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综述

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综述
信息来源：财经信息网日期：2011-07-11 作者：[崔丹]
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

作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环节，分配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政治的稳定。

收入分配理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经济学家对其研究日渐深入，也得出了许多新的成果。

自库兹涅茨假说提出之后，研究重点集中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于缺乏统一的实证分析结论，理论学家从多个角度研究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

本文梳理了收入分配理论发展的历程以及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从政治经济机制、社会稳定机制、市场规模机制等介绍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收入分配理论演进概述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

回顾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现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十分庞杂，从产生至今共经历了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当代的收入分配理论三个阶段。

古典经济学家曾对分配理论给予极高的重视，侧重于讨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

威廉·配第最早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

此后，亚当·斯密将前者的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等问题的出发点。

而针对分配问题进行开创性研究的则是古典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

他始终把收入分配作为研究中心，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正是商品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各阶级间的分配规律。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传统，发展形成了成熟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以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认为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以及由此决定的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等一系列分配变量。

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过程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和体制变化同收入分配状况和趋势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剩余价值规律促使资本集中、积聚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产业后备军队伍不断扩大，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有效需求不足。

于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周期性爆发, 经济发展在经济危机强制调整中辗转行进。

经济制度变动是决定收入分配机制的观点,是马克思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联研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当代收入分配
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收入合理分配问题的研究，大致可概括
为福利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分配理论。

福利经济学认为，社会改革必须注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个人收入差距扩大要考虑社会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等。

发展经济学则主要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分配状况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收入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提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

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的倒“U”形假设，引起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

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

自从倒“U”形假说提出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广泛的验证。

由于选取国家不同以及时间跨度的区别，学术界并未得出一致的见解。

回顾相关研究文献，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研究大多支持了库兹涅茨假说。

80年代后，出现了否定的观点。

具有影响力的是G.S.Fields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以亚洲“四小龙”为例，他发现即使早期阶段也不是必然伴随收入不平等的恶化，甚至有出现改善的结局。

以上研究中，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外生的、稳定的。

为了深入理解现实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必要将收入分配格局内生化,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

内生收入分配格局理论认为，为了研究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化,应该分析从一种收入分配格局到另一种格局的传导机制(变量) 。

初始分配格局决定当期传导变量值,后者对不同个人的当期收入产生不同影响,从而使得期末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改变下期传导变量值。

正是在与传导变量的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得以动态化。

现代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有代表性的传导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利率和工资等。

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统一的框架中研究了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动态演化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为金融中介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金融发展则使得投资期望收益率更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在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早期,收益率的差别导致穷人和富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增长的成熟期,金融中介的发展使人们都能获得同样的收益,收入分配格局最终会稳定在平等水平。

他们的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与库兹涅茨假说相似的结论。

然而，也有其他学者通过构建模型发现，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财富分配不均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

要改变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必须完善资本市场,降低进入门槛。

收入分配不平等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收入分配理论中，最具争议也最具现实意义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自库兹涅茨假说提出后，六十多年来经济学家采用不同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结论却众说纷纭。

计量研究结论的模棱两可给理论家以充足的想象空间,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20世纪50年代人们主要研究的是储蓄-投资渠
道,Lewis(1954)、Kaldor(1957)、Pasinetti(1962)通过分析认为，由于富人的储蓄率高,储蓄和投资主要来源于富裕阶层,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80年代后期以来,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增长理论的崛起拓宽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广泛考察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机制。

收入分配影响增长的政治经济机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该理论研究收入分配通过政府财政支出和税收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称为内生财政政策理论。

其典型的理论结构包括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

在经济均衡中,他们运用优化模型研究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个人的收入(财富)水平与其偏好的最优税率间的关系；在政治均衡中, 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规则和中间投票人定理，社会的税率最终由政治均衡确定。

不同的收入分配格局下中间投票人的收入(财富)状况不同,其所偏好的税率也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社会税率和不同的经济增长率。

社会稳定性机制方面的文献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

在一个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人们进行正常的市场或者政治渠道之外的寻租活动,从而引起社会不稳定。

在计量检验方面，社会稳定性机制方面的文献一般构造如下两类度量“政治不稳定”:一类根据抗议、罢工、政权更替、政治暴力、政变、革命等事件的数量构成社会不稳定指标；另一类指标反映产权保护的力度,它一般用一些国际投资中介机构提供的各种“国家风险指标”衡量。

计量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定”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提出了收入分配的大推动(big push)理论，研究收入分配通过市场规模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注意到了农业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选择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用函数: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人们偏好于扩大消费品的范围,而不是增加某种商品的消费量。

利用这种很符合常识的效用函数，他们发现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穷人购买力有限，对国内生产需求不足。

工业化要求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以使规模收益递增的技术获得盈利性,而收入分配不平等、财富过于集中可能会限制市场规模从而妨碍经济增长。

Perotti(1996)从个人教育-生育决策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他认为父母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其生育决策有收入效应和替代效
应两方面影响。

在父母人力资本较低时,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对父母决策的影响大,收入效应居于主导,父母倾向于多生少教的决策；在父母人力资本较高时,抚养小孩的机会成本对父母决策的影响大,替代效应居于主导,父母倾向于减少生育率,增加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

因此,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一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收入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现象，使人们将目光聚集在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上。

纵观该理论的发展历程，取得了许多成就，也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难题。

透过经济模型，经济学家试图寻找解决分配不公平的有效途径。

我们希望学者付出的辛劳，不仅丰富收入分配理论，更为人民带来福祉。

学者称我国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2011年03月29日16:39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亟待解决，应该成为各级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任何拖延都可能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是因为基尼系数超过0.5以后，一方面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会使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努力更加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甚至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中，利益集团反对改变分配格局的力量会更加强大。

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处在一种不断扩大的态势。

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44上升到2008年的0.49 左右。

我国已成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成为拉动全国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因素
从收入分配结构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2003年达到一个高水平后，在后续几年中基本上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在3.3倍左右。

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了城镇居民，使得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稍有回落。

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有所下降，基尼系数上升幅度不很明显。

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稳定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缓慢扩大，主要归结于过去几年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和扶贫开发政策。

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出现了缩小的迹象，这是与西部大开发政策、东北振兴计划、提高地区间财政转移支付比例等政策相关的。

然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却成为拉动全国收入差距的结构性因素。

过去几年，城镇内部收入差距一直不断扩大，扩大幅度超过了农村，现在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农村。

在城镇内部收入分配中，部门之间收入差距和职业之间收入扩大的最为明显。

此外，城镇中出现了一些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急剧增加、人群规模急剧扩大的态势。

这些人群有的是借助资本市场的暴利机会，有的是利用权力寻租，有的是利用资源垄断获得收入和财富的急剧增长。

对于这种不容乐观的收入分配格局，我们应该有什么判断？未来5年收入差距会发生什么变化？第一，客观地说，收入差距还将继续扩大，而扩大幅度的大小将取决于政府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力度。

第二，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亟待解决，应该成为各级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任何拖延都可能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是因为基尼系数超过0.5以后，一方面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会使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努力更加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甚至极大的努力才有可能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中，利益集团反对改变分配格局的力量会更加强大。

第三，除了过大的收入差距，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尤为突出，公众对收入分配的怨气不断增加，进一步增
加了收入分配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应该看到我国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涉及经济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反映了经济发展方式中的问题，也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体制中的问题，任何单一的政策都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需要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制定一套完整、有效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加以解决。

初次分配政策取向是解决市场扭曲和不完善问题的基础
结合我国具体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特点与收入分配特点，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体系应该包括三大板块内容：收入初次分配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

具体来讲，收入初次分配政策如何选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初次分配政策取向要解决市场扭曲和市场不完善的问题。

所谓市场扭曲，主要是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言的。

现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分割，存在着工资的扭曲，存在对农民工的歧视，存在着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存在着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

建立公平、有效的劳动力市场秩序和环境无疑对缩小初次分配中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的资本市场也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还缺少竞争性，从而造成了很多中小企业难以得到相应的贷款，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增加就业和缩小收入差距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此外，资源价格的扭曲问题也是导致初次分配不合理的一个原因。

一些部门和行业之所以保持其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和资源价格的扭曲相关。

因此，要从完善市场的角度、打破垄断的角度，来考虑相关的政策措施。

特别地，政府应该出台切实可行的法规来解决垄断行业工资过高的问题，彻底打破垄断，构建更加合理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还有，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最有效措施是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因为低工资的就业者大多是人力资本相对不足、教育水平偏低，没有技能的群体。

提高这个群体工资水平的办法，一方面是减少对他们的就业歧视、工资歧视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另一方面是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

为了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让农民收入尽快增长，适度地提高农产品价格应该成为初次分配政策的一种选择。

以往经验表明，当农产品价格上升较快时，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都会有所缩小。

当然提高农产品价格相当于对城镇居民征收“食品消费税”，会影响到城镇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但是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政府价格补贴的办法加以解决。

注意工资变动的失业效应
对于当前流行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我认为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从一些城市的做法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甚至不顾及当地的实际就业情况。

有些城市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副作用。

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加以细致研究后才可以落实。

首先，要研究最低工资变动对就业或失业的影响，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经济体来说，工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到就业，而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一般也会降低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其次，需要考虑最低工资标准与实际工资分布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需要搞清楚一个城市有多大比例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是低于最低工资的。

如果这个比例比较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产生的负面作用就会较小，反之亦然。

再次，需要研究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分布情况，这是因为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可以承受提高最低工资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而利润率较低的企业则具有较小的承受能力。

对于那些无力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的企业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减少用工量，其结果是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带来失业的问题。

总之，在提高最低工资时，最应该注意的是它带来的失业效应。

现在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实行工资的集体谈判可以缩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

对此，我也表示怀疑。

因为在我国建立有效的工资谈判(协调)机制，目前缺乏应有的政治制度保障，或者说缺少应有的制度环境。

有什么样的工资协调机制，关键取决于工人有什么样的组织。

一些地方采取工资谈判的做法，背后都是政府在组织和推动。

一些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利润率比较高的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愿意配合。

而对于那些无法负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来说，工资谈判的办法又会起到什么作用？也许带来的后果是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的工人失业。

收入再分配和配套政策空间更大
相比来说，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有更大的改进空间。

一是我国收入再分配的力度非常有限。

这表现为收入再分配前后收入差距的变化不明显，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收入差距经过再分配(税收和转移支付)后会有大幅度缩小。

二是收入再分配政策与刺激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互补性，也就是说向穷人和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收入会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提高内需能力和水平。

三是政府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收入的高速增加为向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提供了条件。

虽然政府的公款消费也会增加内需，但是将公款消费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转变为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所起到的社会效应是大不相同的。

最后，对于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复杂性，仅仅依赖初次分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套政策。

这些配套政策主要是为了遏制权力寻租和腐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例如完善收入监管制度；完善税收监管制度；健全政府权利的监督机制；实行政府官员收入和财产的公布制度；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李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十八大报告是如何解决社会收入差距的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谈过去五年和十年基本终结时，对存在的不足论述尽管文字不多，但是很坦诚和充满忧患意识，指出：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这段话有四个层次，一是对未来忧患意识的清醒表达，第二层是认识到科学发展仍存在不足，第三层是承认社会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第四层是党的自身问题，部分基层组织涣散和腐败总体严峻。

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不仅是普遍的认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课题，更是对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严峻考验，对于普通来百姓来说收入差距拉大如何解决，事关我们未来十来年的幸福，那么党的报告是如何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在胡锦涛同志报告的第七部分“加强社会建设”中的做了具体全面的安排和部署。

其中第三点作为实现收入翻番计划的落脚点，也是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是这样表述的：
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
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在这不到200字的文字中，12次提到“收入”，首先是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这是要从制度上保证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次要强调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表明了提高居民收入的增速；第三是提高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比重，划大了蛋糕，是从根本上保居民收入提高的路径。

在这三个宏观层面上同时发力，让居民收入在国家富强进程中不再是“屌丝”状态。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又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了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以往我们讲到社会分配时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很少顾及公平，因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初次分配若过度强调公平会影响积极性，会养懒人，只强调在社会再分配中强调公平，但这次表述却强调了对初次分配的“公平”的要求，这是对目前存在的分配制度弊端的一种纠偏。

同时报告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也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这在很大程度上，既保护了穷人能分享改革成果，有较好保护了富人的利益和积极性，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

要做到这点规范分配秩序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解决“取缔非法收入”如何落地的问题，如果没有政策上的大调整就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当今社会以权谋私的腐败式暴富者有之，利用法制不健全或者违法收入暴富起来的更是大有人在，依靠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获得高收入更是不公平，这些也是社会仇富心态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从根本上解决了非法收入的问题，将会是社会精英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和资本、智本先富起来，从而实现带动后富者，这恐怕才是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初衷吧。

如此看来十八大制定的纲领对缩小收入差距希望很大，但是真正实现起来依旧困难重重，不管怎样有了这个思想就会有下一步的行动，十年后再回首，今天的这个决定就显得更加有历史意义了。

（肖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