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若干策略问题题库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若干策略问题刘亚律西方文论的引入为中国当代文论的变革与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挤压效应。

“西方文论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对此作出的理论回应。

作为具体的融合策略,“无能为力说”、“中体西用说”以及“话语改造说”,尚存在不完备之处。

文章以叙事学的中国接受为具体视角,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可以通过立足通约性、注重实效性,立足普泛性、侧重民族性,以及立足主体性、保持开放性的融合策略来加以解决。

[关键词]西方文论;叙事学;中国化;中国接受[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9)04-0112-06刘亚律(1970—),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四川成都 610064)本文系江西省“十一五”社科规划课题“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研究”(项目编号:06WX35)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大规模引入,被认为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第三波浪潮。

与西方文艺纷至沓来的迅捷相比,百年中国文论的转型之旅虽不能说是裹足不前,却也举步维艰。

在背负传统与面向世界之间艰难穿行的当代文论除了左冲右突外,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正是在此现实情境下,中国学界继“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后,近年来又提出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命题,试图从中探寻出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本文拟以叙事学在中国的接受为具体个案,通过总结其接受特点,探索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某种可能途径。

一、困局:西方文论的“双刃”效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西方文论中国化”命题属于影响研究之范畴,西方文论进入中国构成其理论前提。

一种民族的(或质态的)文学(文化)对另一种民族的(或质态的)文学(文化)的积极意义业已为文学(文化)史上的成就所证明。

罗素就曾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摹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1](P8)同样,没有印度佛学的远播中土,就没有中国禅宗文化的形成;没有高扬主体精神的中国道学与禅宗文化的深厚滋养,很难说会有鲜明日本文化特色的“物哀”观念与“俳句”的产生。

世界文学美妙多姿得益于各民族文学养分的共同培育。

正是因为有了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影响,才“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P255)。

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论来说,引进西方文论的意义突出表现为异质理论资源的多重呈现。

所谓异质,是指西方文论有着迥异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思想底蕴、运思方式与话语形式,为审视中国文论传统提供了崭新的理论参照系,通过中西并置的比照作用,有助于学界更为明晰地检视中国文论传统的优势与不足;所谓多重,则是指西方文论资源知识构造的丰富性与研究范式的多样性。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一味奉苏联模式为圭臬,强调政治挂帅与主题先行,社会历史批评与阶级分析方法被无节制地滥用,成为经主流意识形态许可的唯一言说方式,其结果是,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被简化成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字注脚,在封闭的环境里陷入狭隘僵化的死胡同。

因此,西方文论资源的进入,有助于学界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为文学理论的变革创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

西方文论的引入是在西方文明快速推进经济全球化、积极推行文化渗透与扩张战略的背景下进行的。

它在促进思维方式与批评范式变革的同时,也造成了文论话语民族性的严重式微,以及言说模式日益趋同的现象,从而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的深深忧虑。

作为在不同社会与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形态,在讲求科学逻辑性的西方文论与讲求直观经验性的中国传统文论之间,本来难以也没有必要做出孰高孰低的价值评判。

在受时空条件制约的历史年代里,二者有如并行不悖的平行线,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中各自独立运行。

但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以理性主义为精神内核,以科技进步为外在表征的西方文明,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与商业实力,强势地主导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方向。

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这种强势除了表现为西方文论知识系统的世界性输出外,也表现为其话语规则与言说方式的强势。

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说,就是西方文论以明晰的概念、严密的逻辑以及系统的论说确立了现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式优势,成为现代学术规范的通则与共识。

这种强势范式给中国传统文论思维与言说方式造成的巨大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我们当下无法逃避的客观现实。

如何既契合西方范式通则又留住民族文化传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探索:既有理论的若干尝试尽管国内学界提出“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口号颇有时日,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标准以及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多少有些大而化之或者语焉不详。

综观与此论题相关的一些观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其一为“无能为力”说。

持此说者认为,中西文论的文化机制、思维方式与话语形式差异巨大。

一个追求理性逻辑,一个讲求诗性直觉;一个长于分析,一个擅长综合;一个讲究彼岸超越,一个强调实用精神,二者的差异有如背向而驰的马车,非人为努力能够融合,即使强行嫁接,强扭的瓜终究不甜。

理论界与其费力不讨好地用“一些空洞无定的概念和漫无边际的方案来掩饰对这个问题的无能为力”[3](P284),倒不如让中西文论的这些差异性就此显现下去,让中国学人保持一种视域的开放性,从而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与中国文化异质的、同时也更具有西方文化价值的东西。

此说强调中西文论的异质参照性,主张在找不到合适解决途径之前自然无为,含蓄地否定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其二为“中体西用”说。

此说被言说的频率最高,学界中人也最为耳熟能详。

其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发扬传统,改造创新”。

所谓“精华糟粕”之言,就是要求在引进与借鉴西方文论的过程中,注意区分其理论的优缺点,弃劣而扬优;所谓“发扬创新”之说,就是要求充分利用经过扬弃过滤的西方文论来为我们的理论与批评服务。

创造出既有崭新时代特色又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论来。

在这种说法中,我们不难辨识出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思想回声。

必须承认,倘若这种愿望能够在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里得到完全的落实,那么,它毋庸置疑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最理想结果,毕竟,兼具中西文化长处的文学理论才能呈现勃勃生机,充满活力,也才能更加契合正在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文学现实。

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学界关于“中体西用”的提法大多停留在总体原则的层面上,迟迟未能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

换言之,“中体西用”说的最大不足在于其缺乏可操作性。

它所提供的最多只是一种指导原则,而不是一种足资操作仿效的实践范例与实施模式。

既扬弃西方文论的缺点又发扬中国文论传统的笼统说法,听起来确实非常合情合理,在学理上也的确无懈可击,可一到实施起来便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

而当前中国文论建设最需要的,不是大而化之的泛泛原则,而是关于中国化切实可行的具体策略。

用王一川的话说来就是:“人们要的不是‘招牌’,而是‘实货’”,即如何在理论著述中“落到实处”[4](P5)。

造成这种“听上去很美”现象的原因在于,持此说者没有意识到,西方文论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流派,而是由林林总总的文论诸派构成的总称,“一个由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想象与实在融会的复合物。

”[5]譬如浪漫主义文论不满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而竭力鼓吹情感的自由抒发,俄国形式主义因对传记批评与心理批评的无法忍受而转向寻找“文学性”,结构主义文论因反对存在主义无限制夸大主体的能动作用,转而探求文本深层的稳固结构,等等。

由于人们无法找到一种抽象的西方文论的优缺点,因而也就只能在宏观层面进行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谈。

其三为“话语改造”说。

持此说者认为,要改变当今中国文论界各式西方理论词汇满天飞的现状,有必要用中国文论的传统话语对西来理论加以改造。

他们将话语具体界定为“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维、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6]。

必须承认,较之“中体西用”说,“改造说”不但目标明确而且措施具体,在实践层面有相当的可操作性。

对于如何解决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同时也应看到,“改造说”还存在进一步深化的必要。

首先,“话语”是个所指极其复杂的范畴。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们将各自从事的学科意义不断附丽其上,令其成为一个“最需要界定的术语”[7]。

在巴赫金那里,话语是某种超越语句、能够体现对话关系的“言语整体”[8](P42)。

而依福柯之意,“话语”即言语、陈述或者书写,话语分析“就是要在陈述事件的平庸性和特殊性中把握住陈述;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关系”,追问“这个产生于所言之中东西的特殊存在是什么?它为什么不出现在别的地方?”[9](P33)从中发现与找到那种被掩盖与遮蔽的东西。

以此反观前述关于传统话语的界定,不难发现,“基本法则”的说法仍然偏于抽象,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规则,无论是“无中生有”的意义生成方式,还是“依经立义”解读方式或者其他规则,最终还得借助于具体可感的形式加以显现。

比方说,我们从汉字的左形右声、词语的叠词运用、诗篇的重章叠句、比兴的使用技巧里体会到汉语文本的对称美学规则;在“意象”、“兴趣”、“滋味”、“比兴”等的反复申说中,领会华夏民族超越具象、崇尚韵致的美学追求。

没有具体形式作为话语的呈现方式,也就难以体现话语背后的言说规则。

我们完全有必要进行以下追问:假设用来呈现中国文学传统“基本法则”是上述那些范畴,那么,这些范畴的普适度有多广?是所有的范畴都有普适性还是只有部分范畴有?如果是部分范畴,又当如何把那些不能够用来“化西方”的范畴甄别出来?再说,范畴都有其产生、运用的时空条件与文化语境,中国传统的文论范畴用来改造西方文论时的契合程度究竟如何?倘若我们承认并非所有的理论范畴都可用来呈现“基本法则”,那么,是否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取而代之?如此等等。

这些问题“改造说”都还未能够给予充分的回答。

其次,“改造说”的理论例证虽然不乏其例,但就总量来说似嫌不足。

笔者注意到,王国维与钱钟书是“改造说”倡议者的必举之例。

静安先生与钟书先生皆国学巨擘,一代宗师,道德文章风范后世。

本文不敢妄加评议。

在此只是想说,即使博学与识见如两位先贤,他们的话语改造之举也未见得就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静安先生之《人间词话》固然广获赞誉,而其《<红楼梦>评论》却也曾被钱钟书先生讥为“作法自弊”[10](P351)。

叶嘉莹则说它“有许多立论牵强之处”[11](P180),温儒敏也认为其有“削足适履,生拉硬套”的嫌疑[12](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