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离我们远吗——《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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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离我们远吗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读书笔记高乾熙

2010级人力资源管理实验班

“五四”运动中有两把鲜明的旗帜，名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前者即为科学，后者即为民主。“民主”这个已不新鲜的词汇被我们无数次提起，却又显得若即若离，深不可测。作为一种普适价值，理应成为每一个人的共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革新的社会现实又让人们对民主更加迷茫。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民主究竟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又离我们有多远带着这样一些困惑和迷茫，认真阅读了《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在与作者的对话中逐渐使自己对于这些问题有了一个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是我国著名宪法学者，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本书。蔡定剑教授一生致力于宪法、中国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研究，作为2009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选人的蔡定剑教授，曾经获得评选方的高度评价：法治思想和理论的重要贡献者；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推动者；法律实践行动的先行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在为宪政和民主鼓与呼，“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成为了他的临终遗言。

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美好蓝图的指引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改革。谈了30多年的改革，而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综合起来，我国面临的改革应该有四个层面：一是经济改革。其核心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是行政改革。其核心是建立廉政、高效、法治和按程序办事的政府。三是政治改革。其核心是民主、自由、宪政。四是社会改革。其核心在于建立独立、平等的公民社会及其社会结构。30多年里，经济层面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政治体制的改革总是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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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而其核心乃是民主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拦路虎”主要来自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反民主论的官员、学者，他们往往会提出“民主威胁论”、“民主有害论”、“国情论”等错误理论来阻挠民主制度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这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关于民主的一系列问题：第一，主要讨论民主的真正内涵、功能及对反民主论者的批判；第二，通过比较研究，实证举例，系统探讨了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国情、公民素质的关系；第三，分析了中国公众参与的现状和西方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在书的最后，应蔡先生的要求，再版时加入了名为《民主仍需启蒙——对梅宁华先生“民主迷思”感记》的一篇文章，希望民主学者们能以更尊重常识，更理性的姿态探讨民主。

一、为民主辩护

蔡教授首先提出了反民主论者对民主歪曲和批判的主要理论，包括“民主威胁论”、“民主有害论”、“国情论”等。然后回顾了民主制度的历史，从古希腊“多数决”的直接民主制度到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列举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况以及当今世界民主进程，得出民主不仅是国家权力产生权力结构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决策管理的生活方式的结论。在菲利普·施米特的文章《民主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中，关于民主内涵作了比较全面的阐释，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通过分权和自治避免权力高度集中，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民主社会奉行宽容、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蔡教授认为民主以法制为轨，因此法制的健全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但法治的优越性需要民主制度的保证，并且有些本身就是民主制度。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严厉、尖锐的批评，但在西方，民主理论的混乱和对民主的批判是由人民对民主敬畏、崇拜产生的。民主理论的混乱不是由于人们反对民主，而是因为“人人自称民主派”，所有对民主的批判不是为了否定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建立更好的民主制度。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上，蔡教授认为维系一个社会良好的持续发展，最好有三维。第一维是信念理念，社会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这是维系人心的基本维度。第二维是道德和宗教，道德和宗教的维度是靠内在规则维系人民的行为。第三维是法律，法律是通过外在

规则来让人们遵守社会秩序。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至少需要这么三维，这三个维度同时起作用是最好的。而我们当今的社会更多的还是在依靠法律这一外在规则来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重新建立起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将外在规则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约束，既能推动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同时也能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

二、理清关系，破除瓶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确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面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今中国，伴随着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也不得不去审视一个新的中心议题：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带来了大量问题：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高官落马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逐年增加，高税收，低福利，政府绩效考评唯GDP主义，以资源换取经济增长引起的环境问题愈显严峻。面对这些问题，政治体制向民主转型迫在眉睫。而如何认识民主与国情，与公民素质，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关系，破除反民主论者的“民主迷思”成为了重要问题。蔡教授针对这些关系作了详细梳理：（一）民主与国情

在中国，不少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强调中国国情在实行民主中的特殊性，所谓中国国情是什么呢就是：人口多，国家大，经济落后，有多少多少亿农民，国民素质低等等。因此一些反民主论者常常以这些国情作为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一种外来文化能否在一国生长，当然需要一些本国可适宜性的条件和土壤。但问题是，国情可不可以用来拒绝民主呢如果承认民主是一种普适价值，那么这样的理由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当今世界各国横向比较来看，民主本身没有国界，它可能最早产生于某个国家，但绝不会成为某个国家的专利。美国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确实与美国的国情有关，英国的议会至上和内阁制政府，也是历史演化的结果，法国半总统制的民主形式，则是总结历史教训的结果，符合法国的多党、激进的民族性。但这些所谓依据国情所建立的不同民主制度只不过是民主形式的差异，其核心和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国情只决定一国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而不能以此作为推诿和拒绝民主的挡箭牌。从历史发展纵向来看，既然古希腊人能搞民主，西方搞民主的时代比当今中国落后很多，既然在一个只靠马车作交通工具和靠邮递员通信的时代，在一些国家就实行了民主，那么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