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

浅析秦汉重农抑商政策1.重农抑商政策的成因与表现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大政方针。

作为封闭性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与这密切相关。

所谓的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措施降低商贾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抑制商业的发展，减少商贾的数量，保护农业经济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防止大量农民弃农从商。

1.1 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首先，重农抑商是发展粮食生产，保障百姓物资生活的需求。

战国时期，秦国为了统一天下，连年征战，使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屡见不鲜。

两汉时期的战争有楚汉战争、两次农民战争以及东汉末年的割据战争。

动荡的社会现状使很多农民离家逃难，严重阻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生产。

两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体就是小农经济，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生产，基本上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式，但若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或者战乱，这种经济模式将会迅速崩塌。

在军事方面，当时有匈奴的骚扰威胁，封建统治者必须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否则难以保障边防的需要和维护内部的稳定。

因此，历史只允许当时的统治阶级重视农业发展。

其次，这还是打击商贾，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

战国七雄时期，趁战乱物资供应紧张，诸多商人哄抬物价，直到秦统一六国，才稍有平息。

但汉代初期，朝代的更迭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滞后，部分商贾为了大肆敛财，借机哄抬物价，谋取暴利。

这造成许多农民陷于破产，他乡流亡，更多的农民则弃农从商，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商贾的逐利行为，不仅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间接侵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些不良商贾在又有巨大的财力后，继而可能会割据一地，称霸一方。

甚至相勾结发生叛乱。

封建统治者对这种当然要未雨绸缪，所以抑商也是势在必行的。

再者，流行的重义轻利思想也是一个重大原因。

一种社会思想的产生与演变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其核心往往对社会经济形态变迁的深刻反映，义利观在战国时期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封建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仁义思想，使重义轻利思想对当时社会的百姓影响颇深。

汉武帝时期，百姓对义利观的理解再次发生变化。

汉武帝不但对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进行抑制，打击富商巨贾，他还在全国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儒家思想中“仁”和“义”的重义轻利思想与富商巨贾的重利轻义思想恰恰是相互对立的。

儒家思想被君主接纳后，重义轻利的观念彻底占据了主体地位，从此商贾被人们所鄙视而其重利轻义的思想也受到人们的鄙弃。

1.2 重农抑商政策的目的1.经济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

在古代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就需要通过更多的百姓来从事物质生产，过多的百姓从商以及积累财富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影响，也会不利于统治阶级对底层百姓的掌控。

因此就需要确保农业的稳定发展而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从商百姓数量。

2.政治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封建统治阶级对地城百姓的绝对控制权以防止社会动乱。

古代中国落后的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农业生产带来的财富必定无法满足商贾掠取，过多的社会财富流入到商贾手中也是统治阶级严格禁止的。

古代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产品非常缺乏，商贾却依旧采取各种投机倒把的手段积累财富，打乱了社会的经济平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重农抑商的政策开始被封建统治阶级推行。

3.文化方面，重农抑商政策暗和了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1.3重农抑商思想的主要表现作为生存之“本”的农业在秦汉时期得到很大的重视，而封建统治者却抑制了作为“末”的商业。

封建统治者认为商贾拥有积累社会财富的能力，为达到商贾和农民之间利的相对益平衡，，维护统治阶级的集权统治，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抑制商业发展，从而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

秦汉时期重农抑商思想的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 第一，“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的思想被封建统治阶级反复强调，从而强化了本末意识，丑化了商贾的形象。

封建统治阶级为贬低商都的社会地位，约束到了服饰、乘车和建房等细枝末节的方面，对商贾加以各种歧视性质的硬性要求规定。

第二，在土地政策方面，禁止富商巨贾对土地的兼并，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生产的主体地位。

第三，加强户籍管理，对流动人口进行约束。

第四，从诸多方面约束商贾行为和束缚其商业活动：剥夺其政治权利，禁止其后代为官；利用税收制度对其惩罚；官营暴利行业，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国家直接全面控制，禁止商贾私下经营，百姓的财富毫不知觉被搜刮而流入国库，却还对封建统治阶级感恩戴德，认为他们关心民生疾苦。

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不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还维护了封建统治的稳定，掩饰了对百姓经济上残酷剥削的实质。

2.秦汉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过程2.1 重农抑商思想萌芽我国史学界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人是商鞅。

在《周书》中写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了当时的观点是农业工商业处于同等地位；到春秋战国时期，小农经济的成为农业的主要生产形式，与此同时大中城市中开始兴起手工业和商业；当时商鞅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提到：“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孥”，正式提出了重本事末的思想，并形成政策在当时的秦国施行，使其逐渐强大起来，积累了雄厚的经济财富，为后来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经济条件。

2.2.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主体政治制度。

秦代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提到：“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说明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当时的根本治国方针。

到了汉代，重农抑商政策更是被统治阶级大力推行，汉高祖刘邦更是颁布各种歧视性条令：对商贾在服饰乘车等方面加以要求，同时加重对商贾的赋税。

到了孝惠帝时期，甚至商贾市井的子孙都不得为官。

《汉书·高帝纪》便有此印证：“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操兵，乘骑马。

”及至汉武帝时期，“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的规定更是严重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至中期，统治者对商贾的抑制是有法令和措施等事实依据的。

另外，通过上面所引用的材料，还有以下几点解释：首先，上面条文中所抑制的对象是“贾人”，而“除末”中的“末”不包括工矿业者，所以两者所抑制对象是有所不同的，汉代缩小了对商贾的打击范围。

其次，汉代的条文在总体性质上仅仅抑制性的，汉代初期对贾人的打击力度很小导致其势力十分强大，主要是贬低了贾人的政治地位，和秦代将贾人降到罪人的地位对比，汉代初期，为尽快从战乱中复苏经济，政府“弛山泽之禁”使得“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但商贾经济财富的积累，封建统治阶级却很难实现对其政治上抑制，所以便有了“重农”却有“农夫已贫贱矣”，“抑商”却有“商人已富贵矣”。

条文上的贬斥日渐显得虚浮，难于达到预期效果。

但无论怎样，就政策而言，重农抑商在汉代是切实地实行着，上引条文都能给予证明。

所以，严格来说，重农抑商政策的真正推行是在西汉时期，因为在此之前秦代的政策都是“上农”、“禁末”、“除末”。

但除末与抑商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是从政治到经济层面的剥夺形式，而后者则主要是政治性的。

虽然论重农抑商不得不提“上农除末”，但前者决不能完全由后者替代。

汉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

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允许商人为官，却又从政治、经济上严厉打击工商业，咋一看，两相矛盾，实则不然。

商人为官后身份就会改变，这本身就是一种抑商的手段。

《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武帝）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使经营冶铸、煮盐的行业的多为官商，统治阶级的结构变得日益复杂。

有学者认为，所谓重农抑商只打击私商，不打击官商，在对私商的打击中，使得一批私商转为官商，导致官商数量日益增多，汉武帝时期成为典型。

另外，对顽固的私商，则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破产，便有了“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至此，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推行达到了顶峰，不但从政治上，还从经济上采取各种措施。

然而，这种局面在汉武帝驾崩后就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地主、商贾、官僚三位一体的局面。

此后，重农抑商政策便仅仅成为了一个条文，再也不能作为一项坚决的政策。

综上所述，作为一项政策的重农抑商，主要作用在秦代和西汉中前期，此后，它的出现主要是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观念。

从抑商角度来讲，它由“除末”发展而来，但其打击范围更小，主要针对商贾，在政策方面则是重点打击“贾人”，上引汉代条文中禁止持兵器、穿丝、为官等等，清楚地写明的对象是“贾人”，而对“末业”中的其他人群则更多的是持鄙视态度。

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讲到“良家子”时，《索隐》引如淳曰：“（良家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

”由此可见虽然“末业”中除商贾外的行业不如商贾在政策上的打击力度，但在人们心中的社会地位是一样低。

但是，在实际生产生活中，还存在一种难以分清的工商混同的问题，如汉代亦工亦商的盐铁经营，其中运作很具复杂性。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抑商政策一直都不是限制商业活动的进行，而是仅仅打击工商业活动中的私商，官商则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大获其利，这也为由汉初的主要政治上抑制到汉武帝时经济上抑制，政治上放宽埋下了伏笔。

3.重农抑商政策的性质讨论3.1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第一，重农抑商政策是古代封建社会国家发展封建经济，稳定封建统治的根本措施。

经济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它在封建社会任何时期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男耕女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是古代中国的传统习俗，“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因此，全国人口的衣食之源便是农业生产。

农业又被称为“本业”，汉文帝称农业为“天下之本”、“天下之大本”，认为“道(导)民之路，在于务本。

”贾谊也曾说：“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

”所以发展农业被封建统治者作为治国之本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在秦汉时期，“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像冶铁、煮盐、铸钱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的生产部门被富商大贾们操纵，他们利用经济优势，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剥削百姓，对小农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商鞅曾说：“农贫而商富，故其食贱者钱重”，“食贱”则农民贫穷，“钱重”则商贾富裕，不抑制“末事”的发展，商贾将大获裨益。

而西汉时期，富商巨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兼并土地，导致许多个体小农破产而流亡他乡。

上面所说的情况，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有所提及，他在指出商人高利贷资本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对小农经济的破坏作用时曾说：“一方面，高利贷对封建国家财政收入和统治阶级的中央集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另一方面，它也破坏了个体小农与小手工业者的生产，打乱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

因此，可以说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重点是“重农”，保证“本业”即农业的生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