主要的传承媒介。

景盛时有文人歌咏美景，景衰时有文人提笔兴叹，著书以“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16]，“十景”景观符号始终承载着文人情怀和时代记忆。

“西湖十景”的形成和确定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积淀的结果，也是西湖疏浚历史和社会政治文化发展历史的见证。

它承载着千年历史，千年记忆，更加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感情，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演化成如今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部分景观被历史湮没，又被建构出的新的景观所代替，景观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历史传统与当下现实的叠加与融合，也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和时代记忆的映射，传达出不同特色的西湖形象，“十景”也因此得以传承数百年，虽沧海桑田，仍声誉斐然。

三、“西湖十景”变迁的符号学解读从符号学视角看，旅游景观除了具有自身特殊的物理属性外，还有符号属性，后者源于社会所赋予景观的价值和理想（即符号化过程）[9]；而旅游景观也是在经历“神圣化”塑造、符号化建构后才具有吸引力。

麦肯奈尔认为景观的神圣化过程大致包括命名、取景和提升、神圣化、机械复制和社会复制5个阶段，“西湖十景”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完成了其神圣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景观符号体系。

每个景观符号都有其独特的符号景名“能指”、“所指”实体和符号“解释项”意涵，在文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照下聚合在一起，彼此呼应联动，形成综合性的西湖景观形象。

历经兴衰的“十景”，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文本表征和文化内涵，下面将沿着时间的脉络，通过解析景观文本探访“十景”景观的变迁形迹。

（一）古代“十景”“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更于文人墨客、宦寓游居者创作的诗文词画中声名鹊起，不仅因其别致的美景，更因发生在此处的故事、遗留在此处的记忆，以及凝聚在景中的文人情怀和审美观照。

在符号学观点下，“西湖十景”名自景始，景以名传，其景观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文人赋予其意义和价值的过程，而“意义的生产制造就是一种符号化的过程”[3]，因而“十景”题名的形成过程就是其被符号化建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