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非监禁刑适用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非监禁刑适用问题研究【摘要】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等羁押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种类的统称。

非监禁刑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有力回应，研究非监禁刑的适用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

国外非监禁刑适用非常普遍，而我国现有的非监禁刑体系在刑事立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这为非监禁刑在我国的广泛适用竖起了重重障碍，导致非监禁刑刑罚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因此，亟需在刑事立法、司法和刑罚执行等层面进行必要的改进，以使我国非监禁刑体系日臻完善。

【关键词】宽严相济；非监禁刑；适用；完善1问题的提出——非监禁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刑罚改革的必然选择被西方学者誉为“刑事政策之父”的德国学者费尔巴哈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的确，“刑事政策并非只是单纯的刑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

”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无疑是当前最符合我国社会发展情势的刑事政策，从与我国旧有刑事政策的关系的角度讲，它既是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也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精髓的继承与发展，且比其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是指宽大、宽缓，主要表现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和刑罚轻缓化三个方面。

“严”是指严格、严厉、主要表现为犯罪化、刑罚严厉化和刑法的必然性三个方面。

“济”是指结合、弥补、协调之意，要求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做从宽或从严的不同处理。

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包括如下内容：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

③宽严相济，当务之急是以宽为先。

众所周知，我国的刑法主要是一部重罪重刑法，刑罚重而厉，死刑罪名多，死刑适用范围广。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刑法改革在严密法网、扩大犯罪圈的同时，也要使刑罚总体趋轻；刑法措施要多样化，要将保安处分纳入刑罚体系；要严格控制死刑、无期徒刑以及长期监禁刑的使用，更要注意避免短期监禁刑的泛滥；还要积极推行以行刑社会化为核心的行刑制度改革。

④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区别对待，强调宽与严的互补并用，在深受我国传统的“重刑主义”刑法理念之毒影响的当下，刑罚改革主要应“以宽为先”。

国内学者对“非监禁刑”这一概念的理解，观点纷杂，主要有：刑种说，社区矫正说，刑种兼刑罚执行方法说，刑种兼刑罚执行、消灭说，刑罚兼非刑罚处理方法说，非监禁措施说等六种。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进行界定，均具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笔者赞同刑种说，其余各说则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⑤笔者认为“非监禁刑”是相对于“监禁刑”而提出的概念，既然“监禁刑”属于刑种，那么“非监禁刑”当然也应属于刑种，不能将作为刑罚种类的非监禁刑与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消灭制度、非刑罚处理方法及非监禁措施等概念相混淆。

除“刑种说”之外的其余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此错误，无论在理论研讨层面还是司法实务层面，都将造成逻辑起点的混乱和认识上的迷茫，这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以非监禁刑的完善为重要内容和方向的刑罚改革是极为不利的。

非监禁刑，顾名思义应当是指在监狱等羁押场所之外，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种类的统称。

具体来说，是指由审判机关决定的，对犯罪人适用的，不在监狱等禁闭场所执行的，不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的，惩罚程度较轻的各种刑罚。

据此，我国现行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应当包括：（1）主刑：管制；（2）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

非监禁刑具有非监禁性、轻缓性、经济性与合目的性的特点，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有力回应。

因此，规范并完善非监禁刑的适用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和内在要求。

2国内外非监禁刑适用之现状21国外非监禁刑适用之勃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监禁刑在西方国家的刑事制裁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加重，刑事制裁渐渐进入监禁刑与非监禁刑并重并逐步向非监禁刑过渡的阶段。

欧洲国家一直走在非监禁刑研究和适用的前列。

早在1970年，《德国刑法典》第47条第1项就规定：“法院根据犯罪人和犯罪人人格具有的特殊情况，认为必须判处监禁刑才能改造犯罪人或维护法律秩序时，才应当判处6个月以下的监禁刑”。

这为当时德国罚金刑的大量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导致其适用监禁刑的案件数量大幅下降，从1968年的184000起降低到1970年的56000起（仅为1968年的3043%），而到1989年时，监禁刑数量进一步下降到48000起。

⑥与此同时，罚金刑的适用数量也不断攀升，到1994年时，适用罚金刑的案件总数已经占到所判刑罚总数的7831%，一跃成为当时适用率最高的刑罚措施。

⑦英国严格控制监禁刑的适用，代之以非监禁的刑罚措施。

例如，1995年英格兰只有约10%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被判处了监禁刑，而对其他将近90%的案件当事人均判以罚金刑、社区服务令以及警告等非监禁刑或监禁刑的刑罚替代措施。

⑧北美国家在非监禁刑的种类上，与欧洲国家大多重合。

美国的非监禁刑非常发达，种类很多，适用的对象和范围广泛。

以罚金刑为例，在适用对象上，美国的罚金刑可以适用于一切犯罪的自然人，还可适用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在适用范围上，既可适用于故意犯罪，也可适用于过失犯罪。

除一级谋杀罪等少量犯罪外，美国的罚金刑可适用于所有的重罪、轻罪和违警罪。

⑨加拿大的非监禁刑主要有社区服务令、罚金和赔偿等。

联合国在第六至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犯罪人待遇大会上，接连通过了旨在呼吁成员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第8号和第16号决议，及《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简称“东京规则”）和《非监禁制裁研究的原则和指南》，为非监禁刑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和适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2国内非监禁刑适用之羸弱。

我国现行刑法的非监禁刑体系，由主刑：管制和附加刑：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共同组成。

驱逐出境只适用于在我国犯罪的外国人，故适用范围很有限。

由于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适用非监禁刑的影响，其余四种非监禁刑在我国的适用率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仍处于非监禁性刑罚体系的低级发展阶段。

本文试以两种主要的非监禁刑：管制和罚金为“管”，来窥我国非监禁刑适用之“豹”。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种非监禁刑罚种类，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相对其他刑罚种类较高，但总体仍偏低。

根据某省2000年的调查结果：1997年该省人民法院共判处29919人刑罚，其中，被判处管制的有132人，占044%；1998年共对33114人判处刑罚，其中，有260人被判处管制，占被判刑罚总人数的079%；1999年被判处刑罚的共有38503人，其中有336人被判处了管制，占087%。

⑩从该省连续三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管制刑适用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都在逐年上升。

这表明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适用管制刑的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是好的现象，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我国刑罚适用体系中管制刑的总体适用比例仍显偏低，适用量仍然偏少。

随着贪利性犯罪在整个犯罪体系中所占比例的不断升高，罚金刑成为我国近年来大力倡导适用的非监禁刑种，适用率有大幅提升，但离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非监禁刑的适用比例还相距甚远。

从某基层法院2003至2005三个司法年度的统计数据看，除了侵犯财产罪的罚金刑适用比例相对较高外，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罚金刑适用比例仅分别为20%、33%和08%；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罚金刑适用比例相对高些也仅分别是52%、50%和22%；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罚金刑适用比例除有一年为19%外，其余两年都是0。

判处罚金的罪名仅占刑法分则中自然人罚金刑罪名总数的10%左右，判处罚金的案件还不到整个刑事案件总数的一半。

○由此可见，我国罚金刑适用情况仍不容乐观。

3我国非监禁刑适用之障碍分析——“先天不足”与“后天乏力”31先天不足：“立法上的缺陷”与“不良刑罚文化的影响”。

311立法上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比1979年刑法在非监禁刑的规定上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立法。

主要表现为：（1）刑法规定的非监禁刑罚种类过少，与国际社会不可同日而语；（2）在仅有的五类非监禁刑罚中也是缺陷重重。

详言之，其一，刑法分则中规定可以适用非监禁刑的条文和犯罪范围还太少和太窄。

这是我国几类非监禁刑多多少少都存在的共性问题。

有的犯罪类型中可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过低，有的犯罪类型多达几十个罪名甚至没有一个罪名可以适用非监禁刑，比如现行刑法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和第九章的渎职罪竟没有一个罪名可以适用管制刑。

这显然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也有违国际社会刑罚发展的轻缓化趋势。

其二，刑罚总则中对非监禁刑的规定过于笼统，徒增司法适用之难度。

比如，未明确规定适用罚金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财产性非监禁刑时如何确定具体数额；也没有明确规定没收财产适用的对象，究竟何为“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犯罪分子财产的一部或全部”究竟如何把握？对驱逐出境的适用条件规定的不甚明确，只要是在我国境内犯罪的外国人都一律适用呢，还是根据罪的种类和罪的轻重加以选择适用？这些都容易造成司法认定上的困难。

而且也没有像国际社会多数国家那样规定罚金刑可以单独适用，这与罚金刑在世界刑罚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不相匹配，也不利于有效打击贪利性犯罪。

312不良刑罚文化的影响。

重刑主义的刑罚理念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罚体系健康发展的毒瘤。

其当然的表现为，立法者倾向于立“重法”，设“重刑”（多监禁刑和死刑）；司法者倾向于判“重罚”；执法者毫无选择地执行“重罚”。

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不只是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本身受重刑主义思想侵蚀的缘故，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作用。

这种舆论压力一方面来自民众，“不重判不足以平民愤”使然；另一方面又来自其他刑事司法机关的埋怨，实践中，公检法机关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大量存在，法院如只判处非监禁刑，就会被公安和检察机关认为否认了他们前期所做的工作，将面临“公安、检察机关抓人、捕人，法院放人”的舆论压力。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也会面临同样的尴尬。

32后天乏力：“司法上的失灵”与“刑罚执行体制的束缚”。

321司法上的失灵。

再好的刑事立法，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也只是一纸空文，对社会的犯罪控制不会产生丝毫积极的作用。

我国现行刑法相比1979年刑法，对非监禁刑的规定已经有所进步，但这种进步却没有体现在对刑法规定的坚决执行上，实践中法官在遇到可用监禁刑也可用非监禁刑的情形时，大多会规避非监禁刑的适用，而选择判处监禁刑。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或者为“平民愤”，满足公众的报应心理和对社会安全感的需求；或者为“按领导指示办事”；又或者为便于刑罚执行，使其更具可操作性……这些理由冠冕堂皇，看似合理或是无奈之举，实则是对刑罚目的的亵渎，是对实质正义的践踏，是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司法职业担当的懦弱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