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人物、主旨同工异曲的谋与合——《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群文整合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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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群文
情节、人物、主旨：同工异曲的谋与合
—《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群文整合设想
袁海锋中山纪念中学，广东中L1I528454
摘要：分析《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三篇小说在情节设计、人物气质、主旨表现方面存在的诸多相通之处，指出以其相通关联点为议题，将此三篇付诸群文阅读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小说的情节铺展、人物塑造、主旨演绎，继而感触文学，觉知真切的社会生活，最终达成超越单篇的教学预期。

关键词：群文阅读；情节母题；人物原型；主题关注
群文阅读作为如今语文教育界的“爆点”话题，参与和研究者甚众。

许多经典课文篇目作为单篇的教学研究已然众多，然而将之作为群文的“构件”，却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虽然被选编在统编语文教材九年级不同册本、单元，但它们在小说情节设计、人物气质、主旨表现方面，存在着诸多相通关联之处,蕴含着作者有意的写作谋划与无意的作品遇合。

因此在单篇教学之外，教师还可以将其相通关联点作为议题，聚多文本为“群”，设计横跨群文本的教学议题，勾连文本，结构教学。

如此，既可使学生更深刻内化单篇教学的成果,也能更透彻感触文学，觉知真切的社会生活。

一、一律千篇：情节母题的内隐与演绎
从社群角度看，无论怎样的个体人生遭遇境况，必然有人与之具有某种相似性。

文学具有非常强的个人特质，是个人情感意志的浓缩。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只具有个性而不具有共性。

小说文体的最表层，一般呈现为一个有波折的故事。

故事的具体波折变化是写作者情节意志的外显。

不同写作者笔下的故事情节迥异，但迥异背后却也掩藏着相似的情节母题。

落实于笔端，便绽放出“一律千篇”的文本景观。

《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三个迥异的故事背后，就存在“个”型情节母题：情节其一指向人、事的情绪态度，如“个”字一撇，表现为积极上行（或倒“个”的消极下行）；情节其二指向遇到突发事件，阻碍情绪态度的先行路径，女口“个”字一竖；情节其三指向情绪态度，因突发事件阻碍，发生转向，如“个”字一捺（与情节之一指向相反）,人物由此“变色”。

在《我的叔叔于勒》中，于勒因好玩乐、侵占兄长应得遗产，被人斥为“坏蛋”“流氓”，甚至被依惯例“送”往美洲；不久后，一封于勒的来信，又将他变成了“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

菲利普一家人的“变色”由此发生。

《范进中举》中，范进未中举时，在胡屠户眼中是一副“尖嘴猴腮”的落魄相；一旦中举，则成了胡屠户眼中的“贤婿”。

范进的变化与周围人物的“变色”同时发生。

《变色龙》中，奥楚蔑洛夫在赫留金讲述被狗咬一事后，严苛地斥责狗主人“混蛋”，咬人的狗则被骂作“野畜生”“疯狗”，更要把它直接“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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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好了”；当人群中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后”，奥楚蔑洛夫则转而斥责赫留金为“鬼东西”，说他想讹诈一笔赔偿费。

奥、赫与狗三方因为狗主人身份的不同而“变色”。

“个”型情节母题落实在这三个故事中，并内隐在情节片段之后。

情节母题是构成故事的内核，故事的情节化还需要对母题进行演绎式拓展。

一种母题内核可生发出无数迥异的文本风貌，情节母题的演绎式拓展亦是丰富多元的。

《我的叔叔于勒》采用的是二重叠加演绎，形成双“个”型情节。

其中，第二个“个”型中一竖的突发事件是菲利普一家在哲尔赛岛遇见落魄到靠卖牡蛎为生的于勒。

此时，于勒又变成了“贼”“讨饭的”，甚至比原来更可恶，父亲“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神色张皇”的变色，其实是一家人心态的印证。

情节母题再次在这个叙事片段施展。

抽离出两个突发事件，将两个“V”型的反转情节片段拼接，就形成整篇小说“W”型的情节全貌。

两个情节并列叠加，突发事件核心人物于勒的在场与不在场，影响着人物“变色”的力度，为人物形象塑造蓄足了力。

与《我的叔叔于勒》类似，《变色龙》的情节演绎也采用了叠加式演绎，但力度上却由二重强化为三重，形成三个“个”型情节。

构成另两件“个”中_竖的突发事件是巡警叶尔德林与厨师普洛诃尔确认狗是将军（哥哥）家的。

抽离出三个突发事件，将三个“V”型反转情节片段拼接，构成《变色龙》一波六折的“VVV”型情节。

突发事件类同重复，却不简单机械。

“狗是将军（哥哥）家的”的事件重复，在情节延续的同时，使奥楚蔑洛夫越来越频繁地“变色”，也将更多人物裹入情节中，裹入“变色”行列。

《范进中举》的情节演绎则采用了递进式演绎，“递进”旨在指示突发事件间的关系。

与莫泊桑、契诃夫突发事件的并列处理不同，吴敬梓将突发事件建立起发展层级。

“范进中举”与“范进发疯”两个突发事件，不仅勾连起胡屠户等人物的前后行为变化，事件本身也有发展关系—
—范进正是因为得知中举才发疯。

相对于范进中举，”范进发疯”是情节发展的一个小高潮。

因此，抽离《范进中举》中的突发事件后，两个“V”型情节片段并非水平衔接，而是螺旋递进式地“组合”。

这也是《范进中举》的情节特色，因为范进主导的突发事件情节化发展，附属人物的“变色”也就有了戏剧性、讽刺性，如胡屠户打醒范进一节。

情节母题的内隐与演绎议题，将单篇小说的情节发展分析推进到某类小说情节的设计分析。

情节母题设计的课堂讨论是高屋建领式的教学，它不仅静态地教学生读小说文本，也动态地教学生小说创作，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

二、一面千人：人物原型的变色与诱因
文学要表现人的生活。

其中，小说人物当仁不让地接过了小说的这一文学责任。

原型是人物形象特质的本质化、精粹化内核，如同人物塑造的范模，是人物设计最本真的底稿。

在经过情节、环境以及细节表现的打磨上色后，原型人物可以生成性别、年龄、种族差异巨大的繁复人物，有“一面千人”的繁简关系。

《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都蕴藏着一个“变色”人物原型------种人物形象因为突发事件影响，对原有人、事的态度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性变化。

小说中，构成制约情节进程的突发事件，其本身就是情节的一部分，因此包含着“事”与“人”的双重叙事要素，“人”在“事”的迁变中发生事实或想象性的外在变化。

因为突发事件的介入，人物原型与“人”相遇，二者形成一种“看”与“被看”的关注关系：“看”的人物原型，因“被看人”的外在变化，发生内在价值观的“变色”。

先看“被看人”的设计。

于勒、范进是“被看人”。

于勒的变化有两个：正直善良与无赖坏蛋的品格变化；品格变化又和心中想象、眼前现身的出场变化对应。

范进的变化亦有两个：因中举而由贱及贵的身份变化，因中举而疯魔及正常的精神变化。

《变色龙》的“被看人”则被契诃夫巧妙地处理成在场的小猎狗与不在场的席加洛夫将军的糅合，其变化表现为小猎狗与席加洛夫将军的身份捆绑与剥离。

因为“被看人”的确定，“变色”原型也生长成为变色人物：菲利普一家，胡屠户、张乡绅及邻人，奥楚蔑洛夫及看客。

因为“被看人”的变化，人物的“变色”也清晰了：
菲利普一家（若瑟夫例外）：厌弃于勒（送往美洲）—
—赞美盼望于勒（每周盛装到海边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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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弃于勒（一家“逃离”哲尔赛岛）
胡屠户、张乡绅等:轻贱范进（胡屠户辱骂）—
—看重范进（胡屠户奉承、乡邻帮忙、张乡绅赠屋赠银）奥楚蔑洛夫：弄死小狗、主人罚款（狗与将军身份剥离）—
—赞美小狗，送还主人（狗与将军身份捆绑）
“被看人”的变化，有些是实在发生的，如范进中举；有些是想象发生的，比如于勒的善恶变化、小狗的贵贱变化。

真正诱发人物“变色”的不是”被看人”自身的变化，而是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

例如，《我的叔叔于勒》中，撬动情节转向的两个突发事件是：菲利普一家收到于勒的来信；见到于勒穷困潦倒。

核心信息又可以概括为：于勒有钱且要还钱；于勒没钱。

“被看人”于勒的变化在一个“钱”字，菲利普一家则随“有钱则有情，无钱则无情”而“变色”。

学生借助群文助力，在深刻理解文本“这一个”人物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文学的“这一类”人物。

三、一唱三叹：主题关注的普及与深化
文学是无功利的，它并不以满足人的物质诉求为要；文学又是功利性的，它总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生活，干预现实。

作者创作小说，并不只讲故事、塑造人物，还包括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

这便是小说的主题关注。

在相类的情节母题、相似的人物原型之下，沉淀在《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中的主题关注也有它们的同与异。

藉由群文阅读，单篇小说之间同与异的主题关注，便有了普及与深化的教学可能。

“变色”人物皆担受着作者辛辣的嘲讽。

例如，胡屠户在女婿中举前后趾高气扬的辱骂与一路上替范进扯了几十回后襟滚皱的尽心迎奉；在狗与将军的捆绑剥离中，奥楚蔑洛夫的脸色不断变化，在仰视权贵的谄媚与施用权势的贪暴间，其变换之迅疾令人咋舌。

对“变色”人物庸俗、贪婪、势利、刻薄、虚伪形象的刻画自然是小说主题关注之一，但这些都是作者关注的浅表，也是较为容易突破的教学内容。

伟大作家的创作，不止于一个人，或一撮人的文学曝光。

他们的眼光更深邃、更严苛，也更宽广。

他们要用“变色”人物的光辉照亮小说情境的角角落落，将不入戏、没入戏的小人物通通纳入，圈定一种完整的小说情境。

对人类的关注，对社会生活的刻画，对坚硬制度的剖析，对小说主题的关注，
借小说特定情节得到了普及。

《我的叔叔于勒》《范进中举》《变色龙》无不是借一人事、一家事、一件事，反映一种生活的荒诞，一种制度的刻薄。

此三篇小说的群文阅读，再次将这种文学反映力扩容：作家由一位拓展到三位，生活情境由一元外延到多元。

文学力量由此强劲，文学的教育意义因此升级。

明清的科举制度，统治者用它选拔人，也在控制人—
—它以出路的形式，将读书人囿限其中，让他们为之疯狂，为之辛苦，为之坚守，将一生的青春、才华、热情全部交付其中；它又以权势之名将所有的人囿限其中，胡屠户、张乡绅以及众邻概莫能外，演出一场场“变色”游戏。

于勒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与技术革命让社会富庶的同时，也在改变人们的精神世界。

“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资本论》）于勒式人物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世态炎凉的“变色”不过是大时代的冰山一角。

奥楚蔑洛夫生活在农奴制末期的俄国，沙皇为抑制新浪潮，延续腐朽的旧生活，
豢养一批媚上欺下的鹰犬维持沙皇专制，而社会却由此更为凋敝。

“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

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的景物描写，正是对那个时代的经典隐喻，奥楚蔑洛夫正是制度之恶中的沧海一粟。

制度冷硬如铁,个人柔弱如卵o对初中生而言，
这样的认知太过抽象与高深。

但伟大的文学确是将这样的主题关注形象化为故事，具体化为人物形象，以浅见深，这便是文学的意义所在、魅力所在。

群文阅读将单篇小说的生活情境聚拢，将迥异故事统观，将“变色”人物置于一处，变成一片相关的生活、一组相通的故事、一群相似的人生。

藉由群文阅读，学生多了一种超越故事迷宫、看清情节之下主题底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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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语文秋学讯•初中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