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讲稿

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

李玲

1921年那个除夕的夜晚，年轻的冰心对父亲说她的理想是“看守灯塔”。她说：“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的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往事二之八》）冰心希望在海军部工作的父亲能帮助她谋到灯台守这个职位，她要“牺牲自己，服务社会”。可惜，按规定灯台守是男性从事的工作。父亲安慰她说：“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的很！”（《往事二之八》）冰心没有谋到现实中看守灯塔的工作，但是，她却用一生的创作为我们点燃、看守了一座“爱”的灯塔。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

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掉，也不是

悲凉。‛（《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这些早年写给小读者的美丽词句，正是冰心一生的自我写照。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冰心并不是不知道人生有荆棘、不知道人生有痛苦，而恰恰是感觉到了荆棘、痛苦的存在，她才要用爱和同情来温暖人生。这里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需要不需要这种温暖和慰藉？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予别人这种温暖和慰藉？这种爱与同情在我们的生命到底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

也许有人要说，感觉到了荆棘，感觉到了痛苦，就应该迅速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那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爱和同情并不能解决问题。然而，我要说，人不是纯粹理智的动物，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固然重要，但心灵的呵护也同等重要。首先，拔去荆棘、去处痛苦的根源需要坚强的心理力量才能完成，这种心理力量要靠爱与同情来涵养；其次，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根源之后，人的心灵仍然需要爱与同情来排除那荆棘与痛苦留下的阴影；再次，人生的某些困境，诸如个体生命有限、人总有一天要死之类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解决的，那么，爱与同情的温暖对于人生来说就分外重要了。

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执著于拔去荆棘、去除痛苦的作家。他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挚爱，往往通过憎的方式来表达。鲁迅渴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就特别憎恨我们民族精神中病态的东西。他一生都怀着“爱愈深，其恨愈切”的痛苦心情，从各种角度揭示民族的精神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揭露中国历史文化和历史制度有“吃人”的一面，他批判国民的“精神胜利法”，他批判庸众对别人的生命麻木不仁的看客心态。然而，鲁迅这样一个执著于批判的作家，他的作品同时也从正面表达了对爱与同情的强烈渴求。他一生都感激藤野先生对自己的关爱，一生都怀念自己与少年闰土的无间友谊，故乡迎神赛会上富有人情味的“无常”也让他一想起来就感到特别温馨。这些“好的故事”，一直是他的精神支撑。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爱与同情对于富有情感的人类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作家冰心存在的意义。

冰心正以歌唱爱这种鲜明的文化立场，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最初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这种重视生命价值的现代性追求，从两方面

展开，一方面是批判那些压抑生命的力量，诸如批判封建礼教、批判社会等级制度、控诉外族侵略等；另一方面是直接从正面呼唤对生命价值的尊重，诸如歌唱母爱、歌唱儿童之爱、体察弱小者的内心世界、尊重受剥夺者受侮辱者的人格等。这反面批判与正面建构，缺一不可。它们不仅各自构成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面，而且互为基础、互相渗透。鲁迅、张爱玲等作家批判各种压抑生命的现象，正是以关爱生命为终极的价值追求；冰心正面歌唱爱，实际上也抵御了各种否定生命的力量。

冰心一生的创作时间很长，青年、中年、晚年都有精品问世，但是冰心对时代文化思想和时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时期，应该是她歌颂爱的青年时期。今天，我们围绕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这个话题，着重要分析的就是她早年的“爱的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万全之爱

宇宙无穷、人生有限，这是每一个自觉的生命都要面临的终极困境。不同的哲学、宗教面对这一终极困境展开了对人的生存态度的不同思考。年轻的冰心也为这一问题困扰着。她在1925年创作的小说《剧后》中，让美丽的女主人公爱娜倚镜凝想并产生幻觉：‚她这时似乎看见了年光的黑影，鸷鸟般张开巨翼，蓬蓬的飞来，在她光艳的躯

壳上瞰视，回旋。她妩媚的精神丰度，在黑影中渐渐暗淡，她的长眉妙目，在黑

影中一团儿冰雪般渐渐的消融。在飘扬的轻裾底下，只立着……只立着一架雪白

嶙峋的骷髅！‛（冰心《剧后》）

这里，冰心实际上是借助主人公的幻觉表达作家对人最终必须走向衰老、死亡的无奈、恐惧。

这种无奈和恐惧在五四作家的生命感受中相当普遍。鲁迅在《过客》中说人生道路的前面是坟，庐隐说人活着就像笼子中的鸭子一样不自由。但是不同的作家对待人类的这个终极困境的态度却不一样。鲁迅的态度是直面虚无、反抗绝望，所以他笔下的过客的使命就是不停地走。1庐隐笔下的青年女性因为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陷入精神憔悴中。

冰心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但是她显然不甘愿陷入到精神痛苦中。以文学拯救人的精神的使命感，也使得她不允许自己沉浸中迷惘中。她转而到东方哲学中汲取精神力量。散文《“无限之生”的界线》中，她借人物之口表明死亡不过是生命“越过了‘无限之生的界线’”罢了。文中，死去的宛因对活着的朋友冰心说：

‚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

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

万物，也是结合的。‛（冰心《‚无限之生‛的界线》）

宛因接近婉莹，婉莹是冰心的本名。这里，冰心其实是自己在跟自己对话，探讨死亡问题。她在有差别的生命中看到了生死之间、万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由此超越死亡给生命带来的恐惧，甚至赋予死亡以一层宁静的诗意美，并且在思辨中给孤独的个体生命带来宇宙大家庭的融融暖意。在她眼里，灵魂是先于生死而永恒存在的；不仅人有灵，万物也均有相互感应的灵魂，因而“万全的爱”是世界的本质（《“无限之生”的界线》）。她从宇宙万物－－无论其形态如何变化－－精神上都是相结合的的感悟中寻找到了精神归宿。所以宛因对冰心说：‚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

抑制摧残他，你去罢，――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罢！‛（冰心《‚无限之

生‛的界线》）

对“完全之爱”的确认，既从精神上慰藉了人面对死亡的恐惧，又建构了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冰心的这种人生观明显受到印度哲人泰戈尔的影响。“泰戈尔的信仰联系着《奥义书》的传统”2，联系着古印度哲学。在普遍以欧风美雨拯救中国的现代社会中，冰心创作从东方哲学中汲取人生智慧。她对东方文明的继承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