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文化与韩国

泰山文化與韓國

(2007-05-06 23: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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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舟航海兮，觀光之美”；“留傳萬古兮，燈燈相續”（泰山普照寺《重開山記》碑語）。泰山與隔海相望的箕子之國，自古在文化上就有著密切的聯繫，在東嶽蒼茫雲山間，也屢屢留下三韓士人的遺蹤芳躅。這些名山軼事，堪稱是中韓友誼的歷史佳話。

紀元前後，朝鮮半島上新羅（韓國慶州）、百濟（韓國扶餘）、高句麗（朝鮮平壤）三國並起，同中國的交往也日趨增多。新羅慈悲王（458～478）時代，東裏大儒百節先生嘗以泰山隱士榮啟期自況，而吟“死生有命“之辭（《三國史記》卷四十八），便是韓國歷史上的有名故實。

中國唐朝與海東三國關係尤為密切，和戰相繼，唐初征高句麗之役，在泰山刻石中便有反映。肥城幽棲寺之唐《趙懷相造像記》碑中記趙懷相之父趙毛事蹟，有“唐授騎都尉，少懷武略，囗擅干戈，橫行靜海水之戎，直踢掃遼城之之薛。以茲命賞，克著疇庸。”據銘文中出現之“海水”、“遼城”字樣，其事當指貞觀東征高句麗之役（時稱高句麗據有遼東，故此役習稱為“征遼”）。史載貞觀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發水陸兵力十萬，親征高句麗，先後拔蓋牟、遼東、白岩等城，延至九月，因久攻安市城不下而班師。碑記趙毛勳跡有“橫行靜海水之戎”語，似是趙毛以水軍從征，並累有戰功，受到唐廷賚賞。《趙懷相造像記》所記，不僅新增了一方關涉“征遼”的造像實物，而對進一步追尋七世紀中葉唐麗關係，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東封泰山，海東三國都派遣使節出席這一曠世盛典。麟德二年（665）八月，唐將劉仁軌奉新羅、百濟及耽羅（今韓國濟州島）等國使，“浮海西還”——由新羅江口渡黃海以達山東，“會祠泰山”（《通鑒》卷二Ｏ一）。高麗國王高藏，亦“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舊唐書·東夷傳》）。

——三韓來岱使節，史書僅載明高句麗國使為太子福男（《通鑒》卷二Ｏ一）。今複據石刻考出一人，即百濟國使為扶餘隆。河南開封圖書館藏《扶餘隆墓誌》石刻載：扶餘隆“尋奉明詔，修好新羅。俄沐鴻恩，陪覲東嶽。勳庸累著，寵命日隆”（見羅振玉《邙洛四編》卷三）。扶余隆為百濟王子，隨父義慈降唐，歷任熊津都督，封帶方郡王，最後終老唐土，葬於洛陽。

新羅統一半島後，與唐關係日漸緊張，但兩國外交並未完全中斷。唐玄宗開元十三年（725）封禪泰山，仍招新羅與會。新羅遣王子及使節赴岱，並出席了十一月壬辰泰山朝覲之典（《舊唐書·禮儀志》）。參加贊禮的還有故高麗王子朝鮮郡王高寶元和故百濟王子帶方郡王扶餘敬。這次泰山大典，為八年後唐與新羅重修舊好有所促進。元和十三年（818）唐廷進討盤據東平的藩鎮李師道，新羅還曾派遣大將金雄元率軍三萬助戰，參加了這場“旌旗夜照泰山雪”的平叛戰役。

由於深受唐文化的薰染，新羅王朝也效仿中國設立五嶽四鎮。新羅所立東嶽為吐含山，屬菁州（《三國史記》卷三二《祭祀志》）。同時還置有太山郡。名稱規制全仿泰山。設立時間，據學者研究當在新羅統一半島之後、景德王更易地名之前（參華林甫《中國地名學史考論》第五章《中國傳統地名學對鄰國的影響》）。

繼新羅而崛起的王氏高麗，亦與中國宋、元兩朝交往頻繁。在泰山以北的長青山石室前柱上，刻有宋廷出使高麗使節楷書題字五行，雲：“左諫議大夫河南楊景康功，禮賓使太原王舜封長民，奉使高麗，恭謁祠下。元豐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李環、李之儀、王彥、潘利仁。”按元豐六年（1083）高麗國王王徽病逝，宋神宗遣大臣楊景略等略往祭。當時登州為中朝往來

的主要口岸，當時兩國使節由山東至汴京，多經由泰山以西。孝堂山之奉使高麗題名，正是這條宋麗友好之路的實物佐證。高麗肅宗元年（1095），下詔授國內名山大川以德號。這顯然是受唐宋加授泰山神封號的影響。高麗太祖朝時還制定了祭祀泰山等名山大川的“八關會”，於每年的陰曆十一月十四、十五日舉行，後世沿襲不改，成為朝鮮的傳統節日。特別是這一時期，有許多泰山學者的著述流入海東，價重雞林。如晉代泰山羊祜之《老子傳》，因五季板蕩，在中國已不可複得，高麗宣宗七年（1090）七月，宋哲宗在接見高麗國來使時，曾向其邦索求此書（《高麗史·宣宗世家》所收宋廷《求書目錄》，內有：“羊祜《老子》三卷”）。又元泰安王禎所著《農書》，亦曾傳諸韓土，後來李朝中宗稱讚此書“農桑灌溉之事備在其中”，乃下政院，命“開刊廣布”，以傳其編（見朝鮮《中宗大王實錄》十，嘉靖二十二年下）。

李氏朝鮮時代，更有禪僧滿空浮海來華、卓錫泰山的美談。岱麓普照寺內的明代《重開山記》碑載：“永樂間，粵高麗僧雲公滿空禪師等數僧，航海而來，達于京師，欽奉聖旨，敕賜金襴袈裟，及送光祿寺筵宴，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宣德三年（1428），亦欽奉聖恩，著禮部各給度牒壹道，敕令天下參方禮祖。禪師因登泰山訪古刹……。”

關於滿空來明之經歷，碑中只有“扁舟航海”數字，語焉不詳。而在朝鮮《李朝實錄》上，卻有較詳記錄。《世宗莊憲大王實錄》一載：永樂十九年（1421）“五月庚辰，囚僧尚強於義禁府。強堂弟僧適休與其徒信乃等九人，住平安道香山（引者注：即妙香山，在今朝鮮平安道甯邊郡境），乘桴渡鴨綠江，逃入遼東。上書于都司，獻舍利子三枚，都司送詣京師。其意欲訴本國不崇佛法，而依大明以興其道也。”“戊子，通事林密回自京師，……言還至山海衛，逢本國僧信乃等九人，問其所之，一僧雲‘向北京’，餘皆不答。”六月“辛亥，以判承文院事曹崇德為奏聞使，請還逃僧。”“壬子，通事崔雲回自京師，……啟：‘到豐潤縣（引者注：今河北豐潤），聞本國逃僧到縣。尋至遞車所，八僧隱避，唯見一僧，問曰：'汝乃我國僧耶？’答曰：‘然。’又問：‘何鄉里人耶？’答曰：‘僧本游方，安有鄉里。’遼東鎮撫曰：‘上朝之人，不可共語。’臣等應之曰：‘四海一家，與本國僧語，何害！’”“七月壬戌，曹崇德齎請還逃僧奏本如京師。”“己亥，通事宣存義回自京師，言：‘本國逃僧洪惠等，欽奉聖旨，前往南京，住天界寺。’”十月“已酉，奏聞使曹崇德回自京師，啟‘皇帝不允請還逃僧之奏。”’（《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頁２９５～２９８）。按《重開山記》所雲滿空“航海而來”當指此“逃僧”事件。依據是：一、碑載滿空等數僧來華是在永樂間，而逃僧事發生在永樂十九年，其時間相合。二、碑稱諸僧以“扁舟航海”而至，而實錄記其乃“乘桴渡鴨綠江”（其路線似由妙香山沿清川江東下，經鴨綠江至中國遼東），其手段相合。三、碑謂滿空來華後，明廷“遣官送赴南京天界寺住坐”，而實錄亦載逃僧奉旨“前往南京，住天界寺”（按天界寺故址在南京中華門內，為當時外國僧人聚集之地），其結局相合。均可證兩者實為一事，滿空即是當年偷渡來華的九僧之一。

參繹《實錄》所載逃僧“深訴本國不崇佛法，而依大明以興其道”諸語，知滿空等投明有著較為複雜的政治背景，其中尤與李朝之抑佛政策切切相關。韓之佛教在新羅、高麗朝曾盛極一時，但隨著後來儒佛矛盾的加劇，排佛思想漸占上風。繼起的李朝，以儒為國教，太祖李成桂放逐禁中僧侶，世宗李裪更收捕衲子，都使佛教大受打擊（參見日本·忽滑穀快天《韓國禪教史》第四編）。以致僧人奔明事件屢有發生。李世宗曾對臣下稱：“今者（明）皇帝深信浮屠，……我國則前既革去寺社田民，僅存十一，今又盡去寺社奴婢，雖其自取，豈無怨咨乎？此輩既已缺望，又聞皇帝崇佛，必有逃入上國飾辭讒訴之人”（《世宗莊憲大王實錄》一），可窺當時事態。滿空等人因感在本國弘揚佛法已斷乎無望，乃不顧朝廷阻撓，捨命廣海，一葦西來。《重開山記》稱之為“觀光之美”，實為隱諱之詞，未得其實。

滿空禪師至泰山後，先重建竹林寺，後又復興普照禪刹，在此駐錫禁足二十餘載，名公巨卿待以師禮，最後於天順七年（1463）閏七月初二日圓寂於寺。臨卒留偈曰：“吾年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