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胀

全球通胀
摘要：
本文表明工业化国家的通胀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现象。

首先，一个共同系数解释了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通胀将近70%的变动（方差）。

这一共同性不仅是由于趋势因素的存在（从1960年到1980年的上升及之后的下降），同时也有商业周期波动的影响。

其次，存在一个强误差修正机制将一国通胀率与全球通胀率抹平。

一个解释这种特征的简单模型便能够，在预测样本国家未来4到8季度的通胀水平方面，持续地优于标准基准（standard benchmarks）。

1．引言
一国宏观经济发展依赖于国际环境的观点并非这一两年的新事情。

然而，最近我们才开始寻找测量这种依赖性的指标。

例如，Kose,Otrok,and Whiteman的研究表明，世界上60个国家的共同支出时间序列数据能够解释经合组织国家这些序列数据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变动（方差）。

正像他们提出的一样，“理解国际经济波动的根源对发展经济周期模型和制定政策都很重要。

”根据定义，忽视国际发展环境的主要风险便是高估国内发展的重要性。

这包括国内宏观经济政策。

令人惊奇地是，经济学家对全球宏观经济发展的研究起初主要集中于实际经济周期方面。

而通胀的波动在全球也是惊人地相似。

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都经历过长期通胀水平的波动。

通胀率在20世纪60、70年代急剧上升，之后80年代才有所回落。

在上世纪90年代早中期，通胀率进一步下降，并自此始终保持着低的和平稳状态。

直到2007年末，大多数国家的通胀率才开始加速上涨。

本文对全球通胀的关联变动（comovement）做了详细分析，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全球通胀的关联变动性相当高，且这种共同性可以被用来预测一国的通胀水平。

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最近指出，全球面临着共同的通货紧缩（disinflation）（Rogoff,2003），或者至少是在经合组织国家有这么一种趋势（Levin and Piger,2004）。

这些研究也许忽视了国际通胀关联变动的两个重要方面。

第一，他们的分析仅限于20实际80年代后期的通缩，因此便可能忽略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加速通胀时期，而这段时期的高通胀状况正是全球多数国家共有的（这一点由McKinnon,1982,and Darby&Lothian,1983等人描述过）。

第二，他们严格关注通胀下降趋势时期或者通胀过程的向下冲击。

然而，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述的，在经济周期中还存在通胀关联变动的足够证据来解释它。

我们会采取三个步骤。

首先，我们使用一个简单的共同因素分析来证明一个事实。

使用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季度通胀率序列估计全球通胀大小，这一共同因素的大小帮助解释各国从1960至2008年的通胀的共同性（commonalities）程度，这段时期包含了低通胀和经济周期波动。

其次，我们使用这一标准化的事实模型来研究各国通胀的动态变化和可预测性，并检验是否可以使用这一通胀过程中的共同性在已有基准（benchmarks）的基础上改善通胀预测。

本文的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第一，全球通胀这一直觉是由数据确认了的。

22个经合组织国家通胀率的简单平均，我们称之为全球通胀，解释了这些国家1960年1季度到2008年2季度之间通胀变动（方差）的几乎70%。

这一定性结果对不同的样本区间适用。

同时，还与经济处于低谷抑或是高峰无关，而此时全球通胀平均来讲可以解释通胀变动（方差）的37%，并且国家越多解释能力越强。

第二，全球通胀是国家通胀的一个诱因（attractor），并且国家通胀对这一诱因预测值的偏离被纠正了。

从不同的样本区间和不同的国家来看，证据也是相同且有力的。

例如，我们对全球通胀给所有国家带来的影响差异研究并发现，对物价稳定有着更强承诺的国家（例如德国）比那些有着更弱的通胀规则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小。

也许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误差修正机制能够，在不同范围内和几个国家中，帮助预测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的通胀。

因此，我们的增强型通胀预测模型，在加入全球通胀后，便能够持续
地优于标准AR （p ）模型和简单的通胀模型，以及像Gerlach(2004) 提出的增强型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

这对于最近时期已被证明的通胀不可预测性似乎也是成立的。

我们认为已有的通胀预测模型未能使用国际通胀信息来改善简单基准模型的预测能力。

这些结论能够使全球通胀模型成为预测经合组织国家通胀的新的标准模型。

几篇关于通胀国际联动性的论文，在本文首次发表之后，已经发表。

Mumtaz 和Surico(2008)、Monacelli 和Sala(2007)使用因子模型将不同的国家通胀率分解为世界和国家部分。

Wang 和 Wen(2007)则重复这一经验事实，即通胀率的联动性比产出增长的修正新凯恩斯主义双国家模型更高。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开放经济模型环境中，通胀的国际溢出很弱，因此不能被作为通胀联动的根源。

Cecchetti et al.(2007)研究了多数G7国家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的原因并且提供了在相似的货币制度改革这方面的原因。

这些论文的主要结论并非定与我们的观点产生矛盾。

我们的论文中只是很少地与全球化和分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否改变通胀动态变化的文章有相关之处。

我们在一篇文章(Ciccarelli&Mojon,2008)中认为，通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受共同冲击支配，而且这一现象至今仍未改变。

无可争辩地，全球化意味着贸易冲击，对经合组织国家来说，具有相似性。

这一理论与我们的通胀模型是相容的，但是在本文中并未分析它。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本文中使用的经济和计量经济中的争议并不妨碍获得可能由全球产出（global outcomes ）引起国家通胀得所有原因，或者对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有碍。

我们相信，我们的结论也许会对下面这个理论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即研究通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全球而非个别国家的现象。

2．作为一个全球现象的通胀
这一部分，我们将会说明过去的45年间通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现象。

首先来描述下数据以及它们的必要变形。

然后我们使用简单的替代指标来估计全球通胀。

最后，我们对不同的子样本和子类别国家做描述统计。

A ． 数据
所有数据的来源和变形在附录中有详细说明。

这部分使用的数据是CPI 季度指标值，这可以从经合组织的经济指标数据库中1960年以来的季度数据中获取。

我们主要对每年的季度通胀率分析，这些季度数据已经消除了季节性。

为了分析经济周期频率对通胀波动的影响，我们考虑将数据过滤掉最小的和最高的频率。

我们使用带通滤波提取（bandpass-filtered ）的CPI 通胀率数据，只留下频率是6至32个季度期间的数据。

B ． 估计全球通胀率
下面，我们简要地描述和比较全球通胀率的三个不同的测量指标：
1．跨国家的通胀率平均值（a cross-country average ）
2．经合组织的总通胀率（the aggregate OECD inflation ），由经合组织发布
3．基于静态因子分析的测量指标（measure based on static factor analysis ）
文章随后部分的结论主要基于最简单的和最直观的测量指标，即跨国家的简单平均值。

“平均值”是22个国家的每年通胀率的简单平均，这些国家在大部分的样本期间（1961年2季度至2008年2季度）已经成为经合组织的成员国。

经合组织的总通胀率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通胀率的加权平均，权重和GDP 成比例。

关于共同因子分析，我们选取parsimonious approximate 因子代表（见Forni et al.,2000;Stock&Watson,2002），其将各个国家的通胀率分解如下：
t t n n n f ε1
111n t ⨯⨯⨯⨯+=Λ∏ （1）
第一项表示共同因子（t f ）的效应，Λ表示每个国家对共同因子不同的反应。

最后一项表示由冲击引起的且保持在国内的那部分影响的动态变化特征。

我们假定t f 和t ε正交，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

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因子的估计量，这一方法出自Stock and Watson(2002)。

估计t f 前，已经对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以使其具有单位方差。

图1 全球通胀率的测量指标
平均值 静态因子 OECD
注：本图绘制了三个全球通胀率的指标：跨国家的简单平均（平均值），静态因子指标（静态因子），OECD 总加权平均测量指标（OECD ）。

图1表明全球通胀的三个指标。

两个观测指标几乎一致，即“平均值”和因子模型指标，而OECD 总通胀率则和另外两个偏离较大，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大概是因为不同的样本国家造成的。

第二，全球通胀率的波动和趋势反映了过去45年的主要情况。

所有指标有两个趋势性特征：从1960到70年代末期的上涨（和两次石油危机和OECD 生产率下降相关）和随后的下降（反映了紧缩性货币政策和债务危机），以及整个期间5、6次的循环周期。

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高涨的通胀率和随后的紧缩货币政策已经在多少国家出现，那么全球通胀的趋势部分走势也许并不出人意料。

事实上，Corvoisier and Mojon(2005)的研究表明，对通胀率均值的冲击在经合组织中相当一致：1970年前后，1982年前后和较小冲击的1992年前后。

Cecchetti et al.(2007)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高涨的通货与经合组织国家过于宽松且长时间的货币政策同时发生。

然而，货币政策发生较大改变的原因并不清楚。

此外，经济周期中的通胀联动性也让人有点吃惊。

标准的开发经济模型(Clarida,Gal ′?,&Gertler,2002;Woodford,2007;Wang&Wen,2007)认为国际通胀溢出有限。

因此，对国际通胀联动的进一步研究也是有根据的。

为了测量单个国家与全球通胀率相关的程度，图2绘制出G7和欧元区国家使用共同因子预测的通胀率序列。

直观上可以看出，全球通胀模型不仅精确地捕获了趋势的移动，而且最相关的周期变动确实是相同的。

图2：G7和欧元区通胀以及各国基于全球通胀的预测（1960:2-2008:2）
注：图中绘制了国内通胀率（实线）及它们由全球通胀（简单平均指标）得出的预测值（虚线）。

使用OLS 预测方法，因变量是去季节性的季度通胀率数据。

C ．描述统计量
表1列出了国家通胀率序列的方差由全球通胀率解释的比例表，全球通胀率分别使用前面部分提到的三个指标：跨国家的简单平均值，经合组织的总通胀率和静态共同因子。

在每种情况中，国家的特征方差是表中报告数据的补充。

最后一列表明，由第二个静态因子解释的方差比例。

表1也列出了欧元区通胀率方差分解。

平均来讲，全球通胀的所有指标解释了国家通胀率波动的三分之二多。

通胀的联动性程度很高。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平均来讲，全球经济周期解释了经合组织国家工业生产增长方差的三分之一左右。

很明显，通胀率序列的第二个共同因子国家通胀率的有限部分。

可以认为这一部分与只有一个共同因子的国家通胀率模型相比足够小。

同时，经合组织总通胀率解释能力劣于其他三种指标。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总通胀率包括了不在我们的样本数据中的国家。

而且，在我们的样本国家中，可以看到由国家GDP 大小加权的平均值表现劣于因子模型和未加权的简单平均（未列出）。

表1列出的国家，由于共同因子的解释而使通胀率方差的比例增加。

全球通胀率对方差的解释比例小于60%的国家只有5个。

5个国家中，除了希腊之外，其他4个通常被认为是低通胀经济体。

我们也注意到，表中国家的顺序与地理关系和汇率制度基本没有关系。

表中有多个非欧国家，这使我们质疑一个观点，即OECD 国家通胀能由全球通胀解释只是因为大部分国家地处欧洲。

我们使用均匀分布在各个时区的六个国家（加拿大、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和澳大利亚）来估计全球通胀的另外一个指标后，可以获得——各国通胀方差中全球通胀的解释比例——一个更高的中位数（0.75，之前的是0.73）和一个更高的均值（0.74，之前是0.71）。

见表2的第一部分。

这一结果加强了我们的推测，各个国家间的通胀联动并不是仅仅反映了欧洲的经济发展。

表1 由全球通胀指标解释的各国通胀方差比例
注：表中列出了由全球通胀率的替代指标解释的各国通胀的比例。

这一比例定义为：)var(/)(var i 2i t t f πλ，其中i λ表示第i 个国家通胀率（t i π）对全球通胀率（t f ）的反应系数。

这个比例和国家通胀率与全球通胀率回归方程中的R 2
相等。

估计样本为1961年1季度至2008年2季度。

欧
元区国家的总通胀率不包括在用于估计全球通胀的22个国家数据中。

进一步来说，通胀率的高度关联也许并不重要，因为样本中的欧洲国家从1999年就加入了货币联盟，并从20世纪70年代将其货币与德国马克钉死。

对于这些国家，从1960年至1973年和1979年至2007年（我们样本中的大部分时期），可能更像固定汇率制度而非浮动汇率制度。

对于样本中的其他国家，这种高度联动性也可能来自过去45年间的长期固定汇率（主要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或者一些汇率限制的政策。

然而，通胀率的这种高度关联，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并没有实施任何固定汇率政策的国家，依然相当高。

这可以从表2的第二、三部分看到，在这两部分我们使用了前面提到六个国家的同样框架，只是这次的数据分别是从1975年和1984年开始的。

我们依然得到，即使各个国家汇率并非绑在一起，通胀率高度联动的结论。

表2 由全球通胀平均值解释的六个国家通胀率方差比例
注：本表列出了表1中第1列定义的全球通胀模型（六个国家的通胀率的简单平均）对各国通胀率方差的解释比例。

方差比例定义如下：)var(/)(var 2i it t f πλ，这里i λ表示各国通胀率（it π）对全球通胀率（t f ）的反应系数。

通胀率高度关联性的另一个简单解释是它仅反映出来通胀序列中共同的趋势。

因此，我们现在研究不同国家的通胀中有多大程度是与经济周期波动相关的。

表3列出了去趋势化后的通胀比例的估计值，这个估计值也是用共同因子模型得出的。

国家的通胀数据序列使用Baxter and King(1999)的带通滤波方法去掉趋势，这种方法提取了长度是6至32个季度的周期，并且滞后12期。

这些循环部分然后被用来提取经济周期频率中的共同因子（图3）。

同样地，国家的通胀率方差由共同因子的解释比例仍然很高，不管是哪种标准，这次均值和中位数为37%。

图3 去趋势化的全球通胀指标
注：图中绘制了三种去趋势化后的全球通胀指标：去趋势的各国简单平均（A VERAGE），去趋势的静态因子指标（FACTOR），以及去趋势的经合组织加权平均指标（OECD）。

这些通胀数据序列使用Baxter and King(1999)提出的方法去掉趋势，只剩下频率是6至32个季度。

通胀的联动不仅和20世纪70年代高通胀中的趋势因素相关，还和20世纪80年代的通胀加速及随后的逐渐通缩相一致。

全球通胀实际上能够解释包括像瑞士和德国这样通胀率在20
世纪70年代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均值在内的国家通胀方差（R2）的很大部分。

通过比较表
1和表3中的国家可以看出，相对来说，带有经济周期的全球通胀率对低通胀国家影响更大，当未移除趋势因素时，全球通胀的解释比例在这些国家中是最低的（表1），低于移除趋势因素后的均值（表3）。

这应该与瑞典和葡萄牙等国家的表现对比来看，这些国家中去趋势通胀率的共同因子对国内通胀的解释力比有趋势因素的指标要低。

这些结果倾向于肯定Cecchetti et al.(2007)得结论，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下面结论的一个证据，即低经济周期频率国家的通胀联动性可能是由于货币政策的原因。

我们使用国家通胀率的领先和滞后几期的数据计算了全球通胀的相关性（cross-correlation）。

这可以有效地观察到一些国家的通胀率是否会滞后或者领先全球通胀率。

结果显示（本文没有给出，如果需要请咨询）没有哪个国家的通胀率明显地领先或者滞后全球通胀率。

这使我们可以排除下面的可能性，即某个特殊国家（例如美国）系统性地影响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我们误把由某个国家决定经合组织通胀趋势作为全球通胀率决定的。

最后，我们检验了全球通胀对于像商品价格这样的共同冲击，并非仅仅是一个（stand-in）。

这可以通过一个因变量是国家通胀率、自变量是全球通胀率的标准回归分析检验。

当我们控制商品价格增长率的滞后期时，全球通胀率的解释力并未受到所有国家的影响。

而且，在样本外检验中，因变量仅取全球通胀率滞后期比使用全球通胀率和商品价格的回归模型average RMSE更好。

因此，全球通胀率比商品价格更具代表性（stand in for），这在所有国家是相似的。

总的来说，根据提供的证据，我们可以得出新的且有力的事实：经合组织国家通胀具有共同性。

下一部分，我们将研究这一事实的意义。

3．全球通胀的预测意义
本部分将描述全球通胀对国家通胀率的影响。

我们看到全球通胀是国家通胀的一个诱因。

这
一机制非常重要，不仅在于指导我们对通胀过程的理解还是寻求如预测这样的实用政策目标。

A ． 全球通胀是持久稳固和“具有吸引力的”
使用第2部分中共同因子模型的简单框架，很容易看到国内通胀会恢复到全球水平，并围绕后者做稳定的波动，因此全球通胀充当了一个“吸引器”的角色。

在因子模型中，国家通胀率的估计值由下式给出：
这里i ∧λ是对特定国家（country-specific ）的估计值，t ∧f 是我们倾向于使用的全球通胀的测量指标。

为了检验国内通胀是否会恢复到全球水平，本文转而检验it ∧
ε的稳定性。

表4列出了i ρ的预测值，它是it ∧ε的AR （1）模型中第一个自回归系数。

i ρ的估计值平均来说不到0.5，这表明在得到的样本国家里，对通胀的临时冲击平均来说最多只有5至7个季度后便会消失。

另一方面，平均来说，全球通胀的估计值比国家通胀率要高，这不仅对于全样本适用，而且对单个的子样本数据也适用。

因此，对于全样本数据，全球通胀部分捕获了通胀中最持久以及不稳定的部分。

这一结与下面的研究结果一致，估计得到的全球通胀因子捕获了用来估计它的数据的非稳定部分（见Bai&Ng,2002）。

这种情况下，全球通胀就像一个“吸引器”，国内通胀率围绕着这个“吸引器”的预测值波动。

因此，通胀的全球部分使我们重新思考对通胀持续的争论。

近期对通胀持续的研究主要有两种重要结论。

第一，当用来解释的通胀均值在统计上显著改变时，通胀持续的实证估计值会变小。

第二，什么因素引起的对均值的冲击，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不管是来自通胀均值重要性上的证据，还是来自对均值可能冲击的共同模式上的证据，都和通胀是一种全球性的现象相一致。

因此，与我们的发现一致，并且考虑共同长期均值的全球通胀指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旦我们控制国家通胀率对全球通胀率的依赖过程，那么22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通胀率会表现出更低的持续性。

本文的前期版本，我们已经表明通胀持续性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不稳定。

从计量经济学上看，稳定性问题是事关重大的，因为基于时间变化结构的任何持续性测量指标，如果没有考虑时间变量，都是有偏的。

我们的结果明显支持时间变化方面，全球通胀因子捕获了所以样本国家通胀的持续部分，并且它的持续性在过去10至15年之间是下降的。

我们需要注意之处，基于全球通胀率预测的各国通胀率loading 的估计值均匀分布在1的附近（见表7，Ciccarelli&Mojon,2008）。

从1960年开始，这些loading 总结了全球通胀改变对国家通胀率的影响（echo ）。

具有高通胀历史的国家的loading 毫不奇怪地具有比1高。

相反，德国是G7国家中loading 最低的国家。

具有明显区别的子样本数据的结果，也表现出某种程度地收敛于更加相似值的特性。

B ．预测通胀率的新基准？
有关预测的文献中已经很好地表明，通胀率的可靠领先指标几乎不存在。

例如，Stock and Watson(1999,2002),Banerjee,Marcellino,and Masten(2005),and Banerjee and Marcellino(2006)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在某些国家中的一段时期内，尽管某些领先指标表现能够优于基于简单通
表4 全球和国家通胀率的持续性
注：此表列出了国家通胀率的第1个自回归系数（it π-i f i λ）
，以及四个样本的标准差。

这里假定国家通胀率和全球通胀率都是一阶自回归的（AR （1））。

使用OLS 估计，系数是使用简单平均值估计的。

胀率AR （p ）模型的预测，但是并没有哪个领先指标能够持续性地优于AR （p ）（p=1或2）或者随机游走模型。

学者们因此认为，尤其是在过去10年到15年，通胀率变得愈发难以预测。

也就是说，通胀率预测数很难超出普遍使用的模型而提供额外的价值（Stock&Watson,2007）。

Atkeson and Ohanian(2001)的研究也支持上面的结论，他们研究发现后望（backward-looking ）菲利普斯曲线预测能力不及随机游走。

近期D’Agostino ，Gionnone 和Surico(2006)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起先前预测，几个通胀率预测指标的预测能力和实际活力明显下降。

然而这些文献均仅仅关注了美国经济。

据我们所知，并没有和其他几个工业化经济体存在的一些相似的特征实施系统性的比较。

这一问题部分地和大萧条（great moderation ）的争议相关，而这也未获得一个国际momentum 。

两个课题均在我们的研究日程中。

然而，这里我们讨论前面的问题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研究通胀可预测性的新思路，尤其是考虑通胀
表5 与标准模型对比的全球通胀模型的RMSE
注：表中列出了全球通胀预测模型与随机游走模型（RW ）、AR （p ）模型和增强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使用工业生产率、商品价格和货币供应量）的均方差比率。

在所有模型中，自回归阶数使用BIC 准则选取，并且使用全球通胀率的4阶滞后。

评估日期为1995年1季度至2008年2季度。

的国际共同性这一因素。

问题是，国际环境是否有助于预测国家的通胀率呢？
在本部分，我们通过考虑一个仅仅增加了通胀率的全球因素部分来看下结果。

与前面部分一致，我们从普通的领先h 步设置开始：
这里系数t f ∧并不是对数百个数据的总括，而是22个经合组织国家通胀数据序列的共同因
素部分，它是使用22个国家通胀率的平均值或者静态主成分分析方法估计的。

符号和方法与Stock and Watson(2002)使用的相似。

特别地，多步预测是使用
t f ∧和t 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