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潮”之变

打工“潮”之变4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涌起了一股“打工潮”，很多农村出生的人离开家乡，南下或北上去了各自梦想开花的城市。

而中国也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后，成了世界强国。

“打工潮”的变迁分为“三步曲”：改革开放初期，人流开始“往外走”，还处于混沌状态和摸索时期；上世纪90年代，迎来“打工潮”高峰，打工环境逐渐规范，打工者的权益得到保护；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后，随着内地承接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回到老家就业创业；另一方面，很多当年的打工者成长为高级自领、企业高管，各种新的职业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打工的方式和职业也新“潮”迭出。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打工族”来中国工作生活。

这些“洋打工”或：是想借经济增长大潮获得发展的机会，或是希望能在中国实现人生理想，但都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着中国的生活……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田园段伟朵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河南籍全国人大代表、被称为“农民工司令”的张全收，对上个世纪90年代汹涌的打工潮至今记忆犹新。

在河南省上蔡县，每逢年后，十几辆发往广东的卧铺客车整装待发。

在高铁贯通、高速公路修通之前，从河南到广东的距离是，走国道2天3夜，若是遭遇拥堵，则要整整一星期，张全收清楚地记得核定40人的车厢内，生生挤满了160多人。

绿皮火车和卧铺客车承载的，是一代外出务工者的致富梦，他们成就的，是在国际上圈粉无数的“Made In China”商品。

提及改革40年变化，张全收将农民工的变迁分为“三步曲”：改革开放初期，人流开始“往外走”；上世纪90年代，迎来打工潮高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后，内地承接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外出务工人员回到老家就业创业。

记者采访多名河南籍全国人大代表，试图还原那个激荡的打工就业40年。

一批批乡镇企业应时而起改革开放初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人民不再发愁温饱问题，此时，他们发现，需要一条致富之路。

张全收成为最早走出农田，外出务工的一批人。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断提升，一批来自农村的小伙子，他们来到城市，进入建筑队、砖瓦厂，加入修铁路、公路的行列。

全国人大代表黄久生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面：1983年，他跟着工友外出务工搬砖提灰，吃的是大锅饭，住的是临时搭建的窝棚，收入是备受村里人羡慕的数字：一天8毛钱。

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一批批乡镇企业应时而起。

“外来妹”的细腻和坚韧接到源源不断的订单，不断提高生产线的同时，率先下海的企业主发现，需要更多工人。

全国人大代表王馨回忆称，此时，外出打工已不再局限于搬砖砌瓦，越多越多来自农村的女性加入打工者行列，她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外来妹”。

女工们细腻和坚韧，更适合在南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玩具厂、鞋厂、包装厂工作，她们用柔软的指尖，为工厂获得越来越多的订单。

“在订单多的时候，工人们连夜赶货，有时候订单催得急，我们就几天几夜不合眼的工作。

”王馨提及在东莞打工的那些年，她说，相比守着一亩三分地，报酬也是很可观的：一个月能拿到两百多的工资。

那一路，走得惊心动魄如果说，春运是一场人口迁徙，上世纪90年代的春运，就更为荡气回肠。

张全收提及多年前的那场春运称，“那一路，走得惊心动魄”。

上个世纪90年代起，迎来全国的打工潮，驻马店上蔡县集齐了十辆卧铺客车，按照核载40人计算，这些车辆的总运力是400人。

而当时，拎着大包小包等待坐车的打工者的人数是浩浩荡荡的近2000人。

“当时火车票很难买，坐大巴是很多打工者的选择。

能承载不到40人的卧铺车，最终每辆车拉了160多个人。

”张全收说，这些打工者坐在行李上，盘腿挤在一起，沿途上个厕所，就很难再挤上来。

一组数据也印证了打工潮的热度，1992年，大约4000多万农民工流入沿海和全国其他城市，这个数据还在年年上扬，1993―1994年增加到6000万，1995―1996年曾经达到约8000万。

东部沿海省份吸纳了中国逾60%的农民工。

他们来到密集型出口制造企业，大大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带动农民工工资一路上升时间的轮轴来到21世纪。

中国加入WTO，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东部和沿海地区企业飞速发展，带动农民工工资一路上升。

张全收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每月200元开始，逐年上涨，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工资是1200元。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东南沿海地区国外订单锐减，企业开工不足，河南300万农民工失去工作岗位，提前返乡。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消退，全国经济开始复苏，工厂订单持续增加，有的地方开始出现招工难。

张全收认为，引发招工难原因是多方面，其中包括农民工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很多政策未得以落实等原因。

“由于之前户籍制度有多种限制，在外打工，最怕查暂住证，让很多外出打工者没有尊严。

”王馨代表说，农民工人口的增加的速度不能满足中国制造业规模扩张的速度，也成为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只要提供岗位，他们更愿意回家乡就业张全收描述的“三步曲”，转折从2010年开始。

此时，河南省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承接沿海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用“大招商”结出累累硕果，成为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富士康、格力电器、奇瑞汽车等一批项目落户河南，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当时，河南有2500万左右农民工，其中1000多万人在沿海。

“相比年年‘孔雀东南飞’，‘雁北飞’更有吸引力，只要提供岗位，他们更愿意回家乡就业。

”2006年回乡建厂的王馨对于这个变化特别有体会，家乡开了很多工厂和企业，很多返乡找工作的农民工说，更愿意就近工作，一方面照顾老人和孩子，另一方面在家?l工作更加体面。

一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判断，2012年，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上半年，农民工从省外回流71万人，比上年同期的35万人增长一倍多。

家乡已水美路美乡村振兴让人无忧回乡创业张全收代表的是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也代表了最早收到故乡的召唤，回乡创业的一批人。

“最早出去打工的农民工，常年夫妻分居、无法跟老人孩子共享天伦，孩子上学问题、住房问题难以解决。

随着河南经济的发展，在家门口就业的优势就体现出来。

”张全收认为，以富士康为例，当时每个月能拿到2000多元，而且还在逐年攀升。

黄久生认为，常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都有一个情怀：赚够了钱就回乡创业，就近和家人们一起做点事情。

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更美了，大伙儿创业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从“外来妹”到“总经理”，王馨建议，家乡已铺就了美丽乡村道路，拿出满满的政策扶持，呼吁更多人回乡创业。

摘编自大河报客户端2018年3月13日第一代打工者的“南渡北归”王煜陈薇鸡年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陈永焕喝了八两白酒。

从饭店出来，他心情大好，见谁都是笑眯眯，甚至觉得“马路都比平时要宽一些”。

酒是乔迁酒，这一天，陈永焕搬进了一套新商品房，三室一厅，115平米。

他原来的房子住了10多年，楼道里粉刷的石灰浆都快剥落殆尽。

今年46岁的陈永焕，来自江苏省扬州市下辖的高邮市马棚乡。

如果不是因为新房乔迁，他大概不会这么早回到家乡。

从20岁起，他便出门打工。

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越南，陈永焕跟着制造业转移的步伐，被全球化推着向前走。

这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故事，是一代人的芳华岁月。

广东：“建房子就像种水稻”第一次出远门这年，陈永焕刚满20岁。

他坐着农村常见的“三轮卡”（一种农用车），来到扬州市江都区，从这里出发，3个多小时后到达上海。

接着，从上海火车站前往湖南株洲，再转车南下，在广州火车站与工程队集合，全程耗时三天两夜。

站在上海街头，陈永焕的眼前，是此前未曾见识过的世界：高楼、洋房、方头方脑的桑塔纳汽车，衣着入时的红男绿女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来来去去。

1年前，陈永焕从扬州的一所农村初中毕业。

学业并不顺利，他索性不再升学，进入离家不远的一家国营服装厂做学徒工，每天上班8个小时，一个月挣120块钱。

后来，一位老乡告诉他“广东好”，在广东做一名焊工，每个月可以挣500元钱，算上加班费，月收入可达700元，接近他在本地工资的6倍。

陈永焕想去试试，改善收入之外，也想出去看看“广东人怎么过日子”。

此前，陈永焕的南国印象，是电影里的喇叭裤、年画上的波浪头、还有港产片里令人眼花缭乱的茶点。

陈永焕到达广州的这一年，是1992年。

那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包括“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等论断，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是一个“春天的故事”。

一千公里之外，陈永焕的人生，被南方来的风吹醒。

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此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来自扬州江都的“建筑铁军”，正在珠三角地区一路攻城略地；“江都建安”的招牌，在南方的红土地上随处可见。

出发前，陈永焕穿上了白色运动鞋，理了发，换上一身牛仔服牛仔裤，这是他心目中的“港味”装扮。

落地之后的陈永焕，面对满大街穿着短裤T恤的男男女女，才有些懊悔自己穿得太正式。

在广州，他看到路两旁林立的塔吊，“建房子就像种水稻”。

他还第一次见到几百种花样的广式早茶，尝到“看起来很清爽”的粤菜，并很快爱上吃叉烧。

“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生活图景，让陈永焕经历了一次心理冲击。

在陈永焕的记忆中，粥就是大米和着水，但“广州人吃的粥，里面居然还有肉”；他发现很多广州人不在家做饭，“天天下馆子”。

昆山：熟悉的工友陈永焕在工地上做安装工程，也做电焊工。

身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他们被称作“淘金者”。

园区一个接一个开，工厂一家接一家建，陈永焕的工作地点，就一个接一个换。

从广州到珠海，从东莞到中山，从肇庆到江门，8年间，他几乎跑遍了珠江三角洲。

一个黄昏，在深圳干活的陈永焕，爬上70米高的塔吊作业。

回望几年前初到时的农田，已经建满高楼，工地相互连接着，似乎看不到终点。

珠三角的八年，顽强地在陈永焕的生活里烙下印记。

至今，他仍然喜欢吃大排档，请客爱去粤菜馆，尤其好喝汤。

从20岁到28岁，陈永焕的“青春岁月都留在了广东”，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用陈永焕的话说，是“全国人民看广东”的十年。

进入21世纪后，陈永焕渐渐感觉到“环境在变”。

园区建得少了，活也越来越难接，曾经遍布珠三角的鞋厂、电子厂陆续撤退，换成了各类带有“科技”字样后缀的“新企业”。

同一个厂区里的伙计告诉他，很多老板都将工厂开到了长三角地区。

那几年间，广播里、报纸上，园区的宣传栏上，都在谈“产业升级”，他不是太明白，但当广东的工资好几年固定在每天60元时，他听说，“到了江苏昆山，一天能赚90元”。

陈永焕准备走了。

那时候，他的女儿刚满一岁，他需要挣更多的钱。

2000年春节后，陈永焕踏上归途，回到扬州老家。

昆山离家乡扬州很近，老乡也多，陈永焕很快找到了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