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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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红建: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
作者:暂无
来源:《检察风云》 2019年第18期
纪红建
本期客座总编辑
纪红建,湖南望城人,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
在《中国作家》《当代》等发表报告文学
二百余万字,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乡村国是》获中宣部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
特别奖。
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风骨与气质的
一种创作。
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
尖锐地面对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是作家自身面对的挑战。
“沉住气,沉下心”
《检察风云》:2018年,您的作品《乡村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您觉得这部作品
为何能够胜出?
纪红建:评奖委员会认为我的《乡村国是》从十多个省、202个村庄的深入行走中,获得
总体性视野和生动具体的经验,充分表现了精准扶贫战略的历史性成就和千百万中国人对美好
生活的梦想与追求。
在我看来,能够获奖,首先是题材重大,关注了老百姓和社会各界关心的
大问题。
其次在写作上,我将写作聚焦在人性、精神和情怀上,融入真实的感情。
再次是体现
出了问题意识、忧患意识,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设性的意见,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这部
作品充满思辨和温暖,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感和现场感、有血有肉的报告文学作品”。
《检察风云》:获奖后,您在创作上有了哪些新的体会?
纪红建:这次获奖,我有几个体会:第一个体会,当下是一个信息化时代,节奏很快。
我
觉得,一定要沉住气、沉下心,淡泊名利,要放下身子。
我在采访的时候,遇到过各种各样的
困难,我们走出办公室,谁也不认识谁,作为一个普通的采访者,人家不一定会给你好脸色看,但我不计较这么多。
要走入火热的生活,就要放下身段,把自己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体验者、
寻找者、记录者。
第二个体会,要把个人的情感和国家的命运联结起来,把湖湘文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的精
神联结起来。
很多人说,写文章就是玩文字游戏,但是我这么多年的坚守,深切地感受到,这
不是文字游戏,真的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我要求我写的东西真实,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因为
报告文学的生命就在于真实。
《乡村国是》最大的特点,就是紧紧把握住了两点,一是有忧患
意识,二是有思辨,有自己的反思。
实际上,这部作品里面,你细细地看,就会发现在第一章
第一节里面,有两个山村的对比。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中央扶贫办乐于把这部书推向全国,就
是因为写得客观。
第三个体会,对自己要有高标准高要求。
我检验的办法就是写出来的作品,出版社市场化
运作效果如何,能不能在国家级主流文学期刊发头题,或者能重点推出,如果能做到,就有了
基本的质量保证。
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你只有这样严格要求,才能出精品。
我就是这样要求
自己。
采访收获很多感动
《检察风云》:在创作《乡村国是》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纪红建:两年的行走过程中,我收获了无尽的感动与感叹。
在一个人的旅程中,我常常忍
不住热泪满面,为老百姓的善良、顽强、奉献、乐观,也为自己的勇气与坚持。
2016年秋天,
我到了广西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
村庄地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1200余村民,就靠在石缝缝里种苞谷为生,人均产粮130公斤,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
村里人六次出门找能整体迁居之处,次次都失望而归。
怎么活下去?大关人想出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炸掉石头,剔出平地去“造田”。
“造田”,是与天争命的悲壮事。
为了造田,大关人付出了血汗。
1988年大年初三,复员
军人王光明用炸药炸石头,右眼被炸瞎,左手炸掉三根手指……知道大关的人,都被感动了。
进入90年代,各级政府开始给予支持。
到1997年,村中共造田1038亩,配套修建水渠255个,种植经济作物近200万株。
当年人均占有粮食580公斤,人均收入1280元,基本解决了温饱。
还有一件事,我亲身经历,也很感动。
有一次,我从贵州晴隆县赶往贵阳,采访结束天已晚,客车已停运,为了赶时间上了一辆黑车。
我突然发现手里少了电脑包。
遗落在车上的包里
装了存满资料的笔记本电脑、U盘以及录音笔。
没有司机电话的我几乎瘫坐在了黑黢黢的高速
路边。
苦心人,天不负,捡到包的一个女孩在包里发现了我的名片,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的资
料也失而复得。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检察风云》:为了写好作品,您经常到外面采访?
纪红建:是的。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一属性也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
这几年,在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的具体指导下,我一直坚持行走,行走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抵达生活和历史现场。
坚持思辨,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去呈现
真善美,鞭笞假丑恶。
创作实践让我深深感悟到: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青年作家才能健康成长,才能创作出既
有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
方向是根本,行动是关键,报告文学作家更需
要扎扎实实、默默无闻地行走、记录、思考和报告。
报告文学的行走,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一种艺术,一种情怀,一种理想,是
责任与担当的选择。
既包括脚步的行走,也包括思想的行走;既有现实生活的抵达,也有历史
现场的抵达。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报告文学作家只有抛弃一切功利,坚定地行走在中国大地,真实地记录现实生活,再现历史图景,关照现实,才能完成报告文学作家的责任与使命。
近几年来,行走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
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
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
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先是
在书本里行走,通读并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文学作品100多部,
接着走入火热的生活现场。
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
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14个省、自治区39个县的202个村庄。
在辽阔的大地和无边的海域行走,不仅让我吸收了文学的营养,更让我深深体味到“精神”二
字的宽广与无垠。
《检察风云》:报告文学中的思辨应该如何理解?
纪红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力量,或者说文学的张力来自思辨。
思辨就是要有反思,有忧患意识,有问题意识,给人启迪,发人深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毫无疑问,报告文学是最能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创作,最能体现作家人格与良知、风骨与气质的一种创作。
在文学这个大家族中,几乎找不到一种文体能像报告文学这样最公开、最直接、最尖锐地面对现实的挑战,同时也是作家自身面对的挑战。
当然,这必然是建立在“思想精深”的基础之上。
只有拥有现实主义精神,才能重建历史真实与强烈的现实关照。
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的思考,既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使命与担当。
文:文涛编辑:薛华 icexue0321@。